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清晨登基武英殿，緣何傍晚點火焚之？康熙帝謹慎從政，入住昭仁殿，怎麼仍然無法阻擋吳三桂叛變？慈寧宮孝庄太后居住過的宮殿，為何成了華麗的孤島？胤太子兩次被廢，壽安宮如何成為他的人生拐彎處？乾隆帝親自督造的倦勤齋，為什麼一天也沒有入住？

　　這些懸疑故事，讓祝勇的這本《故宮的隱秘角落》，或許一不小心就要和“××秘史”“十大××之謎”等書歸為一類。然而，真實的歷史遠比虛構的小說精彩。

　　1924年，溥儀18周歲，他的上一任——光緒帝，是在這個年紀親政的，而他卻在這個年紀被掃地出門。紫禁城，從此改名故宮。而在自建成至此的五個世紀中，整個紫禁城都是一個隱秘的角落。即便今日，故宮的英文譯名，仍然是“the Forbidden City”。

　　從武英殿開始，參觀慈寧宮、慈寧花園、壽安宮、雨花閣，然后順著三大殿外的紅牆，走到太和門，穿協和門到東路，拜謁文淵閣，再沿紅牆到箭亭，穿過箭亭廣場，向東進入寧壽宮區，抵達東北角的乾隆花園和景陽宮……這是祝勇在這本書中選擇的一條參觀路線。在他看來，故宮有無數條游覽路線，他選擇了自己喜歡的一條，來穿越一個王朝最隱秘的部位。

　　在不久前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說，故宮博物院去年90周年院慶，開放面積已達65%，今年將再增加約10%。祝勇在書中寫到的武英殿、慈寧花園、文淵閣等建筑，都已經陸續向游客開放。

　　不過，游客來到宮中，看得見建筑，卻未必看得見歷史。在“宮裡”工作多年的祝勇，顯然比一般作者更有發言權。“在過去的很多著作中，建筑和歷史是被割裂的。紫禁城的建筑是歷史發生的場所、歷史人物活動的地方，把兩者融合起來敘述，能增加觀眾的現場感——一段歷史就是在這個建筑中實實在在地發生的。”祝勇說。

　　有人開玩笑，宮裡除了宮女就是太監——當然不是這樣，祝勇在書中鋪陳開了許多群體，比如，文人（官員）。他用了整整一章（全書正文不過六章）寫了文淵閣，標題是“文人的骨頭”。

　　乾隆朝花了10年時間繕寫完成第一部《四庫全書》，又過了6年，抄成6部，分藏於故宮文淵閣等七座藏書閣。開始這項偉大的“文化工程”之初，很多文人是拒絕的——許多漢族士人還不打算屈從這個少數民族王朝﹔鴉片戰爭距離乾隆去世，隻有41年時間，當清末亂世，拼著命來保護《四庫全書》的，又是這些文人。

　　祝勇說：“文人群體一方面為皇帝服務，是臣子﹔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一種士大夫的精神，扮演著文化對話者的角色。”

　　文淵閣藏的《四庫全書》目前藏於台北故宮。2012年，台北故宮院長周功鑫女士歷史性地踏進北京故宮時，第一個願望就是去看文淵閣。乾隆的紫檀玉座、書案都還放在原處，只是獨守空房。

　　不同人看《故宮的隱秘角落》，會得到不同的滿足：有慈寧宮的歷史鉤沉，有吳三桂和陳圓圓、順治帝和董鄂妃的男女情事，有九龍奪嫡的政治斗爭，有故事，也有議論。祝勇認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你想在歷史中挖掘什麼，取決於你對現實的態度，但歷史並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有其客觀標准。

　　祝勇說，大部分時候，我們看到的歷史事件只是表征——某年某月發生了什麼，而為什麼會發生，是他更重視的角度。“比如，從表面上看，削三藩就是一場戰爭，但寫那幾個人物的命運，背后隱藏著文化思考。”祝勇說，“故事——邏輯——反思，這是我寫書的初衷。”

　　“很多人知道李自成成功殺入紫禁城，卻不知道為什麼他又倉皇而逃﹔教科書上隻記載了他作為農民起義將領英勇的一面，那為什麼后來者又都說‘不做李自成’？”祝勇說，“過去的表述被遮蔽的東西太多，盡管沒有虛構和捏造，但有時會隱藏一部分真實。假如歷史的內容是缺失的，不完整的，歷史的邏輯性就無法建立。就好像我們看電影，出去上了兩次廁所，錯過了幾個鏡頭，上下情節就接不上了。因此，我寫歷史的時候，希望把那些缺失的環節補回來。至於對一種事實有多種說法，我隻能通過更多原始資料的發掘、史料的相互鑒証，來辨析真假，無限接近歷史真相。”

　　文物可以修復，時間無法回溯，“隱秘不會因為破解而消失，隻能隨著破解而愈發顯現和擴大。歷史就像一樁懸案，無論遇上多麼高明的偵探，也永遠不可能結案”。

　　在書的封底上，祝勇寫道：“在我心中，故宮就是生長‘隱秘’的地方。一個‘隱秘’消失了，就會有更多的‘隱秘’浮現出來，就像日升月落，草長鶯飛，生生不息，永不停歇。”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