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人：張 江（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教授）

　　戴錦華（北京大學電影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陸紹陽（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

　　丁亞平（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饒曙光（中國電影家協會秘書長、電影評論家)

　　

　　【核心閱讀】

　　好萊塢始終是“現實主義”的，社會現實尤其是社會心理的困境與危局始終是其選題和敘事的切入點，舍此，便無以論及意識形態的“想象性解決”

　　社會主導文化被商品邏輯貫穿，就有可能導致三種后果：主流價值觀的邊緣化、情感展示的外在化、捕捉生活的淺表化

　　影像藝術中人物形象的思想蘊含一定要有，但是我們反對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對主題先行和庸俗社會學

　　娛樂不排斥思想，有思想深度的娛樂是有品位的體現﹔思想也不拒絕娛樂，以輕鬆活潑的方式闡釋思想、傳達思想，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張江：當今時代，好萊塢電影無疑是世界范圍內最暢銷且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品牌。表面看來，好萊塢電影只是一部吸金的機器，它運轉的結果是匯集了大量財富，賺取了高額利潤。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好萊塢生產出來的光影之作，無論是娛人之樂還是拯救世界，抑或其他，事實上都隱藏著強烈的意識形態訴求。

　　娛樂與意識形態的正相關

　　戴錦華：廣泛流行的通俗娛樂作品無疑與意識形態相關，而且是正相關：其商業的成功度同時是其編織的意識形態的密度和有效性的証明。

　　然而，不同於某種冷戰式想象，意識形態——盡管其核心要旨是對統治合法性的論証，卻從來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宣講或灌輸。意識形態的形式特征從來是隱形的竊竊私語、喁喁告白，是對化身為常識系統的價值體系的生產與再生產，是對社會與時代的認同與情感結構的塑造。自行暴露為宣講或意識形態灌輸，可能出自其載體的劣質、蹩腳，更可能其自身便是某種合法性危機的指征。意識形態與文化霸權有關，但與權力暴力無涉。否則，便隻需國家機器自身的運行，而無需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輔佐。因此，我們才會說，美國政治始終是華盛頓特區與洛杉磯—好萊塢的“雙城記”，而非華盛頓特區的獨白。

　　具體到好萊塢電影，其A級片大約是主流意識形態復制和再生產的場域，靈活多變，卻萬變不離其宗﹔而B級片，加之今日的多數電視劇，其意識形態則大多相對龐雜、繁復，或者說，更近似於葛蘭西所謂的“霸權爭奪戰”的場域而非主流價值觀的陣地。好萊塢在意識形態上以不變應萬變的全球常勝，固然依托著美國的全球霸權，同時也憑借著好萊塢制作人高度的政治敏感與有效的應激機制。好萊塢始終是“現實主義”的，社會現實尤其是社會心理的困境與危局始終是其選題和敘事的切入點，舍此，便無以論及意識形態的“想象性解決”，無以實踐社會常識系統的更新與復制再生產。百年好萊塢，確乎是美國夢的最佳營銷商。但作為今日世界最耀眼的跨國公司群體之一，好萊塢當然以逐利而非意識形態營銷為目的，好萊塢與美國夢的聯袂雙人舞，隻在於美國夢或曰美國主流價值、美國意識形態始終佔據著全球的霸權地位。

　　談到娛樂與意識形態，多少有些“新”味道的事實是，伴隨冷戰終結，意識形態的暴露與失效開始成為全球性的普遍事實。其主要特征是，意識形態在喪失其匿名性與隱形性的同時，開始喪失其社會整合、詢喚的效力。盡管認同—身份政治調門甚高，卻無法改變文化犬儒主義與政治民粹主義高漲的世界現實。此時，電影作為國家文化工業又當如何應對，變成頗具新意的命題。2015年負面評價美國社會主流價值的《鳥人》在奧斯卡評獎中大獲全勝。2016年，《鳥人》導演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裡多又憑《荒野獵人》蟬聯了最佳導演，而且在片中召回了美國歷史的印第安幽靈。此番，不僅可以試看好萊塢如何再度化解由社會危機漫漶而來的文化陰影，亦是看意識形態是否仍可充當國家機器全速運轉的潤滑劑，當然也是看電影的社會角色能否迎擊數碼轉型，羽化重生。

