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住址使用的信箱

　　今年10月19日，是魯迅逝世80周年紀念日。5天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中文系主任寇志明來京參加“漢學與當代中國”座談會，其間與《中國青年報》分享在海外研究魯迅的心得。一提起這位自己研讀了半輩子的“大先生”，寇志明先想起的卻是某年凜冬的北京和一場話劇。

　　一個30歲出頭的創業姑娘邀請熱愛魯迅的寇志明，一同去北京師范大學觀看話劇《魯迅》的劇本朗誦會。可惜姑娘遲到了，寇志明在室外左右徘徊，冷得直哆嗦，等候許久才進場。過程有些坎坷，但這場《魯迅》劇本朗誦會仍給他前所未有的觸動。“話劇的表達方式很現代化，很先鋒，所有演員都坐在一排椅子上，每個人依次站起來說話，你要自己去猜說話的人是誰，究竟是魯迅、許廣平還是馮雪峰？觀眾必須要用自己的頭腦看戲。”

　　話劇《魯迅》的編劇李靜，是寇志明很欣賞的一位朋友。寇志明覺得，李靜是很有個性的中國作家，通過創作把魯迅帶到當今社會，令年輕人對魯迅產生興趣，這點很珍貴，因為此前許多中國年輕人所熟知的魯迅隻活在語文課本和考試題裡，他們不免對這位名人心生厭煩。而回顧自己與魯迅結緣的這條漫長路途，寇志明感慨道：“我當初十幾歲就開始在美國讀魯迅作品，純粹出於業余愛好，所以很喜歡他。”

　　始於熱愛，在西方研讀近50年，寇志明在魯迅作品的空間裡越走越深，看見真實的魯迅，也看見英語世界魯迅研究的過去、當下和未來。

　　寇志明說，他的家鄉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的一個偏僻小鎮，那裡看不見中國人的面孔。他之所以能知曉魯迅的名字，完全源自一連串機緣巧合。上世紀60年代中期，寇志明初中畢業，偶然讀到了埃德加·斯諾寫的描述上世紀60年代初中國樣貌的《大河彼岸》。在這本書的附錄中，他看到中國國際書店在美國的一家姐妹書店的地址，那家書店是美國人在舊金山所開，名字叫“中國圖書和期刊”。在書店的圖書目錄裡，魯迅的名字第一次進入寇志明的世界。寇志明立馬郵購了楊憲益和戴乃迭翻譯的《魯迅小說選集》一卷和《魯迅雜文選集》兩卷。

　　寇志明對魯迅小說的第一印象：“看不太懂，但越看越感興趣，用現在的語言來形容，可謂‘有挑戰性’的著作。”

　　當時令寇志明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有：《吶喊》“自序”、《狂人日記》《阿Q正傳》《記念劉和珍君》。他被《狂人日記》的題目深深吸引了，第一次閱讀，寇志明知道“吃人”是一種象征，但不明白比喻什麼，以為“吃人”指的是帝國主義國家在清末民初要“瓜分”中國。高中畢業，在被哥倫比亞大學錄取前，寇志明開始去匹茲堡大學學習中文。有一天趁著課堂休息，寇志明舉手問中文老師：“你熟悉魯迅的作品嗎？”中文老師一臉驚訝，一個17歲的美國小伙子竟然知道魯迅！緊接著，中文老師給出一個讓寇志明驚喜不已的回答：“我的父親認識魯迅，從前魯迅還到過我家！”

　　寇志明當場用英文驚呼：“I don’t believe it！”——在美式英語裡是“可不是嗎”之意，用來加強“太巧”的語氣。可中文老師顯然誤解了，以為這個小伙子不相信，立即准備解開自己的襯衫，說兩三歲的時候魯迅曾不小心把一杯熱茶倒在自己的身上，至今肚皮上還留著一個疤痕，還要展示給寇志明看。這段際遇簡直是意外之喜，寇志明的第一位中文老師，正是魯迅學生台靜農的兒子台益堅。

　　遇見了魯迅故人之子，寇志明當場向台益堅請教，《狂人日記》裡“吃人”的象征意義到底是什麼？台益堅告訴他，“吃人”並非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而是指中國社會裡的某些人的“所作所為”。台益堅說到這兒，看看周圍一臉茫然的美國學生，便沒有詳細地講下去。寇志明后來回想，也許因為他的父親身在台灣，而那個時期美國冷戰，政治原因所迫，他不敢在美國學生面前解釋得太過深入。

　　“等到我大學畢業去台灣深造，本來想專程去拜訪台靜農，但畏於戒嚴時期，怕他不敢談魯迅，就沒去找，現在想想都很后悔。他愛喝酒，又最懂魯迅，而我很想了解魯迅那些詩句的典故。”寇志明說，等長大了，才知道那次機會的難得。

