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年末，幾位中青年演員聯手上演了一場“有名”大戲，沒有“拍案驚奇”的視覺景觀，沒有不可言說的迷失和壓抑，隻有接踵而至的生存困境和屢屢敗北的突圍嘗試。《無名之輩》的現實“底色”和荒誕“配色”號准了觀眾的脈，既描畫了小人物的大志向，也打造了夢想成真的瞬間體驗。

一如片名的“凡塵俗世”氣息，《無名之輩》在故事建構上也並不算有新意，“小人物的雄心”彌散在境遇劇和冒險故事中，通過較嚴密的敘事體營造出熟悉真切的現實面相，是潛在對話，也是深層療愈。

故事母題和敘述進程是一對古老命題，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由古而今脈絡可循。文字文明出現之前，敘事是“類似儀式活動的神聖行為”﹔文字文明時代，敘事的精神療效成為后來跨學科研究的對象﹔現代文化工業的制造者更是意識到幻想敘事的獨特功能，好萊塢很早就打出“夢幻工廠”的旗號。時至今日，故事及其敘述方式的學術價值愈加凸顯。

《無名之輩》集中呈現了看似毫無瓜葛的兩組人物，其截然不同的目標訴求和行為邏輯共同支撐起影片的故事結構，一方足不出戶，一方走街串巷，分別承載著“禁閉”式的極限境遇和小人物破案的悲喜遭際。

“眼鏡”胡廣生和“大頭”李海根的“頭盔俠”組合，由農村而城市，夢想著“換一種活法”，決定先通過搶劫手機店而揚名，但在跳窗逃入女主角馬嘉旗的家之后，幾乎被這個與他們旗鼓完全不相當的女子“綁架”，一番力量懸殊的較量之后，完成彼此的救贖。保安馬先勇則是在一地雞毛的窘境中，執意孤行，承載了緊張滑稽的冒險故事，既是尋槍，也是尋找失去已久的尊嚴。

影片的意義生成，是始於“故事核”的一場能量制衡。創作者對大眾生存現實和精神困厄的認知與揣度是影片“故事核”產生的緣由，也是人類學意義上敘事治療的起點。《無名之輩》的“故事核”是“小人物的雄心”，雖不新穎但具有母題性質。“頭盔俠”組合和馬先勇都是平凡的大多數，在“骨感”的現實中追尋“豐滿”的理想。

核心既定，通過何種輻射路徑來架構故事？綁匪被“綁”和loser（失敗者）斷案。

綁匪被“綁”。綁匪和人質所處的是“禁閉”式空間：房間和天台，前者是矛盾聚集地，后者是與情節反轉相呼應的空間轉變。雙方關系的漸次變化經歷了四個階段：“眼鏡”極力把自己打造成“悍匪頭目”，以換取人質的服從和自身的安全，暫居上風——人質求死心切激怒綁匪，雙方對峙——人質和媒體的合力夾擊導致綁匪身心受困，綁匪被“綁”——三人暴露各自最脆弱的一面，彼此理解，矛盾化解。而制導這變化過程的其實是人性正負能量的博弈，“頭盔俠”承載了浮夸的惡與根植的善，善最終勝出﹔兩人與馬嘉旗的關系變化體現了毀滅與救贖的古老主題﹔馬氏兄妹呈現的則是宿怨與原諒的日常感動。

loser斷案。馬先勇尋槍是主線，險象環生又夾雜著戲謔成分，冒險故事的最終意旨是身份焦慮。面對隊長，祈求承認“我是協警”，是你們的一員﹔面對女兒，“我是你爸”，你不能改姓﹔面對老板高明，“我交過首付款”，樓房蓋不成要退錢給我。這“三座大山”壓來，馬先勇軟硬兼施，或迎或躲，表現出小人物的真實處境和無奈決斷，折射了這個時代中芸芸眾生的現實境遇以及力量懸殊的突圍嘗試。

由“故事核”開始的敘事進程，《無名之輩》經過四個階段、三組能量的明暗交替以及尋找尊嚴的悲喜征程，共同構成故事的總體走勢，符合大眾的基本價值取向。觀眾在影院的特殊“場”效應中，展開創作者和接受者的對話，同時也是個體與自我的對話。在這個過程中，意義世界有效召喚，理想與現實得以縫合。

無名之輩，承載著善與惡的潛能，其煎熬與突圍由現實中不同個體的經歷濃縮而成，每個角色都體現了一個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英雄遇阻，幻夢成真，成功的敘事便是一次有效的審美療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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