　　意義缺失的背后

　　張江：我們指出好萊塢電影隱藏著意識形態訴求，不是抨擊，只是道出了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我倒認為，意識形態之於電影，並不是夾帶進去的“私貨”，而應該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反觀當下的中國電影，在這一點上欠缺很多。驅逐意義，逃避意識形態，片面追求娛樂性和感官刺激，為中國電影埋下了諸多隱患。

　　陸紹陽：當前的中國電影業，一方面是由票房的井噴式增長構筑起的一派繁榮景象﹔另一方面，電影主體多是由“有意思沒意義”的影片構成，在這個話語越來越多而意義越來越稀薄的空間裡，觀眾看到的是炫目的視覺奇觀而不是豐富的心靈世界。

　　出現這樣的文化景觀，與經濟社會發展的現狀有密切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消費作為基本的經濟活動和文化現象，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愈加突出，商品概念也深入到文化藝術領域，電影作為藝術品的純粹性被淡化，而作為工業產品和消費商品的特性被放大。

　　按照目前的趨勢，社會主導文化有可能被商品邏輯貫穿，這就有可能導致三種后果：

　　一是主流價值觀的邊緣化。在以往的創作實踐中，電影人探索出“家國同構”“政治—道德一體化”等敘事策略，從國家、社會、個人多個層面為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深入人心提供了多種有效的范式。但如果將一切皆商品的邏輯應用到文化藝術生產中，讓快速更替的消費思維佔主導的話，本來根植於我們內心的價值觀和精神信仰可能就會被動搖。

　　二是情感展示的外在化。英國文化學者邁克·費瑟斯通指出：“在消費文化影像中，在獨特而直接產生的身體刺激與審美快感的消費場所中，情感快樂與夢想欲望總是大受歡迎。”他的細致觀察道出了一些實情，問題是我們是否需要一味地“遷就”大眾口味？電影讓觀眾在高強度的工作之余放鬆一下精神，滿足娛樂需求，這無可厚非，但不能忘記，電影即便被認為是娛樂藝術，也必然保有“成教化、厚人倫”的功能。藝術的至高境界是陶冶人心，如果電影僅僅被當成身體和物的展示，讓坐在舒適椅子上的觀眾凝視和把玩，那它就逐漸喪失了文化性，它的價值無疑就會大打折扣。

　　三是捕捉生活的淺表化。現在有一種創作傾向已經很明顯，創作者不願意觸及生活中的矛盾。雖然編導在創作中將敘事退回到家庭，或者干脆穿越到過去時空，固然有客觀原因，比如希望規避風險，但實質上還是一種跟風取巧心理在作祟。電影不僅僅要反映生活，更要引導人們發現生活的問題，引導人們對生活進行嚴肅的思索。如果鏡頭捕捉的只是懸浮在生活之上的光鮮，而不去探究現實生活的內涵本質，甚至還有意在社會矛盾和個體生活中間打一堵防火牆，我們的電影就可能順坡而下，滑向世俗文化、商品文化、消費文化匯聚的窪地，人們不斷呼喚和期待的具有歷史厚度和時代寬度的力作就不可能出現。

　　人物塑造的蒼白無力

　　張江：人物是一切影視作品的核心。人物塑造的成功與否，直接決定著一部作品的成敗。好萊塢電影，無論是《阿甘正傳》《拯救大兵瑞恩》，還是“星球大戰”系列，其成功都建立在人物塑造的基礎之上。同時，作品的意識形態傳達，也通過人物的言談舉止、所思所想來完成。

　　丁亞平：好的影視作品，准確、鮮明、生動地訴諸觀眾的直覺和聯想，除了要有戲劇性，更要具備影像的藝術特性。好的內容是靈魂，是影像藝術特殊表現手段的主要目的所在。

　　我們看到，一些作品的創作，重事件敘述輕人物塑造、重功績交待輕故事挖掘，這是影像藝術中人物形象塑造不豐滿、藝術魅力不強的重要原因。忽視在思想沖突中凸顯人物的人文內涵和個性，會影響觀眾的觀賞﹔而外加上去的主題標簽，不僅容易概念化，而且很難感人。

