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 紅黑漆描金人物故事圖梳妝盒2 陳家祠藏

刻有“蕃禺”二字的漆奩 廣州博物館藏

雲紋漆盤 廣州黃花崗 南越國墓出土

清道光 黑漆描金開光繪亭塔山林扇 廣東省博物館藏

割開漆樹樹皮，收集乳白的汁液，再經過日照、攪拌等一系列復雜的工藝流程，就成了“漆”。用這種天然涂料來防護和裝飾家具，是古代中國人的獨創發明，可以溯源到7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早期。到了17世紀，來自東方的漆器在西方市場上成了搶手貨，天然漆營造出的光潔、潤澤、醇厚的美感，和其他很多東方器物一樣，被賦予了一種神秘而浪漫的想象。到廣州去，買漆器回來，是眾多遠洋船長和大班們備忘錄上的顯要標注。它們是商戰的主角，是貿易的寵兒。

“安菲特利特號”

從廣州滿載漆器回法國

漆藝在中國早在新石器時期已出現，是古代中國為人類文明作出的杰出發明之一。至遲在公元前8世紀左右，中原人已經開始有意識地種植漆樹。如我們今天所知，廣州東郊螺崗一座秦軍人墓葬中出土的盤、奩、耳杯的殘跡，是目前所知嶺南最早的漆器，說明嶺南漆器很可能是隨統一嶺南的秦軍將士傳入的。而廣州的古稱“蕃禺”二字見於考古實物最早的一例，也是被刻在一件漢代漆奩上，1952年由考古工作者在廣州西村石頭崗的一座古墓中發現。

暨南大學教授紀宗安在《中國古代對外文化交流中的漆與漆藝》中指出：“先秦至秦漢的中國漆藝曾出現過五百年的繁盛期。三世紀以后，青瓷迅猛發展，取代了漆器在日用器皿中的主導位置。但是十四世紀以后，中國漆器出現了裝飾的高峰，並作為我國工藝美術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品種，其精美產品和工藝技術遠播海外，其藝術價值超過了實用價值，與絲綢、瓷器並立，在享譽世界中構成東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華美篇章。”

也就是說，漆器在中國古代工藝史上的發展，呈現一個馬鞍形的線條。而第二個高峰的發展，與對外貿易、東西文化交流有很密切的關系。

依紀宗安的看法，我國漆器在漢代便與絲織品等特產一道傳入東北亞、東南亞、中亞、西亞各國和阿拉伯世界，此后又傳到歐洲各國，尤其在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周邊文明形態中，特別是朝鮮、日本和東南亞，發展最好。在學習和繼承中國漆藝的基礎上，當地工匠也創新發展出許多獨具特色的工藝，有的后來還反哺中國工匠。

與廣州關系比較大的漆器外銷，主要對象是歐洲。由於線路的遙遠，漆器傳入歐洲的時間比較晚，但在17世紀末18世紀初洛可可風盛行，由於“中國熱”的影響，漆器受到了極大的歡迎。目前已知，早在17世紀初期，法國王宮中已經有大量的中國家具，當中也包括了漆制品。

據西方學者的研究，法國王宮在1663-1715年期間，大量採購中國漆器。如中法交往史上著名的航船安菲特利特號，在第二次來華時，就滿載漆器而還，令法國國內一時有了“安菲特利特號漆器”的說法。王室的追求帶動了社會風氣，對於價格高昂的漆器的廣泛使用，一些法國精英人士還從經濟角度表達出擔憂。

第一批中國漆器

大約在16世紀初抵達歐洲

“雖然不能確定漆家具到達歐洲的確切時間，但一份16世紀奧地利Ambras城堡的財物清單（現保存在維也納某博物館）已然列出了東方漆家具”，浙江工業大學藝術學院學者袁宣萍指出，“最早將漆家具運至歐洲的是葡萄牙人，到17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開始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而“最早的漆家具，法國是通過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入的，而英國是通過劫持一艘葡萄牙商船獲得的，時間在16世紀末”。

在中國漆器的外銷時代，東方漆器在歐洲市場上一直屬於奢侈品范疇，並非普通人家可以消費的日用品。由於東方漆家具的流行以及它昂貴的價格，仿制成為一門有利可圖的行業。17世紀初的西方文獻中已經零星提到了仿制中國櫥櫃的活動。正是在初期的仿制基礎上，歐洲自己的漆藝也發展起來。

