按照常識，紀錄片的傳播效果往往難與電視劇、電影及綜藝節目等影像“娛樂”形式媲美，然而《我在故宮修文物》這個隻有三集的紀錄片卻出人意料，僅在某一視頻網站上就獲得了超過200萬的點擊量，在一向以苛刻著稱的某評分網站上也達到了罕見的9.4分，而片中儒雅的鐘表修理師更是成了新一代“網紅”——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部投資150萬、由7人團隊拍攝的紀錄片如此火爆呢？

　　首先，記錄者以平等的姿態與觀眾親密交流，拉近了觀眾與記錄對象的心理距離。雖然故事發生在“故宮”，修復的是“文物”，但記錄者沒有隻盯著物件和技術本身，而是將視線放在了一群個性鮮明的“人”身上﹔區別於類似題材的其他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沒有採用宏大敘事的策略，舍棄了大場景俯拍等手段，而是以平實、散淡的鏡頭處理人與文物、人與場景、人與人的關系，因此它毫無疏離感地捕捉到了一種韻味。紀錄片中宮廷氣象依然恢弘、宮廷文物價值連城，但國寶級專家卻同我們這些平常人一樣，累時彈吉他，閑時種菜打杏兒，互相開玩笑。鏡頭中沒有權威，有的只是對人的尊重、對手藝本身的敬畏以及積極陽光、不乏新潮的活潑氣質，使得影片的代入感極強，這是吸引年輕觀眾的重要因素。

　　其次，《我在故宮修文物》有自己獨特的敘事風格，記錄者的情感化表達顯示了很強的吸引力。看過紀錄片的觀眾都能明顯感覺到影片淡定、從容的“慢生活”氣質。現代化的快節奏生活帶來了精神的緊張和心態的浮躁，而紀錄片呈現出來的修復專家們從容淡定、有條不紊，因而禪意十足，他們以最佳的身體和心理狀態投入工作，不急不躁且自得其樂，令人神往。片中古鐘表修復專家王津說，“干這一行就要坐得住，必須安靜，再安靜。”這種安靜與大氣被細心的編導發現並捕捉到了，貫穿紀錄片始終。

　　其實，《我在故宮修文物》最撞擊人心的是記錄對象與記錄方式透露出來的雙重“工匠精神”。紀錄片的紀實拍攝並非單純的時空重現，如果不能通過客觀的記錄透露出形而上的意味，紀錄片就失去了靈魂而成為素材的堆砌。《我在故宮修文物》的拍攝條件十分簡陋，僅有兩架攝像機，不過編導們硬是靠著4個月的長時間跟拍獲得了講故事所需的大量生動素材，並緊緊圍繞著“工匠精神”進行組織剪輯，在看似平常的細密敘事中，故宮文物修復大師們嚴謹、耐心、敬業、精益求精、不計得失、耐得住寂寞的“工匠精神”生動體現出來，讓觀眾受到靜和美的滌蕩，獲得了精神上的升華。

　　貼近大眾的平民影像表達、精致的“慢生活”態度以及極致的“工匠精神”內核，這些個性十足的紀錄片元素將《我在故宮修文物》這部紀錄片營造得趣味盎然，其走紅網絡也就不足為奇了。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12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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