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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青年節重讀魯迅:隻研朱墨作春山

楊雪梅

2016年05月03日08:44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隻研朱墨作春山(品讀經典·重讀魯迅①)

 

 

  談及“五四運動”,自然離不開《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也離不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四卷五號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這也是他首次以“魯迅”為筆名。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到1921年8月1日九卷四號止,魯迅在《新青年》上共發表作品50余篇,包括小說5篇,隨感錄27則,新詩6首。特別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5篇小說,完全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巨匠”的地位。可以說,《新青年》是魯迅第一個重要的思想陣地,也是他彷徨無助時屢屢念及的精神家園。

  今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年。我們將以品讀經典的形式、從不同的角度重讀他留給我們的豐厚精神遺產。

  ——編者

  

  晚清以來,所有的文學潮流與思想運動都借報刊聚集隊伍並展現風採。也是從那時開始,報刊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經典文獻來閱讀,時代的潮起潮落清晰可尋。經過維新時期400多種報刊的洗滌、新式教育的推廣,到民國初年,每400人中已有一人可以讀報,而新的知識分子階層也逐漸形成並成為報刊的主力。

  《新青年》的誕生,正逢其時。

  一

  《新青年》是名副其實的同人報刊,“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不用付主編費及作者稿酬。”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於大批一流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本志執筆諸君,皆一時名彥”並非虛言。從第六卷開始,《新青年》成立了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組成的編委會,輪流主編。李大釗可以編發馬克思主義專輯,胡適可以刊發易卜生專號,看起來每個人各唱各的調,但其實也有統一的主張與立場,那就是陳獨秀提倡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科學與民主,是《新青年》同人所擁護的“共同的旗幟”。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首次登門拜訪了周氏兄弟,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而那時的魯迅已告別了自己新鮮活潑的青年時代,“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於是才有了他與錢玄同的關於鐵屋子的爭辯: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與其說魯迅被錢玄同“不能說決沒有”的希望說動了心,不如說魯迅自己依然懷有政治抱負與文學理想。“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証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二

  1918年4月2日,魯迅終於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幾天后交給了到訪的錢玄同與劉半農。錢、劉二人讀之,如獲至寶。第二天稿子送到編輯所,陳獨秀也拍案叫絕。小說隨即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刊發,並首次使用筆名“魯迅”。《狂人日記》借一個被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驚恐峻急之口,石破天驚地指出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啟蒙呼喚。這篇4700余字的小說被譽為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經典,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

  以思想文化革新為主旨的《新青年》,從一開始就經營著文學,而且其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的影響至為深遠。正如后來魯迅負責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年至1927年)》小說卷時所指出的:“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后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直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新青年》上的作品也隻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后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對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小說家的魯迅,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滿堂彩。加上陸續發表的《孔乙己》《藥》等小說,“文學革命”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實績。魯迅的文學創作令《新青年》的同人們由衷欽佩。錢玄同曾稱贊魯迅“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掘發中國社會的痼疾……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

  在《新青年》一眾人馬中獨掌帥旗的陳獨秀,對魯迅格外敬重。如1920年陳獨秀致信周作人雲:“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處自加訂正,寄來付印。”感其熱誠,以后魯迅採納其建議,集攏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說,編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

  三

  特立獨行的魯迅,總是說自己對“文學革命”沒有什麼熱情,但他承認自己的創作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他又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魯迅與胡適的關系並不親密,但為了響應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號刊發的胡適的《貞操問題》,魯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號發表《我之節烈觀》﹔胡適於1919年8月在《每周評論》發表《再論“我的兒子”》,魯迅隨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為支持胡適等人倡導的新詩寫作,自稱不喜作詩的魯迅也發表了6首白話新詩。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隨感錄》欄目,刊載對社會和時事的短評。魯迅從同年9月五卷三號開始為這一欄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號刊發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則,后全部收入雜文集《熱風》。而這一文體后來便成為魯迅手裡最有戰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為《且介亭雜文二集》寫的后記中,魯迅也是這樣概括的:“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裡的最末一篇止,共歷18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

  《新青年》最為暢銷時,每期的銷數可達16000份,在全國各地有74處發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兩處。但1920年1月,隨著陳獨秀回到上海,雜志的編輯中樞重新遷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間的隔膜、分化已逐步顯露。1921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九卷一號上發表小說《故鄉》,給處境困頓的雜志以很大慰藉。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號后休刊。對於這樣的結局,魯迅雖然略感頹唐卻並不訝異。之后,魯迅創辦過同人刊物《語絲》,也為《申報》的《自由談》等寫過許多雜文,但對於曾經的《新青年》同人顯然是極為懷念的。1932年,他充滿感傷地回憶起當年的並肩戰斗,“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隻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

  “戰斗的意氣”,正是《新青年》成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魯迅願意為之吶喊的真正原因。“最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熒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這是魯迅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中寫下的文字,也是魯迅一直以來對於青年人最真實的希望吧。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03日 24 版)

(責編:王鶴瑾、陳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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