袁宣萍指出，17世紀晚期至18世紀初，髹漆作為紳士及上層婦女的業余愛好在社會上流行，“1688年Stalker與Parker的《髹漆論叢》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公布了漆的配方，指導人們如何從事漆藝，並提供‘中國風格’的裝飾圖案，對歐洲漆繪工藝產生過重要影響”。當時歐洲各國漆藝家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嘗試，制漆的方法與配方各不相同，在激烈的競爭中推動了歐洲漆藝的發展。比如，比利時的斯帕是歐洲漆器生產的中心，借溫泉度假勝地之便，此地也成為本土漆藝向歐洲傳播的一個重要地點。著名漆藝家達哥利和他的弟弟以及達哥利的學徒蘇耐爾等都是從此地走出，或與此地的漆藝淵源有關。其他各地的漆藝名家還有發明了“馬丁漆”的法國人馬丁兄弟，記述了清漆制作方法的瓦丁等。

中國漆藝的影響還波及漆器之外。不少17-18世紀歐洲制作的陶瓷、金屬制品、紡織品、壁毯上的圖案、色瓷也來源於漆繪家具。還有一種方式類似“搭積木”，是一種將中國漆器拆散后重新組裝的做法。特別是那些多扇折疊並帶有豐富裝飾的大型屏風，上岸后常被拆散鑲入小型的歐式家具或室內嵌板當中，“中國漆器加上青花瓷裝飾，為英國的威廉與瑪麗時代（1689-1702）的室內裝飾風格帶來巨大影響”，學者何振紀指出，“早期歐式的髹飾家具特別聞名的是三位德雷珀斯商人：赫伯特、德諾特及普瓦裡埃，包括伯納德，他們是少數能提供優質東方漆藝的商人。這些商人亦兼具設計制作，他們經常將來自遠東的漆箱、漆屏及漆櫃進行分拆，再組裝成為豎面凸板的板心，其余部分則由本土所產的仿漆藝來裝飾”。此外，也有少量家具是歐洲設計好樣式后送往中國進行髹飾。

中日漆器競爭歐洲市場

根據現有的資料一些學者認為，最早傳入歐洲的東方漆器很可能是日本漆器。如何振紀所言，長崎的漆器從室町時代（1336-1573）已經開始大量出口，尤以華麗的蒔繪漆器著稱，在中國的鑒藏家群體中也很受珍視。廣東的金漆藝術在爭奪海外市場過程中，也部分吸收了日本金粉蒔繪的工藝手法。葡萄牙人竊據澳門后，日本漆器成為重要的貨物。

如前所述，日本早期制漆技術和漆藝從中國傳入，時間很可能早到新石器時代，但大規模和較深度的傳播，是從漢代開始，在唐代達至高峰，且宋元明清雙方交流一直不絕。早期中國漆藝遠超日本，明代日式蒔繪漆器回流中國，引起漆藝界震動，反過來促進了中國漆藝技術的進步。

日本漆藝傳統風格和傳統技法在平安后期確立。公元894年，日本廢止遣唐使，斷絕與中國的官方往來，這被許多人視為日本美術史上一條重要的分界線。以此為標志，日本美術領域出現全面的“國風化”，也即日本本土風格化傾向。暨南大學學者程紅梅指出：“日本官方對漆器制作業的支持是漆藝在日本獲得長久生命力的重要條件。”

由於工藝精良、特色鮮明，日本漆器在歐洲市場上有很高聲譽。所以中國漆器進入歐洲之后，兩個傳統的漆藝大國，就展開了激烈的競爭。

17~18世紀，廣東已是全國最為有名的漆藝家具制作中心之一。雕漆工藝一般以北京及蘇州為貴，而描金則多是來自福建及廣東兩地，其中又以廣東的出產引領一時的風尚。18世紀，中國的廣州和日本的長崎佔據了輸往西方的遠東漆器的大宗。17世紀末期，以廣器為首，中國的漆器出口已經蓋過了日本所出產的“倭漆”，逐漸擠佔了出口西方的漆器市場。此后，荷蘭開始削減進口日本漆器的訂單。中國的外銷金漆器在藝術效果上接近日本的蒔繪漆器，而且產量巨大，價格也低於“倭漆”，十分適合於日用裝潢。18世紀30年代開始，荷蘭東印度公司也進口大量中國漆器販運於歐洲，同時也往日本運去包括“廣作”在內的中國漆器。

那麼在外銷市場爭奪戰中立下汗馬功勞的描金漆器技法，是否真的如一些人認為的那樣，是從日本的蒔繪漆器發展而來呢？的確，明代中國漆工楊塤曾經學習了日本的蒔繪技法並加以創新，清代宮廷造辦處也將描金技法稱為“洋漆”或“仿倭漆”。但著名鑒藏家王世襄先生在《髹飾錄解讀》中曾言：“我國在兩千多年前在漆器上就廣泛使用描金描銀之法”，“描金之法是由中國傳往日本的，時間在隋唐之際，或更早。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描金漆器在日本有它的高度發展，並在一定的程度上反過來影響了中國的漆工。”可見漆藝和其他工藝門類一樣，在中外交流、東西方交流的歷程中，都是不斷地進行著雙向互動。這正是“文化”的魅力所在。（卜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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