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15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兩周年。在那次座談會上，習近平鮮明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作更多無愧於時代的優秀作品”，吹響了推動文藝創作繁榮發展的集合號。兩年來，文藝戰線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乘勢前進、變化喜人，涌現出一批優秀文藝作品。今天，我們收集刊登習近平講述過的他熟讀文學經典、心系文藝工作的一些故事，以饗讀者。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到總書記重要講話的思想力量，體會到總書記那份深深的文學情緣。

——編 者

1983年，在河北正定辦公室裡的習近平。 新華社發

“精忠報國”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我看文學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時期，后來看得更多的是政治類書籍。記得我很小的時候，估計也就是五六歲，母親帶我去買書。當時，我母親在中央黨校工作。從中央黨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華書店。我偷懶不想走路，母親就背著我，到那兒買岳飛的小人書。當時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岳飛傳》，一套有很多本，裡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還有一個版本是專門講精忠報國這個故事的，母親都給我買了。買回來之后，她就給我講精忠報國、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說，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親說，是疼，但心裡銘記住了。“精忠報國”四個字，我從那個時候一直記到現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

當時能找到的文學經典我都看了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我們這代人自小就受這種思想的影響。上山下鄉的時候，我15歲。我當時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還輪不到我們去做，我們現在隻能做一件事，就是讀書、修身。“一物不知，深以為恥”，我給自己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那個時候，除了勞動之外，一個是融入群眾，再一個就是到處找書、看書。我們插隊那時候，也是書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八一學校的，同去的還有清華附中、五十七中等學校的，這些學校的有些學生有點家學淵源。我們都是背著書下鄉，相互之間交換著看。那個環境下，就是有這樣一個愛讀書的小氣候。那時，我居然在鄉村教師那兒也發現很多好書，像《紅與黑》《戰爭與和平》，還有一些古時候的課本，比如清代課本、明代課本等。毫不夸張地說，當時的文學經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到現在脫口而出的都是那時讀到的東西。

“三言”裡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

“文革”時，我們家搬到中央黨校住。按當時的要求，中央黨校需要把書全集中在科學會堂裡，負責裝車的師傅都認識我，他們請我一起搬書。搬書的過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來看。那段時間，我天天在那兒翻看“三言”（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編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來。

馮夢龍當過福建寧德的壽寧縣知縣。那裡是福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壽寧的縣委書記也被戲稱為“省尾書記”。記得我在寧德工作時，早上出發，傍晚才能到壽寧。那個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時想起了戚繼光的詩，“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橫戈馬上行”。到了壽寧以后，我要下車但下不來了，被顛得腰肌勞損了，后來讓人把我抬下來，第二天才好。馮夢龍去了那麼艱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嶺，據說他當時走了好幾個月。到壽寧以后，他寫了個《壽寧待志》，當時那兒還沒有縣志。所以，我對馮夢龍有很深的印象，后來常常引用他的東西。

讀完《怎麼辦？》 睡光板炕煉毅力

我年輕時看過很多俄羅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羅斯電視台主持人採訪我，問我讀過哪些俄羅斯作品。看到我說俄羅斯作品如數家珍，他很驚訝。他說，我們俄羅斯好多人都沒看過這麼多。

我們那一代人受俄羅斯經典的影響很深。看了普希金的愛情詩《葉甫蓋尼·奧涅金》，后來我還去過敖德薩，看那裡留下的一些詩人痕跡。我很喜歡萊蒙托夫的《當代英雄》，說英雄，誰是英雄啊？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英雄。當時，在梁家河的山溝裡看這本書，那種感受很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國作家，托爾斯泰是最有廣度的俄國作家，兩相比較，我更喜歡托爾斯泰。托爾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歡的是《戰爭與和平》，當然《復活》給人很多心靈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歡肖洛霍夫，他的《靜靜的頓河》對大時代的變革和人性的反映，確實非常深刻。

