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原創兒童文學的一種觀察:既是砥礪,也是幸福

2019年01月07日09:33  來源:文藝報
 
原標題:2018年原創兒童文學的一種觀察:既是砥礪,也是幸福

  ▲在當代兒童小說的藝術探索中,一方面是朝向個體的“小”歷史不斷得到新的關注、開掘﹔另一方面,一種面向“大”歷史的書寫和表達的沖動,始終不曾消退。

  ▲原創兒童文學在運用一個有長度的敘事過程表現特定的生活和情感內容方面,多了些“鋪天蓋地”的努力,少了些“驚心動魄”的力道。

  ▲多年來,兒童文學努力克服著“成長”書寫中虛幻的理想主義,《星魚》進一步提出,如何在虛幻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生活主義”之間,尋找通往“成長”的更好路徑。

  ▲在一切傳統文化題材的兒童文學寫作中,除卻傳統文化自身的內容、內涵,作家還需思考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這種面向傳統的書寫所體現的現代文學意義與現代藝術價值。

  2018年,兒童文學領域有不少值得一說的創作現象,值得一談的作家作品。每到這樣的時刻,總是深感語言的篇幅無法企及現實的體量。我想就這一年來若干重要的文學現象、一些典型的作家作品,來看原創兒童文學的藝術收獲,以及是否還存在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話題。

  “小”歷史與“大”歷史

  一切歷史的書寫都充滿陷阱。時空相隔愈遠,寫作的危險和難度也相應愈增。對兒童文學來說,恐怕還要加上另一重可能的陷阱,那就是歷史本身與童年生活之間的適切度與對接度問題。這些年來,原創兒童文學見証了寫作者們朝向這一難度區域的不斷突進。2018年,4部歷史童年題材的兒童小說令人印象深刻:《有鴿子的夏天》(劉海棲)、《野蜂飛舞》(黃蓓佳)、《耗子大爺起晚了》(葉廣芩)、《正陽門下》(史雷)。它們不但向我們展示了已逝童年永不褪色的生活滋味,也向我們展示著中國兒童小說獨特而豐饒的語言滋味。

  從《太陽宮》到《耗子大爺起晚了》,葉廣芩的作品真正落腳在了兒童文學的地界。讀《耗子大爺起晚了》,字句皆是輕捷舒暢而溜圓妥帖,那種生動到如有一個孩子在你耳邊聒噪的敘述語言,那種如親見這個不安分的孩子跳來躍去的敘述節奏,再沒有比它更適合童年的了。《有鴿子的夏天》裡簡白如素而又充滿蠻勁、短截稚朴而又飽含情感的語言,既烘托著敘事節奏的緊湊推進,又讓人一再不由自主地停下來,琢磨它的余味,回味它的張力。《野蜂飛舞》寫出了一種如野蜂飛舞般漫天席地、無可壓抑的生命感覺。裡姆斯基-柯薩科夫的曲子在黃蓓佳的筆下仿佛擁有了另一種生命,那樣的歡樂,那樣的悲傷,那樣含著淚水的生活的微笑,叫人永不能忘。《正陽門下》的京味兒敘述暢快而歡實,底下又流動著淺淡的古意和拙趣,再底下,是沒有任何暴力能夠打斷的生活的堅固脈流。讀著這些作品,我們會強烈地意識到,為什麼說兒童文學的簡朴無關單薄,而是另一種形態的豐盈。

  而這樣的書寫不隻與童年和語言有關。在面朝歷史的同時,它還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來自當下的詰問:歷史因何存在,又為何值得書寫?首先當然是為“人”。中國兒童文學經歷過歷史敘事被政治意識形態綁架的年代,那時候,歷史與人的生命、生活之間的血脈關聯被完全切斷。由此造成的歷史敘事的某些觀念與慣性,給當代兒童文學帶來入骨的傷害。近年來的歷史童年題材寫作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一種意義重大的藝術反撥和重寫的努力。一些作品有意識地讓政治事件與運動退到歷史敘說的遠景處,讓真實的“孩子”重新回到歷史舞台的中央。在《耗子大爺起晚了》等作品裡,宏大歷史完全被淡化,我們眼前隻有一個無比生動的孩子。在《有鴿子的夏天》《水花園》(李秋沅)、《蘇三不要哭》(吳洲星)等作品裡,歷史的大事件隱約出沒,但小說的焦點還是落在個體的小歷史上。這樣的歷史,小則小矣,卻是血肉豐滿,飽含體溫﹔這樣的歷史,因其細小而真切,又因其真切而動人。某種意義上,文學就是為了這樣細小卻真切的動人而存在的。

