繪畫作品中的魯濱遜

　　休謨

　　亞當·斯密

　　【深度解讀】

　　英國工業革命以后，資產階級興起，社會財富發生了轉移，英國人的財富觀念也隨之發生了改變，表現出時代的局限性。

　　托克維爾、泰納和萊恩

　　對英國人財富觀念轉變記錄最多的並非來自英國本土，而是來自鄰國法國。

　　托克維爾曾於1833年、1835年、1857年赴英國游歷，對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做過非常翔實的記錄，后來集結成書為《英國及愛爾蘭游記》。他對英國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人們對財富的崇拜。他觀察到，在英國，財富已經取代出身，成為身份的象征。財富不僅能帶來聲望、享樂和幸福，而且能夠帶來權力，這是在任何其他國家都從未發生過的。

　　雖然托克維爾對英國懷有比自己祖國法蘭西更多的好感，但他依然對英國人對財富的熱衷感到震驚，用他的話說，“英國人對財富的尊敬足以讓人感到絕望”。

　　另一位法國歷史學家依波利特·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在《英國筆記》（1872）中指出，在英國，貧困成為一種讓人丟臉的事情，他們如此瘋狂地攫取財富，是出於一種恐懼和焦慮，擔心由於財富不足，而被排擠出體面階層。財富不僅與金錢有關，而且關乎道德、教育以及紳士教養等社會身份。

　　在法國人萊恩（Samuel Laing，1780—1868）看來，對於財富的追求讓英國人陷入一種焦慮當中：“在英格蘭的生活中，人們永不滿足，永不快樂，除非是在一場攀爬更高地位而且被公眾認可的奮斗中獲得滿足和快樂。商人、手藝人、勞動者，無論他們——以其社會地位衡量——眼下是多麼春風得意，前途是多麼光明，他們都不可能像同樣處境中的德國人那樣，隨和而知足，坐下來閑談和小酌，每天白白浪費掉三四個鐘頭。”

　　當經濟地位變為主要考量標准，能夠決定一個人的階級地位、政治權利和社會聲譽時，它就不再停留在經濟領域，而悄然轉變為一個社會學概念。

　　19世紀后期美國經濟學家托爾斯坦·凡勃倫（Thorstein Bunde Veblen， 1857—1929）在《有閑階級理論》中指出，從19世紀早期開始，金錢成為商業社會衡量每個成員的核心標准。“財富已經成為獲得尊重的社會基礎。要想在社會中佔據受人尊敬的地位，佔有財富成為必需……那些沒有相對較多財富的社會成員，很難受到他們周圍人的欣賞，其結果就是他們也很難受到他們自己的欣賞。”

　　曼德維爾、休謨和亞當·斯密

　　對財富的看法為何發生了如此大的轉變？在這一轉變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有三位重要人物：曼德維爾、休謨和亞當·斯密。他們對商業和財富的積極肯定為資本積累提供了合法化話語。

　　17世紀之前，英國人普遍接受《聖經》的影響，相信“貪財乃萬惡之源”，財富或金錢常與罪惡和墮落緊密關聯，對財富的渴望被看作危險的欲望。然而，曼德維爾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了與此截然對立的觀點——對財富的追求不僅無害，而且有益﹔正是個人的欲望推動了社會的進步。

　　曼德維爾思想的核心在於，他將自利行為視為社會文明和經濟進步的源泉，以此賦予財富追求以正當性和合理性。曼德維爾一再否定和批評宗教教義中節制和克己等傳統美德，試圖用另一種更為世俗化的話語來取代已經不再合乎潮流的宗教話語。他鼓勵人們不要滿足於現狀，要不斷地擴展生意、增加收益，這無疑對於上升期的資本積累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意識形態支持。曼德維爾的觀點在當時遭到了很多批評，但后來逐漸被大眾接受，並且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18世紀以后的政治經濟學家，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休謨和斯密。

　　與曼德維爾一樣，休謨把人類經濟活動歸結為人類的自利本性。休謨指出，自私和貪欲是人的本性，欲望是促使人們勞動的唯一動機。一個人的勞動無法滿足自己的多種欲望，就引起了交換。人類欲望超過了自然界的“稀少供應”，就導致了私人佔有制度的產生。隻要對私利的追求不威脅到公共利益，就可以不必加以限制。他認為，人們對享樂的需求是刺激一切勤勞和發明創造的巨大動力——“需求促進人的才智”。

　　與曼德維爾不同的是，休謨並未將美德從經濟活動中排除。相反，他認為對財富的追求不僅能激發人們的聰明才智，而且能夠讓人民勤勞節儉、守秩序﹔當他們富足安逸時，就會變得溫和寬厚，樂善好施。他雖然承認過分的享受會帶來禍害，但還是相信適當享樂比游手好閑無所事事強得多。

