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歷史條件下，閱讀的主體、客體以及二者的連接渠道都產生了質的飛躍，正是這些飛躍構成了閱讀的“黃金時代”。而我們正在經歷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我們與其憂慮浮躁功利之風，不如積極調整自身的閱讀習慣，更好地利用新技術與環境的優勢，優化閱讀的效率，避免其不利的影響

　　

　　當今社會，似乎彌漫著一股“閱讀的焦慮”——

　　一個觸目驚心的數據常常被拿出來對比：以色列人均每年閱讀紙質書64本，而中國隻有不到5本﹔“中國人，你為什麼不讀書”等恨鐵不成鋼的質問時常見諸報刊﹔還有隨著互聯網及數字化閱讀的興起而備受質疑的“淺閱讀”“碎片化閱讀”“娛樂化閱讀”常常成為報刊討論的話題……

　　一枚硬幣總有兩面。在憂慮的同時，我們也無時不感受到出版物的豐富、書籍傳播方式的多元、網上購書的便捷、數字化閱讀的普及、“全民閱讀”的推廣……如果要對所處的閱讀環境做出一個理性的判斷，那我們究竟處在一個怎樣的閱讀時代？

　　（一）

　　我們都希望自己所處的是一個閱讀的“黃金時代”。何謂閱讀的“黃金時代”？在我看來，至少應具備以下幾個標准：有足夠多的人讀書，有足夠多的書可讀，有足夠便捷的流通渠道。

　　我們正處在平均閱讀能力最強的歷史時期——這種閱讀能力，來自識字率以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升。追溯往昔，閱讀一直是少數人的“特權”，是作為文人士大夫的精英階層才具備的技能。而今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全民閱讀才真正成為可能。近年來，我國的閱讀率在不斷增長。據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發布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數據顯示，從2010年到2015年，成人圖書閱讀率由52.3%增長到了58%以上，數字化閱讀率由32.8%增長到了64%﹔未成年人的閱讀率更高，增幅也更明顯。

　　我國出版物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其中不僅包括各門類的原創圖書，也有大量翻譯作品甚至原版外文書籍。在19世紀末商務印書館等現代出版業誕生，以及上世紀80年代國門再度開啟時，曾兩度掀起譯介外國書籍的高潮，但那時的譯介主要局限於最受關注的一些領域，遠遠不及當今的豐富、全面、及時。電子書的數量同樣超過了其他國家——這不僅來源於浩如煙海的傳統書籍的數字化，互聯網也極大降低了出版門檻，催生了更多豐富內容。

　　更重要的是，人與書的距離被前所未有地縮短了。網上書城的發展，使購書變得極為便捷﹔電子書的誕生，讓書更便於閱讀，同時也降低了書籍成本﹔網絡上關於讀書的信息層出不窮，不斷向感興趣的受眾進行轟炸。連在嚴冬中煎熬已久的實體書店也開始呈現回暖跡象。城市中的24小時書店增多，今年初，當當網、中信出版集團相繼宣布將開辦上千家書店。隨著全民閱讀活動的開展而興起的各種讀書節、自助圖書館、圖書漂流點及農家書屋等，也使生活中飄滿書香。

　　當然，閱讀的“黃金時代”是相對而言的，在不同文明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標准。總的說來，在特定歷史條件下，閱讀的主體、客體以及二者的連接渠道都產生了質的飛躍的時代，都可以稱之為閱讀的“黃金時代”。而我們正在經歷的，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二）

　　歷史上閱讀的“黃金時代”，往往需要新技術帶來的書籍成本降低、思想文化繁榮以及社會對外開放。

　　早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冊”與“典”的存在。孔子可謂中國最早的圖書整理者，“韋編三絕”的成語是對他最形象的寫照，春秋戰國的百家爭鳴則是中國歷史上最為驕傲的一頁。考古學家在甘肅天水放馬灘等遺址出土的西漢紙，以實物証實了遠在蔡倫發明造紙術之前，就已出現了紙張的使用。而蔡倫的發明標志著造紙術的成熟，紙張變得普及，最終取代了木牘、竹簡、縑等載體，帶來了書籍的偉大革命。專門抄書的“佣書”人出現，據《后漢書》記載，班超就曾因家貧“常為官佣書以供養”。“洛陽紙貴”的成語也應時誕生，可以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關於暢銷書的記載。

　　雕版印刷術的發明，使宋代出版業空前繁榮，第一次造就了信息大眾傳播的契機﹔書籍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老師的功能，教育重心下移，使大量的寒門士子有了學而優則可出入廟堂的機會。讀書成為一種社會時尚，有財力者聚書滿屋，一般士人也紛紛購書，甚至不惜為買書而舉債。北宋時國家設立了多級的藏書機構，並定期舉辦長達數月的“曝書會”，詞臣學士都可以去觀摩皇家藏書，頗似於今天的讀書節。