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一個民主主義革命者，他的作品給我們不少啟迪。他的《怎麼辦？》我是在梁家河窯洞裡讀的，當時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動。書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過著苦行僧式的生活，為了磨煉意志，甚至睡在釘板床上，扎得渾身是血。那時候，我們覺得鍛煉毅力就得這麼煉，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們就出去摸爬滾打，下雨的時候去淋雨，下雪的時候去搓雪，在井台邊洗冷水澡，都是受這本書的影響。

俄羅斯還有一批藝術大師，像音樂家柴可夫斯基、畫家列賓等。我為什麼對列賓印象很深刻呢？當時，在農村還能夠發現一批美術雜志，那是非常寶貴的資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專門介紹列賓的油畫《意外歸來》，講一個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場景，那幅畫給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寫得不錯。

插隊時走30裡路去借《浮士德》

德國的文藝作品比較大氣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歲看《少年維特之煩惱》，后來看的《浮士德》。當時，《浮士德》的漢譯本有三種。訪問德國的時候，我跟他們講，我演講中提到的一些東西不是誰給我預備的材料，確實都是我自己看過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這本書，我是在上山下鄉時，從30裡外的一個知青那兒借來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學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說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說借我看看吧，我肯定還你。當時，我看了也是愛不釋手。后來他等急了，一到趕集的時候，就通過別人傳話，要我把書給捎回去。過了一段時間，他還是不放心，又專門走了30裡路來取這本書。我說，你還真是到家門口來討書了，那我還給你吧。《浮士德》確實不太好讀，想象力很豐富。我跟默克爾總理說，也跟德國漢學家說，我當時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他們說，不要說你們了，我們德國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我說，那看來不是因為我太笨。

兩次踏訪海明威的寫作之地

美國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詩《草葉集》，再有就是馬克·吐溫的作品，《競選州長》裡的那個小片段給人印象深刻，還有《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我喜歡的是杰克·倫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喚》《熱愛生命》。《熱愛生命》是列寧的枕邊書，列寧在生命彌留之際仍請人給他朗讀這本書。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對狂風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鯊魚的描寫，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體驗一下當年海明威寫下那些故事時的精神世界和實地氛圍。

我去過古巴兩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時去的。我說，我們找找海明威當年寫作的那個遺址吧。后來，到了他寫《老人與海》的那個棧橋邊，場景和小說中的一模一樣，幾個黑人孩子在那兒戲水，旁邊有一個酒店，這個酒店是他寫作的地方。我們專門在那兒吃了一頓飯。第二次去古巴的時候，我已經是國家副主席，他們聽說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帶我到了城裡面一個海明威經常去的酒吧。他曾經在那個酒吧裡寫作。海明威最愛喝的一種飲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酒配薄荷葉，再加冰塊和白糖制成的。《老人與海》描述的那種精神，確實是一種永恆的精神。

雨果的作品最讓我感到震撼

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著我。我們年輕的時候，法國的很多書籍都翻譯過來了。司湯達的《紅與黑》很有影響，但對人世間的描寫，還是要算巴爾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間喜劇》的影響就很大。最讓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慘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為背景的。我看《悲慘世界》，讀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讓那一刻，確實感到震撼。偉大的作品，就是有這樣一種爆發性的震撼力量，這就是文以載道。再有，就是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法國的畫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馬奈等，音樂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讓我印象深刻。

馮老給了我一個在正定建榮國府的理由

馮老（馮其庸）是紅學家，我跟馮老結識於正定，當時我在正定當縣委書記。那個時候，《紅樓夢》劇組正好要搞榮國府。當時要找依據，就是為什麼在正定搞？他們沒有實際的榮國府、寧國府的圖，但是我找到了。在哪兒找到的呢？在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有個專家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從他那裡找到了圖。再就是請馮老給了我一個為什麼在正定建榮國府的理由。見《紅樓夢》劇組的時候，我說我們這兒完全有資格搞，因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們都笑了，說莫名其妙，曹雪芹怎麼是正定人？我說，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這是馮老提供的。馮老研究紅學，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開國大將曹彬，曹彬是真定靈壽人，真定就是現在的正定，正定府當時的范圍包括河北的靈壽縣，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這個理由跟他們講，當然也是開玩笑。我記得，我們請馮老是1983、1984年的事情，馮老那時候還英姿勃發。

