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杭州西泠印社，藏有一塊“漢三老諱字忌日碑”。此碑立於距今1900多年的東漢光武帝時期。碑高93厘米，寬42厘米，共存217字，碑文是一位“三老”及其后兩代人的名諱與忌日。漢代的“三老”，是一種掌管教化的虛職，鄉、縣、郡都設有，並非正式的官員編制，而只是榮譽尊銜。“三老碑”是一位名叫“通”的三老，其孫子“邯”所立，目的是讓后代子孫在言語文字上知所避諱，並且記住祖先的德業，曉得祖先的忌日，便於后人祭祀。

　　此碑從發現到收藏，歷經坎坷：

　　清咸豐二年（1852）6月，浙江余姚客星山下的嚴陵塢村一村民在山裡取土，挖到一塊平整的石料，運回村裡。清除污垢后，發現竟是塊有字的石碑。當地諸生宋仁知道后，便通報余姚富紳、“金石癖”周世熊前來辨識。周根據其文字內容與字體，認定這塊石碑非同一般，便與村民商量運回自家，並“卜日設祭，移置山館，建竹亭覆之”。咸豐十一年（1861）10月，太平軍兵至余姚，周的庭園被毀，竹亭被太平軍充作廚房，石碑、漢晉磚石倒臥伏地，壘作灶台。太平軍退后，周世熊見“石受熏灼，左側黔黑，而文字無恙”，便認為“凡物隱顯成毀，固有定數。此碑幸免劫灰，先賢遺跡，賴以不墜”，一定是天意所為，因而更加看重此碑，用心收藏，並以拓片相贈同道。1919年，上海古董商、江蘇鎮江人陳渭泉訪得此碑，以3000塊大洋從周家購得運至上海，待價而沽。1921年，有日本古董商欲高價向陳收購“三老碑”。浙籍上海古董商人毛經疇得知后，把這一消息告訴了在上海任知事的浙江紹興人沈寶昌。沈認為古物不應外流，即告之浙江海寧人、兩任上海海關監督官姚煜，力阻此碑外流，共商保護大計，並通報西泠印社丁輔之等人。西泠中人聞此而動，以“一人守之，不若與眾人共守之”為議，布告同仁協力“醵金（‘醵’音‘聚’。醵金即集資、湊錢。——編者注）贖之”。浙人紛紛響應，社會名流慷慨解囊，印社同仁踴躍認捐，“不旬月而事集”，共65人募集大洋11270元。以捐款中的8000大洋向陳渭泉贖碑，余款筑室庋（音“鬼”，置放、收藏。——編者注）藏。1922年7月石室落成，由社長吳昌碩作記略述其事。至此，“漢三老碑”歸藏西泠印社。

　　“漢三老碑”目前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被稱為“浙江第一碑”，也成了西泠印社的“鎮社之寶”。由於西泠印社是我國篆刻界的高地，而篆刻以漢印為宗，但在此碑被發現之前浙江卻沒有發現漢碑，因而此碑的價值不言而喻，可謂是“一石撐起一片天”，這個天就是浙江東漢石刻的天。據說，在各方紛紛捐款之外，當年西泠中人“由吳昌碩、倪墨耕、何詩孫、陸廉夫、王一亭、商笙伯、高邕之、丁輔之、王福庵、吳石潛、葉舟等，各捐獻書畫印譜十件，古畫三十件，舉行義賣”。單單從這些人的書畫、印譜和30件古畫來論，即可見此碑之“重”。

　　與此碑之重相對應的，是一個人的見識之重要。從此碑發掘到最終落戶西泠印社的周折中，可以看出所有參與者對於此碑的“見識”和態度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村民的無知，遂使其掘寶而失，白白地讓周世熊據有﹔村中諸生宋仁稍懂文化，而不知石碑之價值，因此雖然他也有機會獲得此寶，最后卻只是做了一個“通報”人﹔周世熊深諳金石之重，所以“連夜”將此石“移置山館”，是一位因有“見識”而獲益者﹔然周識金石之重，而未見此碑對於浙江尤其是浙江金石界之“重”，遂將此石售與陳渭泉，造成了此碑的“外流”﹔陳渭泉深識此碑之經濟價值而待高價沽之，此種“見識”致使此碑差一點落入日本人之手﹔而最終是西泠印社諸人識得此碑的藝術、歷史、文化以及其對於金石界的重要，尤其是深識此碑對於浙江本區域所具有的特殊價值，最終集眾人之力留此石於孤山之麓。

　　而在民眾之外，還有一個政府的態度問題。如果當時的浙江省政府和余姚政府對文物有充分的認識，就有可能早對此碑有關注、有動作，此碑就不必經由余姚到上海再轉回到杭州，也不必要花費11270大洋的巨費才將此碑置於西泠印社了。

　　其實，“漢三老碑”收藏的曲折經歷，映射出的是見識之於個人、國家、民族之重要。哥白尼的“日心說”在明朝末年的崇禎帝時期就已經引入中國，而國人（包括皇帝和那些極有學問的大臣）都持否定態度﹔到了清朝，皇帝和大臣們依然不接受這種科學理論，包括康熙、錢大昕、阮元等皆是如此。直到數百年以后的清朝末年，在經歷了鴉片戰爭、甲午海戰等一系列的慘敗后，當中華民族已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嚴復翻譯的《天演論》才促使中國人意識到了西方現代科學的優越性，才有了如“五四運動”一類現代思想運動。

　　或許，認識到“見識”的作用，就是我們重溫“漢三老碑”經歷的現實意義吧。

　　　　（朱飛軍，作者單位：杭州樂乎齋文化創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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