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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安徒生獎獲得者曹文軒訪談:以文為家 以筆為馬

本報記者 張 健

2016年04月14日09:02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亞國際童書展上,曹文軒榮獲2016年國際安徒生獎。

國際安徒生獎由國際兒童讀物聯盟於1956年設立,每兩年評選一次,被譽為“兒童文學的諾貝爾獎”,旨在獎勵世界范圍內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家和插畫家。曹文軒實現了華人在該獎項上零的突破。近日,本報記者就兒童文學與讀書創作等有關問題採訪了曹文軒。

兒童文學是培養

高雅趣味與高貴品質的文學

記者:首先祝賀你斬獲國際安徒生獎。請問你如何看待這個獎項?以安徒生命名這個大獎是否意味著對經典兒童文學傳統的一種接續?

曹文軒:中國兒童文學大河的源頭之一就是安徒生,中國兒童文學的軀體裡流淌著安徒生的血液。這鮮艷而純淨的血液一直滋潤著中國的兒童文學。但是,現在兒童文學創作領域似乎有一種趨向,就是安徒生的種種品質和情調,比如憂傷、美感、悲憫、純淨、高雅,正從兒童文學的文字世界中褪去,代之而起的是喧嘩、熱鬧、空洞的傻笑。中國一些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習慣於把過去一些值得懷念的美好東西摧毀掉。他們認為安徒生是可以懷疑的,要往安徒生臉上吐唾沫。好在,更多的人——包括我在內,認為安徒生是活著的,還活在他的作品裡,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人文精神和文學精神依然是人類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國際安徒生獎”的設立以及在世界范圍內廣泛而巨大的影響,就是一個証明。

記者:安徒生獎頒獎詞中提到你的作品“書寫了關於悲傷和苦痛的童年生活”。其實童年記憶對於很多人來說是幸福與快樂的,可為什麼你更願意選擇書寫悲傷與苦痛?

曹文軒:我小的時候很貧窮。當時中國的農村發展很緩慢。自然災害再加上人為因素,中國的經濟狀況不太好。但是,今天再回過頭去看,我那樣的一個童年,卻給了我許多非常重要的生活積累。因為生活貧困,人人都滿懷著真誠的愛。小時候的許多事至今仍在我頭腦中留有極深的印象,這種艱苦生活是我提筆寫作的一大原因,也是我今天創作的基礎。

苦難主題確實是我作品的基本主題之一,這個主題不是憑空強加於我的文字的,而是我在對人性、存在、世界感知之后的切身體驗,是我的一個判斷。我相信這個判斷是准確的。我並不拒絕苦難,實際上苦難是無法拒絕的。與其逃避它,不如接受它,永遠在面對它的時候保持優雅的風度。與其仇恨它,不如面對它的時候抱有感恩之心。我願意向我的讀者傳輸這樣一種對苦難的解讀和態度。

記者:有的作家認為,兒童文學是寫給小讀者看的,因此內容淺顯。我也感覺在兒童文學界似乎有一種“身份焦慮”,大家感到兒童文學還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對此你怎麼看?

曹文軒:從文學性來講,兒童文學沒有任何特殊性。它與一般意義上的文學所具有的元素和品質是完全一致的——兒童文學是文學。如果隻有“兒童”沒有“文學”,這樣的兒童文學隻會停滯於讀者的童年,是根本無法跟隨這個讀者一路前行的。優秀的兒童文學可以讓一個孩子在長大以后,甚至垂暮之年,都還念念不忘,都還受到其潛移默化的影響,所以優秀的兒童文學是可以伴隨一個人的精神成長的。

一些兒童文學作家提出了“蹲下來寫作”的概念。可是,大量被公認為一流的兒童文學作家對這種姿態都不屑一顧。E·B·懷特曾說:“任何專門蹲下來為孩子寫作的人都是在浪費時間……任何東西,孩子都可以拿來玩。如果他們正處在一個能夠抓住他們注意力的語境中,他們會喜歡那些讓他們費勁的文字的。”蹲下,沒有必要﹔兒童甚至厭惡蹲下來與他們說話的人,他們更喜歡仰視比他們高大的人的面孔。

經驗告訴我們:兒童確實有兒童的天性,但他們是可培養、可塑造的。兒童文學應是一種培養他們高雅趣味、高貴品質的文學,而不是一味順從他們天性的文學。所以,兒童文學的讀者並非確定不變,我們可以用我們認為最好的、最理想的文字,將他們培養成最好、最理想的讀者。

記者:據介紹你有50多種書被翻譯到國外。你覺得當代中國兒童文學在向外傳播的時候,是否還存在著不易逾越的文化隔閡?

