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榕”拓片

蘇軾

六榕寺花塔

沿著繁華熱鬧的中山六路與解放北路交叉口往西走幾十米，路北有一條南北向的安靜小路——六榕路。路中段，即是嶺南名剎六榕寺了。

和大多數藏身鬧市之中的古剎名寺一樣，六榕寺不僅是一處富含歷史感的文化勝跡，也是附近居民消閑休憩的去處。寺門內的空間其實並不是很大，但不妨礙阿公阿婆們坐在樹蔭下，或石階上，講古傾偈。

六榕寺門額“六榕”二字，出自北宋大文豪蘇軾之手。廣州博物館中藏有一件珍貴的拓本，是“六榕”之名流變過程的實物見証。

“六榕”雖由蘇軾寫 改名未在北宋時

六榕寺最早稱為寶庄嚴寺。目前所見的許多記載中都說，梁武帝大同三年（537年），梁武帝蕭衍的娘舅曇裕法師由建康（今南京）來此創寺建塔，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歷史。其實這個說法應該是不正確的。廣州文博專家陳澤泓先生在其《六榕寺小考》中引王勃《廣州寶庄嚴寺舍利塔碑》中的“此寺乃曩在宋朝，早延題目”等說法指出，廣州寶庄嚴寺始建於南朝之宋朝，齊朝之后，梁武帝時始建舍利塔。也就是說建寺的時間，比那座據說存放了釋迦牟尼舍利的寶庄嚴塔要早的。

那麼“六榕寺”這個名字，到底是什麼時候真正叫響的呢？如一般大家所知，這的確和蘇軾有關。但並不是在蘇軾那個時候，“六榕”之名就正式使用了。

“一塔有碑留博士，六榕無樹記東坡”——這副對聯端立在六榕寺正門兩側，清晰點出了寺與蘇東坡的關系。北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拜相，開始推行青苗、農田水利等一系列新法，史稱“王安石變法”。雖然其出發點很好，起點也很高，但由於部分措施過於急切、激烈等緣故，對於這次變法的諸多相關舉措，朝堂內外持不同意見者很多。宋神宗死后，司馬光掌權，全盤否定變法。蘇東坡當時的立場，相對比較折中。他對變法有意見，但也不贊同司馬光“一刀切”的做法，認為變法之中好的部分應當保留。這種立場令他兩方面都不討好，屢次遭到貶謫，且越貶越遠，最終被流放嶺南。這段時間是他一生中生活最為辛苦、跌宕的時期，但他苦中作樂，保持了昂揚的樂觀精神，創作了大批膾炙人口的經典作品，同時以其個人人望和精深學識，開辦教育，廣泛交游，為嶺南地區的文化發展助力不小。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十月，蘇軾自海南北返，路經廣州城，曾歇息於淨慧寺旁的“瀟洒軒”，其間接受安撫使程懷立的邀請，同到寺中游覽。據說，他見院內修竹青翠，還有挺拔參天的古榕樹，枝茂葉濃，非常歡喜，於是受僧人的請求，欣然揮筆書“六榕”二字。有論者言此“六榕”與《金剛經》中“六如”相關聯，可謂意旨深遠。現在寺中舊時的六棵榕樹已經不可尋覓，雖然后人嘗試補種，終不得舊貌，故而寺內有“補榕亭”。

光緒元年或最早稱“六榕寺”

因蘇軾的文名，他為寶庄嚴寺題寫“六榕”之事一時成為佳話。1917年，時任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撰《登六榕寺塔記》，當中寫道：“寺初名寶庄嚴。趙宋改名淨慧，東坡手書‘六榕’二字，榜之寺門，后人重蘇書，遂呼為‘六榕寺’，而寺之舊名幾無有知之者矣。”從中可知，蘇東坡題字之后，“六榕”這個名字在民間就有使用，但因為是一種俗稱的緣故，並沒有影響到官方的使用。在正式場合，仍以當時的寺名淨慧寺稱之。

六榕寺中的高塔俗稱花塔，是嶺南著名景觀，也是本地古代高層建筑的典范。當年王勃南下交趾探望父親時，曾應寺僧之邀，寫下長達3000余字的古代最長塔銘《廣州寶庄嚴舍利塔碑》。南漢時，寶庄嚴寺改名為長壽寺﹔宋開寶三年（970年），南漢滅亡時遭到兵災，殿、塔均毀於戰火﹔宋端拱元年（988年）修繕寺院並新鑄六祖慧能塔供奉寺中，第二年竣工，改稱淨慧寺。

