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互鑒·中國考古走出去】

　　“中國考古要有世界視野。”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和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接受採訪時不約而同地說了這句話。

　　這種世界視野，是一種關注世界文化發展、並願意作出貢獻的責任感，是一種願意與世界各國進行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態度。

　　眼光從向內到向外

　　曾經中國考古人的目光隻盯住國內，忽略甚至無視國際的學術發展進程，而這種過窄的視野無疑限制了中國考古學的發展。

　　從20世紀80年代起，國內開始陸續有了一些與國外的合作項目，邀請國外的學者和學術機構參與中國考古研究。宋新潮將這種合作稱作“中國學者進入國際學術領域的快速通道”。這種“請進來”，打開了中國學者的視野，讓他們了解到世界考古的發展，認識了國際上的學術理論和研究方法，對提升中國考古水平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王巍說：“通過請進來，中國考古界很快縮短了與先進國家的距離。”另一方面，國外學者參與中國的項目，對中國文化有了研究。他們在國際舞台上講中國故事時，“更有說服力”。宋新潮如是說。

　　到20世紀90年代特別是21世紀后，有中國學者自發地走出國門，向世界介紹中國考古發展的現狀和探索，國際學術舞台上開始有了中國的聲音，隻不過聲音還不夠大，直到2013年和201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組織召開“世界考古論壇”，改變了上述狀況。該論壇由中國人定主題，並主持評選世界范圍內的重大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每屆論壇都有百余位國外專家學者參與，讓他們切身感受和了解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和進步。

　　視域從周邊到世界

　　隨著經濟和學術的發展，中國考古界認識到隻了解自己不了解世界的局限﹔認識到隻有在與其他文明的比較、互鑒中，才能更明確地了解人類各文明間的共性與個性﹔認識到隻有把中國放在世界文化的大格局下來看待，才能更加清晰地認知中華文明的特質和優勢。

　　於是中國考古開始跨出國境。第一步是在周邊國家。從南亞的越南、北亞的蒙古，到中亞的烏茲別克斯坦，還有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印度、柬埔寨等國。

　　提及中國專業機構在周邊國家進行考古工作具備的優勢，宋新潮與王巍有共識：第一，地緣相近，歷史文化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中國學者在相關領域也積累了相當的資料和經驗。第二，中國考古學經過近百年的發展，逐步積累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成長起一支高水平的工作隊伍。近年來，中國考古人在境外考古工作中，獲得一系列突破性發現，得到相關國家學術界和民眾的廣泛贊譽。第三，周邊國家的考古工作，尤其是歷史時期考古，不能脫離古代漢文文獻，中國學者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有些在當地已軼或未曾記錄的史料，中國有豐富的文獻記載。

　　踩實第一步的同時，中國考古開始邁出第二步，向遠離本土的更廣闊天地挺進。比如肯尼亞的拉穆群島地區、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也都有了中國考古隊的身影。王巍表示，這些“標志著中國考古視野的開闊、能力的提升，也表明了中國考古人躋身世界文明研究隊伍的決心和姿態”。這些境外考古項目的開展，意味著中國考古在走出去時，學術視野不再局限於與國內課題相關聯，不僅關注中國與周邊國家的交流，而且要研究其他古老的文明。正如宋新潮所說：“考古學的國際化，最核心的內容就是讓中國對世界的文化有所了解。”

　　目的從學術到戰略

　　如果說中國考古走出去最初只是為了推進學術發展，那麼，如今站在國家戰略的角度來推進，它就有了更深層次的意義。

　　宋新潮表示，文化交流與合作是“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能夠在建設“一帶一路”的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和引領作用。他說，中國有不少諸如開礦、修路之類的援外經濟項目，但在此過程中，往往忽略了當地的文化遺產。他舉例說，中巴公路是中國人修的，但考古是德國人做的，這會讓別人認為中國隻關心自己的文化遺產。“經濟發展，文化跟進。”宋新潮說，中國在國外的大型工程應該有中國的考古隊，這是對別人文化的尊重，這才符合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王巍也指出，相較於經濟，文化的國際合作交流還是比較少的。這也容易造成一種偏見，認為中國隻講經濟不懂文化。而考古走出去有利於改變這種刻板印象。他介紹，此前進行的一些考古項目，如烏茲別克斯坦開展的費爾甘那盆地考古調查發掘、肯尼亞拉穆群島地區考古項目等，獲得一批重要成果，引起強烈反響，對於增進各國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文化認同感、展示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大國形象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國家贏得國際話語權，提升我國學術界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通過考古走出去推進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是考古人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同時也是一種挑戰。正如宋新潮指出的，目前我們對其他國家文明的知識儲備、專業研究、人才培養都還不夠充分，要想進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任重道遠。

　　（記者 李韻）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