曹文軒:世界上不存在一個隻被本國民族所理解而世界無法理解的偉大作家。美國著名作家弗蘭克·諾裡斯在論什麼樣的作家為偉大作家時說:“成為本國頭號偉大作家的,他必然不屬於那個國家,他必將和托爾斯泰一樣,是全世界的財富﹔提到托爾斯泰,難道不首先說他是小說家,其次才說他是俄國的,不是嗎?”

所以,中國當代兒童文學應當積極走向世界。作為承繼幾千年文學傳統的中國當代作家,有責任與世界各民族的作家一起,為人類創造最優秀的精神財富,並且通過自己文學的優質,對國際文化產生影響。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研究走向世界的前提和方略。相信世界總有一天會克服偏見、語言等障礙,看到東方的中國有一塊嶄新的、並越來越生機勃勃的文場。

讀書的后天偉力

可以化普通為神奇

記者:怎麼看待讀書對於一個人的意義?

曹文軒:讀書人的氣質是由連綿不斷的閱讀潛移默化養就的。我認識的一些先生,當他們安坐在藤椅裡向你平易近人地敘事或論理,當他們站在講台上不卑不亢、不驕不躁地講述他們的發現,當他們在餐桌上很隨意地詼諧了一下,你就會覺得這些先生真是很有神採,讓人過目不忘。有時我想:如果這些先生不是讀書人又將如何?且不說他們的內心因精神缺失會陷於平庸,就說其表,大概也是很難讓人記住的。此時,我就會驚嘆讀書的后天偉力,它居然能將一個外表平平的人變得如此富有魅力,此時,你會真正領略“書卷氣”的迷人之處。

記者:世界上讀書人很多,但將書讀好的人很少。讀書也有門道。能否談談你的讀書之道?

曹文軒:我認為個性是讀書的關鍵,是讀書能否獲得最大利益的根本。很多人都在讀書,但未必誰都能將書讀好。而書讀不好的原因之一是這個人的書讀得全然沒有個性。許多年前,我曾在北大的課堂上說:讀書也有一個拒絕媚俗的問題。除了一些大家都應該讀的基本書之外,一個人讀書應有自己的選擇。做人忌諱雷同,做文忌諱雷同,讀書也忌諱雷同——讀書一雷同,也就什麼都雷同了。因此,聰明人讀書,會獨辟蹊徑。一個人說:我不讀別人讀的書,隻讀別人不讀的書。此說也許是狂言,也許是極端,但這份決斷也有可取之處。到別人不常進入的領域去淘別人不淘的書,就會得到別人得不到的知識,就會發出另樣的聲音。這個道理如同走別人不曾走的路,就會發現別人發現不了的風景一般。

記者:古人說,盡信書不如無書。讀書雖是好事,也有誤區存在。可否結合當下的讀書狀況,談一談都要留意哪些讀書的誤區?

曹文軒:這些年我一直在關注一個無處不在的事實:當我們用盡天下最優美的言詞去贊美讀書時,我們卻同時面臨著很多的、無意義的、劣質的,甚至會使人墮落的書。這是我們面對的現實。這一現實告訴我們:一個圖書豐富的時代,卻有可能是一個閱讀質量下降的時代。讀不讀書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它甚至可以被解讀為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文明程度息息相關。而我以為讀什麼書卻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記者:那麼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該如何選擇圖書,尤其是對於尚無分辨能力的孩子?