  但我還想說,在當代兒童小說的藝術探索中,一方面是朝向個體的“小”歷史不斷得到新的關注、開掘﹔另一方面,一種面向“大”歷史的書寫和表達的沖動,始終不曾消退。在后一種視角下,文學所為之“人”,既是個體之人,也是族群之人、家國之人。隨著這類題材兒童小說藝術探索的深入,這種沖動可能正以另一種方式,重新回到我們的視野。《野蜂飛舞》裡的榴園與黃橙子們、《正陽門下》中的將軍胡同與劉家、《謝謝青木關》(谷應)裡的青木關,以及《黑仔星》(郝周)裡的“黑仔星”,既關乎個人史,也關乎家國史、民族史。當個體與時代的要求、個人與民族的命運不可避免地遽然相撞,如何使微小的個體不被歷史的宏大話語輕易吞噬,又如何使巨大的歷史話題在細小和真切中得到真實、深刻的傳遞,是這類兒童文學創作進一步走向深處必須直面的藝術難題。

  這也是我為什麼想再多說一說《正陽門下》的原因。《正陽門下》從《將軍胡同》而來,這兩部作品之間不隻有著人物、地點、敘事上的前后承接關系,其中還包含了作家在同類題材寫作探索方面某種突進的努力。《將軍胡同》提供的鮮活、獨特、令人過目難忘的個人性的歷史敘說,將歷史題材兒童小說對於個人史的發掘、表現推向了藝術的高點。但同時,史雷在呈現個人視角下歷史生活的生動圖景的同時,可能始終懷著對於人物及其生活與其身處的大時代之間的某種關聯焦慮。生活之流是永恆的,但是,在那樣的時代,生活又多麼應該變得與過去全然不同。這或許可用來解釋為什麼小說最后,他讓圖將軍以某種形式的“犧牲”,實現了“小”個體面向“大”歷史的言說與承擔。從小說的敘事肌理來看,這個“犧牲”的身影,其符號性顯然大於生活的邏輯,但從中恰恰看見了作家對“大”歷史及其代表的更廣闊世界與生活的某種執著。換句話說,面對一個風雲激變的時代,“小”歷史的書寫並不能讓他感到完全滿足。

  我願意相信,正是這份未得滿足的執著,進一步驅動著《正陽門下》的寫作。在《正陽門下》裡,史雷把原本熟稔的個人史筆法小心地擱在手邊,開始嘗試另一種歷史的編織。同樣是以老北京胡同的日常生活為底色,在這部小說裡,民族的、國家的而非個人性的沖突,貫穿首尾。二舅帶著“我”馴鴿子的場景,是小說中最具俗世生活趣味和意味的片段,就在它生活游戲的表象之下,卻不時隱現著“成為中國最好的軍鴿”的政治暗示。二舅最后成為中共地下黨,呼應了上述暗示。大舅呢,“國軍少將”,哀時局而扼腕,最后被二舅疑似成功“策反”。這樣單純而“理想”的安排,使小說多少帶上了王安憶說的那種“男孩子氣”,而沒能再為讀者奉上又一位像圖將軍那樣有著更豐滿的復雜度的生活形象。但透過這種“男孩氣”,我們卻也看到了作家試圖帶歷史童年敘事沖破私人生活領地、重新闖向歷史宏大舞台的野心。

  這是了不起的文學的野心。在《野蜂飛舞》未出版稿的紅樓研討會上,黃蓓佳坦言,身為一個作家,面對這樣一段壯烈的歷史,如何能不充滿為它發聲的強烈願望?但這樣的言說同時也充滿了艱難。《野蜂飛舞》最后,我們同樣看到,黃家長大起來的三個孩子,分別加入中國遠征軍、國民黨空軍和共產黨,先后為報國犧牲。如果再把目光放開去,在近年熱播的近現代歷史題材電視劇中,也常有相類的敘事處理:通過向同一家族的各個成員分派不同的歷史身份,使之構成關於那個時代宏大歷史的符號性隱喻。這裡需要反思的不是隱喻本身的文學合法性,而是如何使之在文學表達層面更為合理,更符合文學自身的要求與規律。事實上,要在生活的偶然、細碎的自然邏輯中完成對於宏大歷史的呈現與思考,很可能不是單一的個人傳奇或簡短的家族故事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戰爭與和平》式的體量,或者至少是《白鹿原》式的體量。在這樣的體量基數裡,歷史的宏大展開為可信的生活,才有了邏輯空間的充分依托。那麼,對於一個客觀上受到體量限制的兒童文學作品而言,書寫“大”歷史仍然是可能的嗎?如果是,它該如何以更好的方式走向歷史的宏大,走進歷史之“人”的宏大?這或許是今天所有選擇在寫作中直面“大”歷史的作家們必然要面對的困境。《正陽門下》和《野蜂飛舞》這樣的作品,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新經驗,也鋪墊了富於意義的新起點。

