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五四運動”，自然離不開《新青年》與新文化運動，也離不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1918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四卷五號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這也是他首次以“魯迅”為筆名。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到1921年8月1日九卷四號止，魯迅在《新青年》上共發表作品50余篇，包括小說5篇，隨感錄27則，新詩6首。特別是《狂人日記》《孔乙己》《藥》《風波》《故鄉》5篇小說，完全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巨匠”的地位。可以說，《新青年》是魯迅第一個重要的思想陣地，也是他彷徨無助時屢屢念及的精神家園。

　　今年是魯迅誕辰135周年，也是先生去世80年。我們將以品讀經典的形式、從不同的角度重讀他留給我們的豐厚精神遺產。

　　——編者

　　

　　晚清以來，所有的文學潮流與思想運動都借報刊聚集隊伍並展現風採。也是從那時開始，報刊可以作為一個時代的經典文獻來閱讀，時代的潮起潮落清晰可尋。經過維新時期400多種報刊的洗滌、新式教育的推廣，到民國初年，每400人中已有一人可以讀報，而新的知識分子階層也逐漸形成並成為報刊的主力。

　　《新青年》的誕生，正逢其時。

　　一

　　《新青年》是名副其實的同人報刊，“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不用付主編費及作者稿酬。”而它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於大批一流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本志執筆諸君，皆一時名彥”並非虛言。從第六卷開始，《新青年》成立了由陳獨秀、錢玄同、高一涵、胡適、李大釗、沈尹默組成的編委會，輪流主編。李大釗可以編發馬克思主義專輯，胡適可以刊發易卜生專號，看起來每個人各唱各的調，但其實也有統一的主張與立場，那就是陳獨秀提倡的“德先生”與“賽先生”。科學與民主，是《新青年》同人所擁護的“共同的旗幟”。

　　1917年8月9日，錢玄同首次登門拜訪了周氏兄弟，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而那時的魯迅已告別了自己新鮮活潑的青年時代，“再沒有青年時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於是才有了他與錢玄同的關於鐵屋子的爭辯：

　　“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就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了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決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

　　與其說魯迅被錢玄同“不能說決沒有”的希望說動了心，不如說魯迅自己依然懷有政治抱負與文學理想。“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証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

　　二

　　1918年4月2日，魯迅終於完成了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幾天后交給了到訪的錢玄同與劉半農。錢、劉二人讀之，如獲至寶。第二天稿子送到編輯所，陳獨秀也拍案叫絕。小說隨即在《新青年》四卷五號上刊發，並首次使用筆名“魯迅”。《狂人日記》借一個被迫害狂症患者“狂人”的驚恐峻急之口，石破天驚地指出中國數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啟蒙呼喚。這篇4700余字的小說被譽為中國現代短篇小說的經典，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

　　以思想文化革新為主旨的《新青年》，從一開始就經營著文學，而且其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的影響至為深遠。正如后來魯迅負責編輯《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年至1927年）》小說卷時所指出的：“凡是關心現代中國文學的人，誰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學改良’、后來更進一步而號召‘文學革命’的發難者。”但直到胡適的“改良文學芻議”發表，《新青年》上的作品也隻有胡適的詩文和小說是白話。“后來白話作者逐漸多了起來，但又因為《新青年》其實是一個論議的刊物，對創作並不怎樣著重，比較旺盛的隻有白話詩﹔至於戲曲和小說，也依然大抵是翻譯。”

　　在這樣的背景下，作為小說家的魯迅，自然一出手便博得滿堂彩。加上陸續發表的《孔乙己》《藥》等小說，“文學革命”才算有了拿得出手的實績。魯迅的文學創作令《新青年》的同人們由衷欽佩。錢玄同曾稱贊魯迅“讀史與觀世，有極犀利的眼光，能掘發中國社會的痼疾……這種文章，如良醫開脈案，作對症發藥之根據，於改革社會是有極大的用處的”。

　　在《新青年》一眾人馬中獨掌帥旗的陳獨秀，對魯迅格外敬重。如1920年陳獨秀致信周作人雲：“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處自加訂正，寄來付印。”感其熱誠，以后魯迅採納其建議，集攏了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14篇短篇小說，編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吶喊》。

　　三

　　特立獨行的魯迅，總是說自己對“文學革命”沒有什麼熱情，但他承認自己的創作是“遵命文學”。“不過我所遵奉的，是那時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願意遵奉的命令，決不是皇上的聖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揮刀。”他又說，“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空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裡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

　　魯迅與胡適的關系並不親密，但為了響應1918年7月《新青年》五卷一號刊發的胡適的《貞操問題》，魯迅即在1918年8月《新青年》五卷二號發表《我之節烈觀》﹔胡適於1919年8月在《每周評論》發表《再論“我的兒子”》，魯迅隨即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發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為支持胡適等人倡導的新詩寫作，自稱不喜作詩的魯迅也發表了6首白話新詩。

　　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隨感錄》欄目，刊載對社會和時事的短評。魯迅從同年9月五卷三號開始為這一欄目撰稿，直至1919年11月六卷六號刊發的《六十六生命的路》，共27則，后全部收入雜文集《熱風》。而這一文體后來便成為魯迅手裡最有戰斗力、最游刃有余的“武器”，在晚年為《且介亭雜文二集》寫的后記中，魯迅也是這樣概括的：“我從在《新青年》上寫《隨感錄》起，到寫這集子裡的最末一篇止，共歷18年，單是雜感，約有八十萬字。”

　　《新青年》最為暢銷時，每期的銷數可達16000份，在全國各地有74處發行所，甚至新加坡也有兩處。但1920年1月，隨著陳獨秀回到上海，雜志的編輯中樞重新遷回上海，《新青年》同人之間的隔膜、分化已逐步顯露。1921年5月，魯迅在《新青年》九卷一號上發表小說《故鄉》，給處境困頓的雜志以很大慰藉。

　　1922年7月，《新青年》出版完九卷六號后休刊。對於這樣的結局，魯迅雖然略感頹唐卻並不訝異。之后，魯迅創辦過同人刊物《語絲》，也為《申報》的《自由談》等寫過許多雜文，但對於曾經的《新青年》同人顯然是極為懷念的。1932年，他充滿感傷地回憶起當年的並肩戰斗，“后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伙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隻因為成了游勇，布不成陣了，所以技術雖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較無拘束，而戰斗的意氣卻冷得不少”。

　　“戰斗的意氣”，正是《新青年》成為一代名刊的根本原因，也是魯迅願意為之吶喊的真正原因。“最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熒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這是魯迅在《熱風·隨感錄四十一》中寫下的文字，也是魯迅一直以來對於青年人最真實的希望吧。

　　制圖：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03日 24 版）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