曹文軒:對於成長中的孩子而言,除去那些有害的不可閱讀的書之外,即使都是有益的書,也是有區分的:一種是用來打精神底子的,一種是用於打完精神底子再讀的。這裡,我們不必去衡量前者與后者誰更有價值,只是說,圖書在進入孩子的閱讀視野時,是有先后次序的,其情形猶如油漆漆門,先打底漆,而后才上面漆。

對於孩子而言,所謂的打精神底子的書,簡單來說,就是那種大善、大美、大智慧的書。這裡,善、美和智慧,是用特有的方式表達出來的,與孩子的認知能力相呼應。它們的功能是幫助一個孩子確定基本的、合理而健康的存在觀、價值觀以及高雅的情調與趣味。

另外,地有地脈,文有文脈,書也有文脈。我常常想起我小學五年級時的讀書。那時候不像現在書多得滿坑滿谷。我的父親當時是小學校長,他有一書櫃書,裡頭有些魯迅作品的單行本,我拿起這樣的書看,一看就進入了痴迷狀態。進入中學之后,我每每寫起作文來,就覺得魯迅的精神、魯迅的思想,乃至魯迅說話的語氣與腔調,順著我的筆杆靜靜地流淌到紙上。當時,我完全不知道那種東西叫什麼,幾十年后的今天,我終於知道了,那東西叫“文脈”。如果長久地接觸不到有文脈的書,那麼孩子們的寫作可能會停滯在枯澀的狀態之中。

經典的作家

都是在做“感動文章”

記者:文章本身就是一種傳統。能否談一談你寫作的經驗?好文章如何做?

曹文軒:寫作對我來說有一種特殊的意義。文字構建的屋子,是我的庇護所——精神上的庇護所。無論是幸福還是痛苦,我都需要文字。無論是抒發,還是安撫,文字永遠是我無法離開的。特別是當我在這個世界裡碰得頭破血流時,我就更需要它——由它建成的屋,是我的家。

不僅我自己如此,我也曾經給孩子們講寫作,我說:一個人能夠寫一手好文章,這是一個人的美德。你日后無論從事何種工作,從軍也好,從政也好,從工從商也好,都得有一個基本的本領,就是寫作的本領。也許我是一個寫作的人,所以對於文章的形式非常在意。而這種文章的感覺,首先要從語文教育中獲得。

記者:語文教育一大任務就是培養孩子的寫作能力。這些年你以大學教授身份深度參與了中小學語文教育工作,此中最大的感觸是什麼?

曹文軒:審美教育並沒有真正進入中國教育的視野,這是教育的一大缺失。這一缺失隻能通過讀書,特別是讀一些優美的文學作品來彌補。事實上,文學自出生以來就一直具有這樣的功能。我們人,不僅僅要成為有思想、有知識的人,還要成為有情調的人。而文學似乎比其他任何精神形式都更有助於培養人的情調。文學能用最簡練的文字,在一剎那間,就把情調輸入人的靈魂與血液。從某種意義上說,語文課也就是審美教育課。作為一個語文老師,應當明確這個擔當。在彌補現行教育的缺失方面,語文老師的責任和擔當是無法替代的。

記者:談到寫作,不管是創作還是評論,往往各種觀念與理論很流行,有時候是觀念就像個筐,故事、題材都往裡面裝。

曹文軒:其實無論是浪漫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在漫長的歲月中都在做著一篇“感動”的文章,但這個“感動”的文章到了現代派這裡就不再做了。現代派的全部注意力都用在思想的深刻上。這種對思想深刻的無節制追求,到了后來幾乎墮落為變態。當然,現代主義在將人類的思考引向形而上的思想疆域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現代派放棄做“感動”的文章則無疑是愚蠢的。文學具有悲憫情懷是先驗性的,也就是說,文學之所以是文學,就是因為它有悲憫情懷。現代形態的文學對古典形態的文學的叛逆,許多時候是有意為之。理由是沒有的,因為你向東,所以我向西。事實上,當前的社會在進入現代狀態之后,人際關系變得鬆懈,人的感情日益荒漠化,這個社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悲憫情懷。當然,要說明的是,做“感動”文章,絕不是說去做煽情文章,更不是讓自己的寶貴文字淪為矯揉造作的感傷。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14日 24 版)

(責編:王鶴瑾、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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