  情感深度與敘事結構

  2018年是狗年,有意思的是,兒童文學作品中也出現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狗”。常新港的《尼克代表我》,在小說與童話的交叉語境中展開一個似真還幻的少年生活故事。一個衣食無憂的當代孩子內心的苦悶,在“尼克代表我”的非常態宣泄中,得到了離奇而淋漓的表達。曹文軒的《瘋狗浪》,在海邊漁村的環境裡鋪開一場狗與人、狗與狗的恩怨傳奇。小說中的“瘋狗浪”既是實指,也是虛指。在瘋狗浪一樣的生存威脅下,黑風與沫沫以生命為盾牌,堅持著彼此的守護。《黑木頭》裡,趙麗宏把筆觸轉向當代都市孩子的日常生活,在狗與人重新的相互結識和信任中,書寫了日常世界的某種深情況味。兒童小說《舒葉與神秘小狗》(李學斌)裡的“神秘小狗”,后來身份揭曉,原來是小巴西狼,但在大部分敘事時間裡,它一直被當作小狗看待和對待。不論何時何地,狗的故事總是與人的情感緊緊聯系在一起。

  我們就來說說情感。我想談的是曹文軒的《瘋狗浪》。這些年來,曹文軒的兒童文學寫作讓我們看到了一位兒童文學作家對待寫作的某種堅執的痴迷,這種痴迷與外力似乎並無太大干系,而是更多地源自他的本性。不論環境如何變化,他一直在寫,不停地寫,而且從不輕易停留在某種慣性的滑翔寫作狀態。在《瘋狗浪》的后記中,他說:“寫了幾十年的作品,我總提醒自己不要安於現狀,不要陷入一種無形的、駕輕就熟的寫作模式。”這種寫作的狀態激起我們極大的期待。我們由衷地期望,在曹文軒這樣的作家身上,當代兒童文學有可能實現它某種高遠的藝術抱負。

  在《瘋狗浪》裡,作家把視點移到海邊,移到漁村,移到家狗與野狗眼睛裡的世界。這樣的題材在曹文軒的兒童文學寫作譜系中無疑是特別的,但個中情感的質地和重量卻是一脈相承。一隻家狗與一隻喪家的狗,在命運看似偶然的安排下走到一起,相濡以沫。沫沫為黑風放棄了溫暖的人間生活,黑風則為沫沫和他們的孩子付出了生命。

  這是一個令人動情的故事。但我想說,從更嚴苛的角度看,這部小說以一個長篇構架反復渲染的動人情感,還是運行在一種相對單維的狀態裡。從黑風為了拯救素不相識的沫沫飛奔而下、陷身危險的瞬間,從沫沫聽到黑風受傷的吠叫掉頭而來、重入羅網的一刻,這種情感就已經定形。此后,沫沫為了黑風放棄安逸的生活,甚至離開心愛的主人,都是這場生死之戀的合理回音。黑風的回報也是如此。也就是說,整個故事的過程只是在印証這種情感,卻沒有從根本上深化它,擴大它。正如小說開始處,黑風以赴死的決心擋在沫沫與野狗之間,到了最后,它的死亡更像是起初這個未竟的犧牲舉動的塵埃落定。與此相應,隨著情節的推進,它們之間建立起的情感空間始終隻回環在這兩個角色之間,而沒有激起更深廣的旋流﹔它甚至還有意無意地排斥著沫沫的主人、小女孩船花的介入。它是封閉的,似乎隻能屬於黑風和沫沫自己,這就使人在同情中不免感到了某種局促。

  我以為,這與《瘋狗浪》在長篇結構上的處理是有直接關聯的。一部長篇構架的小說,可以是圍繞著同一個點的鋪排與賦寫,也可以是從一個點出發的步步旋進,節節推升。前者會加強情感的氣勢,使之如排山倒海般涌向我們,后者則將加強情感的后力,使之緩緩透入我們的靈魂和骨髓深處﹔前者鋪天蓋地,后者驚心動魄。《瘋狗浪》的結構更接近前者。小說中黑風與沫沫的情感,從一開始就是生死抉擇、超越尋常的,隨著故事的展開,這種不尋常性不斷得到証明,以至於到了最后,若非黑風的獻身,似已無法再將它推向結局。可以一問的是:一種生死與共的情感,除了願意為彼此不斷地付出一切,還有什麼?

