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筆寫下這篇報道之前，記者把一個問題群發給在出版社和書店工作的朋友們：“出一本詩集費勁麼？好賣不？”

一分鐘內，收到了兩條回復。出版社編輯回復：“挺費勁的，領導不見得會批。”書店老板回復：“著名詩人的經典詩歌沒准還有人買，新詩就算了吧。”

又過了一會，一位朋友回電話說：“詩集的處境現在很尷尬。大部分詩集都是自費出版，印數不高，賣不動，就滿足一下文藝中老年人的情懷。”

確實，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時常會收到一些“長輩”饋贈的詩集，或是人生感悟，或是工作經歷，大多數慷慨激昂、飽含熱情又有著極強的個人特征。收到這樣的詩集時確實很尷尬，它們可讀性不強，重量卻不輕，扉頁上留著自己的名字，讓處理它們變得進退兩難。當人們每天接觸到的詩集都是這樣的出版物時，很難談得上喜歡。

然而，工人詩人陳年喜、老井等人的作品令記者印象深刻。在一次詩歌直播活動中，他們沒有播音腔，甚至不會朗誦，就那麼讀著自己寫的詩，那些詩歌關乎流浪、漂泊和尋找，講述著痛苦、倔強和執著，朴素平淡的生活發出蝕骨的詩性，強烈的真實感和強大的力度把聽眾“按”在椅子上，一動都不能動。很難形容初次聽到那些詩歌時的感受，是驚喜、感動，還是震撼，或者還有一絲羨慕。這種感覺源自他們在艱難生活中、在寂寞困苦時、在彷徨無助時緊緊抓住詩歌的那股力量。這是文字的力量，也是詩歌的力量。而讀者需要的就是這樣一張張用生命譜成的、有營養的詩箋。

“我從來沒打算出書。”說這話的是陳年喜。從老家陝西商洛走出來后，陳年喜去過陝北，到過河南，走過青海，還在新疆待過。但他無暇領略風景名勝，而是一頭鑽進大山，深入地下漆黑的礦洞中，除了礦石和炸藥，陪伴他的就是他的詩歌。

每天高風險、高強度的工作之余，枯燥單調的生活讓陳年喜深感疲憊，他想到了用詩歌記錄自己的生活，訴說自己的情感。他說：“我寫，是因為我有話要說。”

然而，陳年喜沒想到，會有一個人為了讓他的詩歌出版而四處奔走。這個人就是太白文藝出版社策劃編輯趙若菲。她向單位匯報策劃出版以陳年喜為代表的工人詩人詩集的計劃時有些忐忑，不確定這個看上去沒有太多“錢途”的策劃，單位領導是否會批准。但領導說：“咱們社向來重視圖書的社會效益，真正的好書是服務於人民的。”

這一策劃獲得批准后，趙若菲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找到作者，拿到詩稿。讓她驚喜的是，陳年喜的微博最近一條文字竟是一條“廣告”，他在推銷家鄉商洛深山裡的香菇，並留下了自己的手機號碼。就這樣，順著這條販賣香菇的商訊，趙若菲順利找到了陳年喜。

接到趙若菲的電話時，陳年喜已經去了貴州，正在為一個旅游景區寫宣傳文案，得知有人喜歡自己的詩，陳年喜很高興。聽說是出版社要將自己的詩結集成冊，陳年喜卻冷靜了下來。他問趙若菲：“需要我付錢麼？”

就這樣，陳年喜成了趙若菲和其他工人詩人之間的橋梁，陳年喜建了一個微信群，名字叫做“續寫詩篇”。2018年初，趙若菲需要的所有詩稿集齊了，6名作者分別是在大地深處工作了25年的煤礦工人老井、巷道爆破工陳年喜、建筑工人鐵骨、14歲開始打工的服裝廠女工鄔霞、彝族充鴨絨工吉克阿優、已經離去的“90后”工人許立志。除了6名詩人的單本，還有一本6人的合集，所有詩稿都是詩人秦曉宇和楊煉一起選編的。

那個冬天，借助網絡，陳年喜共賣出去近千斤香菇。而大山深處的詩歌也化身一本小小的詩集走出了大山。

詩集，在許多出版人眼中是最難收回成本的，如今，除了一些較知名的國內外詩集，許多實體書店極少從出版社購進詩集，很大比例的詩集出版物成為作者本人日常交際中的一種文化禮品。

“出版一套詩集不能隻憑一腔熱血，還要有資金支持。”為了讓詩集順利出版，趙若菲申報了陝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的重大項目資助，並如願通過答辯，拿到了資助。今年3月，“我的詩篇——當代工人詩歌精選”系列詩集問世。

“我們出版社的名字中既然有‘文藝’，詩歌出版是責無旁貸的。”趙若菲介紹，太白文藝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套《長安新詩典》，收入了不少與陝西有關的詩人的作品。在趙若菲看來，以陳年喜為代表的工人詩歌，真實呈現了詩歌的美，用詩歌書寫自己的生活。“所謂‘勞者歌其事’，就是這樣的，一本優秀的詩集可以讓當下讀者有代入感、有震撼、有感動。陳年喜、老井、鄔霞這類詩人還有很多，我們出版人有責任去挖掘，將他們的作品結集成冊。”趙若菲說。

這套詩集的責任編輯馬鳳霞說：“這套詩集的最大價值是社會價值，工人詩人用第一人稱的形式自發地、由衷地、直觀地表述自身境遇、情感、思考、追求，比社會研究專家採訪的結果和文學界成熟作家的轉述更加難能可貴。”馬鳳霞希望更多的人閱讀這套詩集，了解他們的思想和境遇。（胡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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