　　當然，閱讀的興盛不僅是技術之功，更是社會開放與思想交流之利。漢時張騫通西域，文化交流隨之活躍﹔唐代的民族融合與對外開放，更堪稱封建王朝之最。開放與交流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繁榮，西漢和盛唐打下的基礎，在其后的東漢與宋朝醞釀成熟，結出了閱讀的碩果。

　　再看今天，全球化浪潮中的中國社會，對外開放程度與交流的密度前所未有。另一方面，互聯網及數字化媒介的普及，使知識與信息進一步下移，覆蓋到最廣大的群體，閱讀的門檻進一步降低。一塊塊移動電子屏，讓書籍觸手可及，極大地拓展了閱讀的時間與空間。不同載體的書成為隨時可“映入你視野的信息流”，也成為你“思考、寫作、改變、分享”的持續流動平台。整個社會的思維方式和思想的交換頻率都在發生革命性的變化。

　　（三）

　　也有很多人擔憂新技術正在讓閱讀變得淺表化、碎片化，或是擠佔了讀書的時間。這樣的擔心當然不無道理。早在互聯網技術誕生之初，關於“書的末日”的話題，技術至上主義者和文化復古主義者就開始爭論不休了﹔甚至更早，廣播電視發明時，對人們不再讀書的擔憂就已經產生。

　　然而，這樣的情況並沒有發生。或許正如艾柯在《書的未來》中所說：人們總是容易產生“一種對新技術成就將殺死我們認定的珍貴而有益之事的恐懼”。在文化史上，從來沒有一物簡單地殺死另一物的事例，當然，新發明總是讓舊事物發生深刻的變化。

　　調查顯示，數字時代依然有相當比重的讀者不太認可“數字閱讀會取代紙質閱讀”﹔雖然資訊需求提升明顯，但知識需求依然是第一需求，思想需求和審美需求也並未減弱。

　　“讀屏”並不一定就是淺閱讀，捧一本紙質書也未必就是深閱讀。用手機看《紅樓夢》和閱讀紙質版的《鬼吹燈》，“深淺”不言自明。沒有什麼証據証明，通過電子屏幕獲取知識的一代，知識面、思想深度或創造能力會低於閱讀紙質書的一代。數字閱讀容量大、呈現方式多元、方便進行超鏈接，或許更能激發人的求知欲和創造欲。

　　更何況，對於相當一部分人而言，“讀屏”所佔用的時間，大多原本也不是進行嚴肅閱讀的時間——比如擁擠的地鐵上、排隊時、等餐間隙……換言之，大部分的“讀屏”是一種閱讀的“增量”，並沒有過多影響原本紙質書閱讀的“存量”。調查顯示，人均紙本書閱讀量並沒有因為數字化進程的加快而下降，便是最好的証明。

　　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一定程度的“碎片化”閱讀幾乎不可避免。而通過對碎片信息的篩選去抵達進一步的深閱讀，形成一個泛閱讀與精閱讀相結合的體系也越來越流行。如“讀首詩再睡覺”“羅輯思維”“甲骨文”等微信公眾號，將閱讀內容進行細分，精准定位目標讀者，將特定領域最精華的部分挑選出來進行推送。在此基礎上，一個個閱讀社群、書友會建立起來，原本不相干的人被聯系在一起，讀者間的交流增多，即使身處偏遠地區也能夠參與其中，資源共享。

　　鑒於此，我們應該有信心說，是的，我們正處在一個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最好的閱讀時代。即使在標准更嚴格的人們看來，我們離閱讀的“黃金時代”仍有差距，至少也已將一隻腳踏在了它的門檻上。

　　因此，我們與其憂慮浮躁功利之風，不如積極調整自身的閱讀習慣，更好地利用新技術與環境的優勢，優化閱讀的效率，而避免其不利影響。如：在手機等移動設備上常備電子書，充分利用零碎的時間﹔提高通過網絡獲取和篩選信息的能力，讓知識的碎片連成整體，將泛化的閱讀導向精深﹔利用互聯網平台便捷的優勢，增強與其他讀者包括作者的思想交流，擴大閱讀的成效，等等。而在國家和社會層面，則要努力創造更好的閱讀條件，如為全民閱讀立法，讓每一個人都享有閱讀的權利﹔鼓勵作家不懈追求從“高原”到“高峰”﹔引導出版業從“量”變到更重視“質”變，提供更多的精品力作，滿足不同的讀書選擇。

　　書卷多情似故人。讓讀書成為我們不離不棄的生活方式，陪伴終身。如此，我們才不負這個時代。

　　《 人民日報 》（ 2016年04月19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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