　　我認為，影像藝術中人物形象的思想蘊含一定要有，但是我們反對人物形象塑造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反對主題先行和庸俗社會學。在概念化和生活真實感之間有一“臨界點”，這就是對藝術創作規律的遵循：一是放開手腳，二是去除陳言，三是重視觀賞性。大眾以購票等自願觀賞的形式完成消費體驗，追求的是放鬆身心及多種情感參與，灌輸式傳播會與觀眾要求滿足快樂的心理產生抵觸。如果主流意識形態生產與觀眾興趣、電影市場需要未能實現無縫對接，不能與電影觀眾產生多方位的有效交流，日積月累將形成一時難以修復的審美接受疲態。

　　解決人物形象的思想蘊含問題，有兩個路徑。一是尋找歷史與現實的共振點，扭轉普遍存在的過度娛樂化、平面化和主觀化的創作觀念﹔二是使影像人物成為現實與想象的縫合，“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需要改變不真實與感染力缺失的狀況，解決觀眾不認可的問題。

　　娛樂性與思想性的分離

　　張江：我一直認為，娛樂性和思想性並不存在天然的矛盾。娛樂不排斥思想，有思想深度的娛樂是有品位的體現﹔思想也不拒絕娛樂，以輕鬆活潑的方式闡釋思想、傳達思想，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目前國產影視，尤其是電影對娛樂的追求，往往以犧牲思想性為代價和前提。

　　饒曙光：國內電影市場規模不斷擴大，但與美國電影的全球傳播力、影響力相比，國產電影依然無法企及。

　　2015年中國電影出現了一些口碑與票房都不錯的作品，它們大多以制造話題取勝，以小品化、橋段化掩蓋電影敘事能力的不足，以互動性強的網絡語言掩蓋電影專業能力的不足。特別是娛樂性與思想性相互分離的現象比較嚴重。為什麼中國電影如此高速發展，但卻面臨著越來越激烈的批評？一言以蔽之，結構不合理。特別是電影市場層面，同質化、單一化、過度迎合觀眾的娛樂性需求、過度追求票房數字。在互聯網背景下，導演開始扮演“產品經理”的角色，“用戶至上的粉絲電影”成為一些青年導演的至高追求，討論影片的思想性則成了“一種滑稽行為乃至笑話”。

　　2015年年度票房前十名中，國產喜劇片佔了3部，依次為《港囧》《夏洛特煩惱》《煎餅俠》，如果加上輕喜劇色彩的《捉妖記》和跨類型的《澳門風雲2》以及《萬萬沒想到》《惡棍天使》《唐人街探案》《不可思異》《一念天堂》等等，更可看出，主流觀影心態已經從藝術審美滑向了社交娛樂，進而形成了中國電影商業美學發達而藝術美學式微的獨特現象。正如一位導演所說，現在很多人拍電影純粹就是為了“搶錢”。話說得有些極端，但確實凸顯了當下電影的某種狀態，這提醒我們必須注重中國電影的商業倫理、中國電影的敘事倫理。

　　電影不僅是一種工業產品，也是一種文化產品，不僅要滿足觀眾的娛樂性需求，更要滿足觀眾的思想性需求，更進一步，成為引領國民精神前進的燈火。創造、優化新供給以創造、滿足新需求，是當下中國電影創作面臨的巨大挑戰，也是中國電影需要前瞻性思考並有效應對的課題。

　　張江：電影作為一種文化產品，必然攜帶意識形態屬性，這是宿命，逃脫不掉。以好萊塢為代表的美國電影，正是利用這一點將自己的價值觀推向世界。中國電影不僅要生產特效、生產3D、生產笑聲，更要蘊含和傳播中華民族的價值觀，傳遞主流意識形態。當然，是以藝術的形式。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15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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