  請允許我們對曹文軒的寫作懷有苛求,因為這個寫作本身站在一個很高的起點上,因為他的寫作始終望向更高的地方,還因為談論曹文軒時,我們不只是在談論一個作家,而常常是同時在談論一種重要的寫作現象、一個重大的藝術話題。我想說的是,原創兒童文學在運用一個有長度的敘事過程表現特定的生活和情感內容方面,多了些“鋪天蓋地”的努力,少了些“驚心動魄”的力道。2018年出版的《你的腳下,我的腳下》(西雨客)、《莫裡》(陳帥)等作品,給我們帶來不小的閱讀驚喜,但在最終抵達的情感的震撼力和穿透力上,又有令人不滿足的遺憾。究其原因,結構的隱在問題不容忽視。准確地說,這種不滿足指向的不是一部作品的缺憾,而是對於原創兒童文學實現其更高藝術突破的期望。

  “愛”與“成長”的再思考

  兒童文學有兩個具有普適性的主題:一個是“愛”,另一個是“成長”。這些年來出版的兒童文學作品,幾乎都能從這兩個童年生活的母詞裡找到主題的歸宿。這一現實也反過來印証了“愛”與“成長”的題旨之下,其實包含了作品具體生態的千差萬別。今天,面對一部作品,需要討論的可能不是它是否表現了“愛”或“成長”,而是它表現了什麼樣的“愛”和“成長”。

  讓我們來談一談《人民文學》2018年第6期發表的一部童話《星魚》(周曉楓)。對於2018年的原創兒童文學,《星魚》的出現有兩個重要的代表性。

  第一,它是《人民文學》2018年第6期上發表的13種兒童文學作品之一。該期《人民文學》系兒童文學專刊,從童話、小說到詩歌,從城市、鄉村到幻想世界,我們讀到童年輕盈的歡笑,也讀到它靜默的哭泣,讀到它精靈般的飛翔,也讀到它寓言式的深思。《人民文學》在2018年用這種方式表達對童年和兒童文學的關切,也回應了這些年來兒童文學這一文類聚集的社會熱度。

  第二,它代表了近年引起關注和熱議的成人文學作家參與兒童文學寫作現象的持續鋪展。發表在《人民文學》2018年第6期的兒童文學作品,其作者中既有翌平、陸梅等知名兒童文學作家,也有不少從成人文學跨界進入兒童文學寫作的作家,如周曉楓、李浩、蔣一談等。此外還有前面提到的《耗子大爺起晚了》,以及今年出版的《磚紅色屋頂》(馬原)等作品。我們看到了這些作品為兒童文學帶來的豐富的語言、寬闊的生活、厚重的精神,同時也看到了從成人文學到兒童文學的寫作,絕不是跨越一道讀者對象的門檻那麼簡單。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們不得不謹慎應對的藝術難題,正是兒童文學自身藝術難度的顯現。

  周曉楓在創作談中說,《星魚》是她的第二個童話作品,是“關於夢想、自由、親情、成長、友誼和責任的故事”。童話從一個富於童心而氣勢恢弘的想象開始:海洋裡最大的魚類鯨鯊,原是天上的星星變化。小弩從“幸福”“完美”的天上生活選擇墜向地面的姿態,帶著某種彌爾頓筆下“失樂園”的悲壯氣象。隨著小弓的陪伴墜落,小弩的世間生活成了一場尋找的旅途,它也由此經歷了另一種“什麼都有可能”的豐饒、奇妙同時也充滿危險的世間生活。

  最終,小弩找到了小弓,后者奄奄一息,繼而失去記憶。小弩的內心充滿了對小弓的負疚和悔罪。我們看到,小弩在海洋裡學會了“愛”,但歷經一切之后,這份名之為“愛”的感情,卻禁錮了他的身體,禁錮了他對大海“始終燃燒的想念”,使他成為“愛的俘虜”。我不禁要問,在更廣大的時空和生活中,究竟該如何引導孩子理解“愛”與“夢想”“自由”“親情”“成長”“友誼”和“責任”之間的關系?認同或獲得一種以意識到的自我犧牲為代價的沉重之“愛”,對孩子(包括成人)來說,是一種具有拓展力的“成長”嗎?誠然,“成長”是生命獲得重量的過程,但這究竟應是什麼樣的重量?這些問題,值得深入探討。多年來,兒童文學努力克服著“成長”書寫中虛幻的理想主義,《星魚》進一步提出,如何在虛幻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生活主義”之間,尋找通往“成長”的更好路徑。