　　自年輕時候與魯迅作品相遇，寇志明就成了一個鐵杆粉絲。他讀魯迅的短文《拿破侖與隋那》，認為“第一次看到如此純粹的人道主義方面的議論”﹔讀《“立此存照”（三）》有關對約瑟夫·馮史丹堡的電影《上海快車》的爭論，覺得魯迅寫得很有意思，於是想盡辦法，寫信給匹茲堡二號電視台KDKA請他們播放。“半年后，令人難以相信，他們在12月底的一天夜裡兩點半真的播送了一次，我高興得不得了。但看了電影以后，總覺得遠不如魯迅那篇雜文有意思。”

　　當寇志明的中文水平達到能讀《記念劉和珍君》的原文，這篇文章讓他感動得落淚了。“給我最深的印象倒不是紀念死去的烈士，而是讓我了解到美國就沒有一位像魯迅這樣能夠解剖社會的有良心的作家，而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像魯迅那樣的作家。”寇志明曾在一篇文章裡寫道，他認為魯迅的偉大之處，是“作為愛國的中國知識分子卻能看透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在他的眼裡，當時的美國雖然自稱為自由世界的堡壘，但像魯迅這樣的作家寥寥無幾。

　　澳大利亞的學者張釗貽有本著作名為《魯迅：中國“溫和”的尼採》，而寇志明不認可魯迅就是中國的尼採這一說法。“我覺得魯迅的影響力比尼採大，尼採還沒有對社會反省到這個地步，而魯迅是幫中國人做好人，改善社會。魯迅年輕的時候可能欣賞尼採的某一面，但不是全面肯定。”

　　寇志明將英語世界裡的魯迅研究主要分為7個階段：翻譯與介紹、魯迅生平及其時代背景的研究、1980年以前的文學作品分析、視覺和語言學、心理學分析、在“多元化” 西方社會中的魯迅當代研究、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的貢獻。寇志明指出，在目前的英語世界裡，大部分對魯迅的研究朝著比較研究和文學理論的方向發展。而過去幾年，杜伯尼、卜立德、浦嘉珉、張釗貽的思想傳記，和倫伯、法夸爾以及自己的個別實驗性和文獻性、語文性研究，填補了先前學術研究的空白。

　　縱觀海外的魯迅研究，寇志明認為美國研究成果不如日本的數量多、程度深。“日本的魯迅研究，很多是從竹內好出發。而美國的研究者多從小說出發，不太研究雜文。”寇志明表示，美國學者在過去為魯迅研究也做出實質性的貢獻，但相對而言他們的貢獻相對稀少。但近來，美國出版了三四本較為優質的專著，“足以見得在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出現了一股新的魯迅熱”。比如周衫的《記憶，暴力，辮子: 魯迅解讀中國》，重點敘述了魯迅一生四個離散的時期，特別關注了魯迅舊體詩作和視覺藝術﹔格羅利亞·戴維斯的《魯迅的革命：寫在暴力之中》記錄了魯迅在上海最后也是政治味最濃的十年生活﹔鄭愛玲的《文學的遺體：死亡，創傷和魯迅對哀悼的拒絕》，薈萃了她對《吶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和諷刺性古代神話再創造的《故事新編》的解讀。

　　魯迅的舊體詩，是寇志明的研究興趣所在。他曾撰文說，魯迅用舊體詩寫作，也許更容易將個人懷抱通過舊形式和古語文、典故表達出來。“在魯迅的舊體詩中，我們看到一個無畏地批判軍閥和后來的國民黨白色恐怖政權的批評家，但是同時我們也能發現一位關心學生的好老師、愛孩子的家長、愛妻子的丈夫，一位人道主義者、愛國學者，同時也是有國際主義精神的、胸懷廣闊的偉大詩人：他懷有悲憫和失落的情感，但從未對中國未來喪失信心。”

　　曾有人質疑寇志明的研究方法，說他把魯迅鎖到了歷史裡，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沒有把魯迅的舊體詩帶到當代世界，和英美詩人對話。“別人可以去做比較文學，但我是搞漢學的。”試圖扎實用英文喚起和原文所引起的同樣的情感，這是寇志明研究和翻譯舊體詩的方式。

　　採訪最后，寇志明忽然笑著說，很久以前朋友問他，既然研究這麼多年魯迅，那可曾睡覺的時候夢見過他？“我問干嗎要夢見？朋友說夢見本人，就可以問他作品要表達的思想啦。我說沒必要問，作品就在這兒！做夢我還不如夢見漂亮姑娘！”不過他隨后笑稱，如果見到魯迅，自己最想和他討論舊體詩，討論“最難懂的一首”。“綺羅幕后送飛光，柏栗叢邊作道場……何來酪果供千佛，難得蓮花似六郎。這裡頭的意象究竟代表什麼呢？我很想問問魯迅。”

　　在英語世界研究魯迅，寇志明也有一些憂心。一方面，關於魯迅的若干理論研究仍然停留在論文形式，比較保守，然而“如果年輕的學者無法表達自己的意識情感，那麼魯迅研究的最終結果隻會是更加邊緣化”﹔另一方面，英語學術界仍以歐美文化為中心，如果隻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研究中國文學，那麼漢學研究可能會被進一步邊緣化。他由衷希望，能有不同背景的年輕研究者從事中國文化和文學研究。（沈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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