可以說，這幾次改名，都是時間清晰的。但什麼時候改成“六榕”呢？說法就不一樣了。馮沛祖著《廣州風物》述及，永樂九年，在西禪寺的原淨慧寺僧復還本寺，挂匾額“六榕”，自此改名“六榕寺”，而“淨慧寺”就從此消失了﹔寺內碑刻說改名時間是在清光緒元年（1875年）。但若按陳澤泓先生的看法，這些說法也不能說完全准確。他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今存六榕寺中的清代碑石，同治以前全部稱淨慧禪寺，光緒年間起即全部改稱為六榕寺。”同時，最早改稱六榕寺的碑記是光緒元年由廣州將軍庫穆長善領銜並撰文的《重修六榕寺佛塔記》，而在此年前的同治九年，有翰林院侍講許其光撰並書的《重修淨慧禪寺覺皇殿暨各神殿碑》，仍稱淨慧寺。

《重修六榕寺佛塔記》中有一段話：“蘇文忠公謫戍嶺南，僑寓天慶觀，沙門道蹤丐公題榜。由是來游者仰東坡墨寶，群以‘六榕’ 呼，而不知寺名之為淨慧也，噫，異乎！”陳澤泓指出：“庫穆長善既不承認六榕為正式寺名，碑題又以六榕寺稱之，這種表述上的混亂，正反映了六榕寺名稱的演變過程。正是庫穆長善開了這個頭，此后各碑則率用‘六榕寺’之名稱。”而據《越秀史稿》的說法，“自明成祖永樂九年（1411年）起，今天的六榕寺應是一直挂著‘六榕’匾額，但到清代道光年前時，已挂回了‘淨慧’匾額。到光緒年前，可能又挂回‘六榕’匾額。”

應該說，淨慧寺、六榕寺二名並用了相當長的時間，直至光緒元年，官方始正式使用六榕寺名。但在民間，“六榕”才一直是遠過於“淨慧”的“大IP”。

蘇東坡

還有遺跡在寺中

據說蘇東坡題字之后，寺僧便將這二字額於山門，並加刻石。但據《越秀史稿》的說法，今天藏在六榕寺中的“六榕”刻石是清代時翻刻的，並非當時的原石。據清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立於六榕寺補榕亭側的《王文誥監摹蘇軾六榕題字並跋》碑的記載：蘇東坡於宋紹聖元年（1094年）被貶后，曾數次游廣州，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又偕其子蘇迨到廣州。廣州安撫使程懷立等迎接，設宴款待，在淨慧寺游覽，即席手書“六榕”寺榜。寺榜從元符三年至清嘉慶年間，屢經雕漆，后為防題款損壞，乃將字摹刻在石上，以傳真跡。1920年，該手跡再次摹刻。上世紀中葉又據石榜刻為木榜，懸於寺門。

除“六榕”二字外，蘇東坡還在六榕寺留下另一幅墨寶，即今天補榕亭旁邊的那塊《証道歌》碑。此碑兩面刻字，筆法蒼勁圓逸，被認為是蘇東坡的手跡，刻碑時間是北宋紹聖三年（1096年）。此碑后來破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碎碑合成一石。其正面額刻有“皇宋廣州重開永嘉”八個古篆體字，背面有楷書“証道歌碑”四字。可惜此碑到清代時，碑文已是漫漶不全，蘇體書法神韻大失，到今天僅存百余個很難辨認的字。此外寺內還一塊《蘇文忠公笠屐像》石碑。類似題材的畫像碑，廣東各處有好幾塊。它們說的都是同一則軼事：某天蘇軾外出遇雨，被困路邊。有附近好心的農戶請他進家吃了飯。飯后，天仍下著細雨，道路非常泥濘難走，他從農家借了木屐和斗笠，回家去。誰想他平時穿不慣木屐，這時泥路又爛又滑，走路東倒西歪。鄉民和村童見了，不禁都嘻嘻哈哈地大笑起來。

蘇軾是很會自嘲也很愛自嘲的人，開放心態世間少有。當此情境，想必也是會心一笑吧。（卜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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