王願堅講的故事對我很有幫助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縣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來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廠的作家、編劇王願堅。他對我很有幫助，為什麼呢？他給我講了很多長征的故事，講了很多老將軍的故事，第一批授銜的老將軍，他大部分都採訪過。他當時給我講的一個故事，讓我非常有感觸。王願堅說，有一次，我去採訪一位吃過草根樹皮、經歷過九死一生的老領導。正說著話，警衛員進來對老領導說，首長，參湯拿來了。老領導喝了一口，說涼了。小警衛員把參湯接過去，順手就潑在了外面。王願堅說，看到這一幕，心裡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們現在條件好了，“補”的東西多了，按中醫的說法，人不能隻補不瀉，現在是該“瀉一瀉”了。他的意思是說，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時的艱苦歲月，現在條件好了，要警惕脫離群眾。我聽了這個故事，也很有感觸。聯系到我們現在的反腐倡廉，為什麼要這麼做？王願堅當時就說，近平同志，我沒有別的說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夠深入到農民群眾中去，深入到他們的生活和心靈中去，那可能對你從政很有幫助。

文藝與從政雖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行的規律。比如，王願堅跟我講到柳青。他說，柳青是一個陝西作家，1952年曾經任陝西長安縣縣委副書記，后來辭去了縣委副書記職務、保留常委職務，並定居在那兒的皇甫村，蹲點14年，他的《創業史》很多素材就是從那兒得來的。王願堅說，我為什麼要跟你說這一條呢？你們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執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陝西省的一個文件發下來，他會知道他的房東老大娘是哭還是笑。如果你們對人民的心聲能了解到這個程度，那對施政是不是很有幫助呢？我說，你說得太好了，我一定謹記這句話。

賈大山被我“趕鴨子上架”當文化局長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時，結識了作家賈大山。當時，河北文聯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滿天）挂職正定縣委常委，是他帶我去賈大山那個文化館的。賈大山是一位熱愛人民的作家，他對人民的熱愛，使我很受感動。他本身就來自於群眾，他不願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讓他去當縣文化局局長。他說，你這真是“趕鴨子上架”啊。我說，你這個“鴨子”就變一變吧，學著上架。在我選他之前，石家庄地區文聯讓他去當主席。他對我說，他們讓我去，我一直在猶豫，直到中午回家吃了一碗菠菜面條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石家庄，誰給我做這碗菠菜面條呢？於是我就決定不去了。我說，好，留下來干吧。他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憂國憂民情懷，“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要是說起來，賈大山有的時候顯得很“天真”，如果聽到一些他覺得褻瀆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著，就要問我為什麼會這樣。你給他解釋清楚了，他就很高興。賈大山和賈平凹是同時出名的，但是賈大山后來不是那麼多產，也沒有寫長篇的東西。我曾經把他們兩個人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這稱為“二賈研究”。

講到賈大山，我們倆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一般是11點以后，他到我的辦公室來，或者我去他家蹭頓飯。他們家吃飯就是菠菜面條，有的時候他到街上買一隻當地的“馬家”鹵煮雞，還有一種叫“跑肉”，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的。再開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兩塊錢一瓶。吃完之后，再來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兒來，我們開一個午餐肉罐頭，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文藝創作要反映真實的生活

我和葉辛同志（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都是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一輩。他講到的一些體會和心態，像開始見到農村、農民的那種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貴州插隊，我是在陝北黃土高原。當時，我從延安坐卡車到延川縣城，然后從延川坐卡車到文安驛公社，下車以后再徒步走15華裡才到我那個村。這一路過去，走一步那個土就往上揚，比現在的PM2.5可難受多了。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我開玩笑說，那叫PM250。晚上出來到村裡的溝邊上，看到的最大平面不足100平方米，看著窯洞裡星星點點的煤油燈火，我當時說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話——這不是“山頂洞人”的生活嘛。當時對那裡很不適應，有種距離感。但是，后來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個屋子有一排炕，因為就剩我一個知青了，睡的全是當地的農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誰都可以。晚上，我那個屋子就成了一個說古今的地方，由我主講。最后，我發現他們有很多讓我敬佩之處。我說，你別小看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濟濟，給他們場合，給他們環境，都是“人物”。當時我們有這樣的經歷，也看到有這樣的現象，這是活生生的，我覺得寫這些東西才是真實的生活。

