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可以把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從文化系統“內循環”轉變為社會“大循環”，還能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形成共同參與、有序競爭的有利局面，使公眾真正成為最終的受益者

說起公共文化服務，近年來各地拔地而起的公共文化設施可謂目前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大景觀。但不少擁有寬闊場地、一流設施、標志性外觀的“容器”裡面，呈現的卻是少人氣、缺活力的窘態。一邊是公共文化服務硬件條件不斷提高的“成績單”，一邊卻是“門可羅雀”的尷尬場景，強烈反差背后的原因何在？

誠然，互聯網技術的迅速發展和普及促使著文化受眾需求趨向多樣化，在一定程度上對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造成了不小的沖擊。但是，目前一些公共文化服務機構遭遇的窘境，更多是由於長期以來這些單位自身內容生產能力不足，又沒有充分利用社會力量的結果。

比如，一些博物館定位不清、展品不精、展示手法陳舊，仍然依賴古板的“實物+文字”展陳形式，缺乏情境互動等人性化設置，很難讓參觀者產生深刻的體驗。相比之下，反而是一些社會教育機構推出的各種文化藝術教育項目在互動傳播方面富有創新性。那麼，能不能把公共文化資源與社會文化力量結合起來，形成更加有效的文化服務供給？其實早在201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意見》就強調，公共文化建設要“引入市場機制，激發各類社會主體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的積極性，提供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增強發展活力”。群眾的需求和政策的支持，為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建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

用好社會力量可以盤活各方資源，大幅提升公共文化服務的效率和品質。在四川成都，包括以女性為主體的“媽媽家”綜合服務中心、服務青年工人的青工文化驛站以及以推進農村素質教育為目標的“3+2讀書薈”在內的社區文化服務中心都是依靠社會力量參與運營的，這幾項服務的公眾參與度和滿意度都令人驚喜。社會組織的公益性、先進性和專業性使得成都公共文化服務活動的資金、場所等資源使用率大大提高，公共文化服務回歸了“來自社會，服務社會”的初衷。

激活社會力量，還能使政府騰出手來將工作重點放在項目的監管等方面，真正實現由“辦文化”到“管文化”的職能轉變。起步較早的上海市公共文化三級配送平台自2014年建立以來，社會力量已成為這套機制運行的源頭活水。“市、區縣、街鎮”三級公共文化配送平台建立之初便形成了由200余家院團、行業協會、文化機構和社會團體組成的公共文化供應主力軍。2015年，這一平台對社會主體的征集數量增幅達35%，不僅豐富了服務供給，同時也培育了更多更成熟的市場主體。

當然，參與公共文化服務，社會力量有自己的訴求，服務對象也有自己的需求，所以，把公共文化服務的選擇權、監督權、評價權交給群眾，在文化服務場所、文化服務方式、文化服務對象之間形成有效的反饋機制也很重要。目前，建立文化事業單位的法人治理結構，在公共圖書館、博物館、文化館等組建理事會，吸納各界代表、專業人士參與管理，把公共文化服務的選擇權和評價權交給群眾，是各方面公認的有效方式。

這些優秀的公共文化實踐表明，放寬准入門檻、引入競爭機制、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公共文化服務，不僅可以把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從文化系統“內循環”轉變為社會“大循環”，而且還能充分調動各方面力量，形成各類具備資質、符合條件的文化企業和社會機構共同參與、有序競爭的有利局面，由此才能不斷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質量，使公眾真正成為最終的受益者。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19日 1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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