　　不僅如此，休謨還將商業的價值提升到促進文明發展的高度。在《論商業》一文中，休謨這樣寫道：“一般公認，國家的昌盛，黎民百姓的幸福，都同商業有著密切難分的關系，盡管就某些方面而言，也可以認為彼此之間並無制約互賴的關系。而且，隻要私人經商和私有財產得到社會權力機構的較大保障，社會本身就會隨著私人的富足和廣泛交流而相應強盛起來。”

　　在休謨看來，正是國家與國家之間、人與人之間在商品和文化方面的互相交流，帶來了科學和技術水平的革新和提升。

　　將曼德維爾和休謨的財富觀推至巔峰的是經濟學界的代表人物亞當·斯密，他在《國富論》中不僅對曼德維爾的觀點表示贊同，而且進一步發展了后者的觀點，並在此基礎上建構了自由市場理論，提出了他的著名論斷——“看不見的手”。

　　與曼德維爾相似，斯密也相信利己的天性是維系社會運轉和繁榮的驅動力量。

　　亞當·斯密認為，無論富人們怎麼天性自私，怎麼貪得無厭，盡管他們的唯一目的是為自己撈取便利，剝削成千上萬為他們勞作的工人們的勞動所得以滿足他們所謂的虛榮，填充他們無底的私欲，然而實際結果是，人們似乎“受到一隻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而比起他意欲促進社會利益的情況，他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時，反而能更為有效地達成前一目標。”

　　與休謨相似，斯密也在商業與美德之間建立了關聯，他相信商業活動能夠培養人們的規則意識、勤勉節約的習慣和小心謹慎的品質，此外“商業與生產逐漸帶來秩序與良好的政府管理，隨之而來的是個體的自由與安全。這些國民過去幾乎一直生活在與鄰國持續不斷的戰爭當中，而且不得不成為其他強國的附庸”。斯密指出，過去很少有人關注到商業與國民自由的關系，休謨是當時唯一一位觀察到這種關聯的人。

　　《魯濱遜漂流記》

　　最能體現這個時期盈利精神的文學作品當屬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1719），年輕的魯濱遜不顧父親勸阻出海，執意出海經商，在非洲做金砂、象牙生意賺取了幾十倍的利潤，后來乘葡萄牙貨船到巴西又買下種植園，成了庄園主。然而他並不以此為滿足，再次出海，到非洲販賣奴隸，直到遭遇船難，在孤島上獨自謀生二十多年。即便到故事結尾，他還是選擇再次出海經商，可以說，謀取財富已經成為魯濱遜唯一的生活樂趣。

　　雖然小說中包含了“浪子回頭”等聖經中的救贖主題，但對當時讀者產生最大影響的仍然是代表了英帝國勤勉克己的英國商人形象。書中的魯濱遜常常表現出一個英國店主的本能，他熱衷於列舉各種各樣的詳盡清單，有時會花上數頁篇幅一一列舉從船上搬運的各樣物品的品種、數量，所有“賬目”如同商店的明細賬目般一清二楚。小說中有這樣一個有趣情節，當魯濱遜回到拋錨的船上搜集可用之物時，他偶然看到許多金幣，講求實用的魯濱遜心口不一，一方面大聲宣告對金錢的蔑視，接下來一轉念又把錢拿走了，不僅如此還是精心地“用一塊帆布包好”。這裡言行不一的魯濱遜雖然顯得幼稚可笑，卻並不違背人物性格的統一性，反而合乎他作為商人的身份和本能。即便后來他仍然把這些金幣稱為“骯臟、可悲而又無用的東西”，支配他的始終是以商品交換為主導的商人思維模式，他不斷在腦子裡盤算著用它們換“十二打煙斗”，還是換一個磨谷的手磨，或者“六個便士的蘿卜”等等。

　　魯濱遜對於財富表現出的矛盾態度恰恰是18世紀英國社會最突出的特征，一方面，基於傳統觀念對金錢流露出不屑態度，另一方面又熱衷於賺錢，積極投身商業活動。

　　研究18世紀英國的專家黃梅指出，在18世紀的語匯中，“冒險”（adventure）一詞本身代表的並非浪漫沖動，而是對殖民活動中的超額利潤的狂熱追求，甚至它本身指的就是“貨物”。魯濱遜並非單純謀溫飽的勞動者，而是新型的“經濟人”，是“經濟個人主義的化身”，“他像資本家那樣小心翼翼地累積並數計財富，而且還不斷地修籬筑牆，以保護他的財產”。

　　事實上，笛福其他的小說也都以商人為主人公。在他心目中，商人是推動國家經濟繁榮和文明進步的英雄。以笛福為代表的小說家一方面自己身為“經濟人”，另一方面通過文學作品宣揚勤勉聰明的新型商人形象，這些作品不僅為促進合理謀利提供了話語支持、構筑了新型價值觀念，而且為中產階級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中產階級是通過經濟地位的上升來突破貴族上層的壓制，爭取高於普通平民的紳士身份地位的。隨后他們通過模仿和學習貴族上層的教養規范，以顯示高於工人階級的身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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