軍旅文藝工作者要有軍味、戰味

我贊同閻肅同志（空政文工團一級編劇，已故）講的“風花雪月”（閻肅在文藝工作座談會的發言中說，軍隊文藝工作者也有“風花雪月”，但那風是“鐵馬秋風”、花是“戰地黃花”、雪是“樓船夜雪”、月是“邊關冷月”），這是強軍的“風花雪月”。一提到這個詞，我就想起古代的軍旅詩人，有那麼多蕩氣回腸的詩文啊。如果我們的解放軍文藝工作者沒有軍味、沒有戰味，那干嗎要穿這身軍裝啊？我們的軍旅文藝工作者要圍繞強軍目標，做自己該做的事情，這也是今后軍隊文藝工作體制機制改革的一個方向。

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李雪健同志（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講得充滿深情（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李雪健作了題為《用角色和觀眾交流》的發言，談了塑造楊善洲、焦裕祿等典型人物電影形象的體會）。他演了很多電影、電視劇，當時演《渴望》的時候，我沒怎麼太在意，但看他演的宋江，我覺得把握住了這個人物﹔他演的《焦裕祿》《楊善洲》，兩個人物都刻畫得特別好，按行話講，就是入戲了。有句話叫“人生如戲，戲如人生”，這兩部戲不是那種戲說，體現出來的是真正的楊善洲、焦裕祿，他們就是這樣的人，我們的藝術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通過雪健同志所講的，我感受到他與塑造的人物是真正的共鳴、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話說得好，“共產黨員的職業病——自找苦吃”啊。中國共產黨人就是以解放全人類為自己的崇高目標，沒有個人的私利。

文藝作品要有質量、有特色

文藝創作要在多樣化、有質量上下功夫。當前存在一種“羊群效應”，這邊搞個征婚節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談戀愛、找對象的節目。看著有幾十個台，但換來換去都是大同小異，感覺有點江郎才盡了。還是要搞點有質量、有特色的東西。我們有很多歷史題材可以拍，不要都是淒淒慘慘的，老是說甲午戰爭我們被打得一塌糊涂，馮子材鎮南關大捷、戚繼光抗倭，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開拓思路，除了戚繼光、馮子材，還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現在的問題是怎麼講好故事？故事本來都是很好的，有的變成文藝作品以后，卻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虎山》拍得還有點意思，手法變換了，年輕人愛看，特別是把現實的青年人和當時的青年人對比，講“我奶奶的故事”，這種聯系的方法是好的。實際上，我們有很多好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鮮活，也會有票房。像《奇襲白虎團》《紅燈記》《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貼近現實的、更加戲劇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潑一點，都能拍得很精彩。

重要建筑特別是標志性建筑應當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東西，是凝固的詩、立體的畫、貼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動面孔，也是人們的共同記憶和身份憑據。我們對待建筑的新風格、新樣式要包容，但是絕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現在，一些地方不重視城市特色風貌塑造，很多建設行為表現出對歷史文化的無知和輕蔑，做了不少割斷歷史文脈的蠢事。我們應該注意吸收傳統建筑的語言，讓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獨特的建筑個性，讓中國建筑長一張“中國臉”。

浙江美術館就建在西湖邊上。2003年除夕，當時我還在浙江，美術館建設有兩個備選方案，一個是建在錢江新城，一個是建在西湖邊上。有些同志認為應該建在錢江新城，我認為還是建在西湖邊上好。要把西湖的自然景致與美術館的人文韻味和諧地融為一體，這才是具有時代氣息、中國氣質的美。記得當時，我還跟許江同志說，浙江美術館的建筑風格，就要跟你許江同志現在穿的這件中式衣服一樣，要有中國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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