  傳統文化與現代精神

  如果說原創兒童文學對傳統文化資源一直保持著持續的創作關注,那麼2018年,我們不但繼續讀到了一大批涉及傳統文化題材或思考的兒童文學作品,而且更強烈地感受到了它正在成為一股鮮明的創作潮流。這其中既有文化政策層面的大原因,也因為在這個技術激進的新時代,如何承續來自傳統的悠遠文化脈絡,如何使日益講求效益和功利的現代生活在與千百年來積累的傳統的對接中,尋找一種匱乏的棲居感,已經成為文化自身的迫切訴求。2018年出版的相關作品,有的帶著傳統文化教育、傳播的鮮明意圖,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的“中國傳統節日故事”系列圖畫書(高洪波等文,程思新等圖)、明天出版社《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圖畫書大系》(保冬妮文,劉江萍等圖)、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持續出版的“故事中國”圖畫書系列(李健編繪)等﹔有的則是在與傳統文化密切相關的故事或生活底子上展開敘說,如《南村傳奇》(湯素蘭)、《大蟹》(蕭袤)、《鄂溫克的駝鹿》(黑鶴文,九兒圖)、《冬夜說書人》(徐魯文,王祖民、王鶯圖)、《野娃子》(董宏猷)、《巫師的傳人3:古國羽衣》(王勇英)、《挂龍燈的男孩》(馮與藍)、《刀馬人》(王璐琪)等作品。

  一種傳統文化的鮮明意識介入兒童文學創作,最易導致命題作文式的寫作,也最忌受限於命題作文的階段或狀態。應該看到,在一切傳統文化題材的兒童文學寫作中,除卻傳統文化自身的內容、內涵,作家還需思考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問題,即這種面向傳統的書寫所體現的現代文學意義與現代藝術價值。在傳統文化的問題上,魯迅的“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多年來被人們過度引用附會,造成將傳統文化本身與文學(文化)價值直接等同的簡單傾向。然而,傳統文化的標簽本身遠未能為文學書寫提供充分的價值前提。相反,為什麼要寫傳統,這種傳統與現代生活的關聯何在,如何觀看傳統、思考傳統,如何在面向傳統的書寫中實現它獨特、重要的現代價值,這些問題,是我們懷著各樣考慮進入傳統文化題材或背景的寫作時,必須審慎對待和解決的問題。

  這種思考鮮明地體現在近年湯素蘭的《南村傳奇》等一系列傳統童話再創作的實踐中。《南村傳奇》以現代幻想小說的方式進入故事,又以中國傳統童話的樣貌展開故事,傳統與現代元素之間既構成對撞的矛盾,也提供了新生的契機。例如,關於天梯的傳說,沿用的是民間童話中追求“幸福”和“永生”的古老主題,卻在改編中被賦予了鮮活的現代內涵。“在這一個生命周期裡,一個人不斷成長,為自己的生活和夢想付出努力,然后無怨無悔地離開,便是最大的圓滿。”在對古老童話主題的打破和重思中,故事把讀者帶向了當下生活的深刻思索。

  有意味的是,文本中,作家的思考和探索也留下了未完成的痕跡。比如,作品充分發揮了民間童話特有的傳奇色彩,但在另一些“破而后立”的地方,則不得不採取更多概括而非具體的敘述:“在這一千年裡,他們目睹了人間無數悲劇和喜劇”﹔“他們的外表雖然還像十來歲的孩子,但心已經非常蒼老”。在這裡,思想的上升似是以故事性的下降為代價的。而我以為,對於文學作品來說,故事性的下降,有時也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思想的表達。“如果他們沒有這麼長的生命,就不用感受這麼多人間疾苦了。”關於“永生”的反思落在“回避痛苦”上,是否又有淺化這一思考之嫌?《南村傳奇》留給我們的思考是有生長力的。在我看來,所有這些思考的存在,恰是原創兒童文學不斷深入藝術腹地的症候。

  毫無疑問,我們還在前往更遠方的路上,而一切行程,擁有這樣的遠方感,既是砥礪,也是幸福。

(責編:韋衍行、湯詩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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