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今天廣州城內的“網紅”街道，要算是永慶坊、荔枝灣、北京路、上下九。這些老街老巷，都有相似的特征——騎樓密布。這種建筑形態，在姜文電影《讓子彈飛》裡得到了一次大宣傳，讓很多人著了迷。

這種前沿架空，形成長長柱廊的建筑，有時會讓人想到歐洲大陸那些臨街的老建筑。它們之間，是否存在某種聯系？類似的建筑，在早期的中國能否找到例証呢？

廣州博物館裡收藏的幾件陶屋，大概會讓我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新認識。

除了商貿文化 自然地理如何影響騎樓？

必須承認，嶺南的騎樓是東西方建筑藝術交融的產物，我們可以從現存的大量實物中看到許多外來因素的影子，比如外部裝飾、材料選擇等。這是廣州近代對外交往留下的痕跡。它在廣州等嶺南城市的大規模興起，確實與清末時在西方思想、觀念影響下進行的大規模城市改造、建設活動相關。但這些是否能說明它是一種“外來物種”呢？恐怕不行。

關於騎樓的起源說法不一，有些人認為它受到東南亞歐式風格建筑影響，源頭可以追到古希臘﹔有些人把宋代在江南一帶的檐廊式建筑視為它的先輩﹔但也有些人認為，這些說法都比較牽強，它實際就是本地傳統的“竹筒屋”的變形，不過因為有了避雨防晒，以及商業經營的考慮，加了柱廊式的前沿。

很多人知道曾經主政廣東的陳炯明對廣州的騎樓建設貢獻不小。但在廣州大力推廣騎樓的要員，他並不是第一個。1878年，香港地區頒布《騎樓規則》，開始建造騎樓。10年之后，兩廣總督張之洞便參考香港的經驗，提出在廣州興建類似的“鋪廊”。清王朝被推翻之后，廣州一度掀起拆老城造新城的熱潮，除了修筑了一批新式馬路，也在拆除很多老房子的基礎上，蓋起了連片的騎樓。在1918-1928年10年左右的時間中，廣州建成了約40公裡長的騎樓街。

按今天的看法，如此之多的騎樓，是值得保護的文化遺產。但在當時一部分人眼裡，騎樓是對城市傳統景觀的破壞，並且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原本已經“生態平衡”的街巷文化氛圍。曾任廣州工務局長的程天固在《廣州市工務之實施計劃》中說早期廣州城市建設是“畸形的設計”“無一不以資產階級之利益為前提，而以平民生活之惡化供犧牲”。目標所向，就包括騎樓。1932年，廣州公布了一份馬路名單，規定這些地方是不能建騎樓的。

騎樓的首層，可以作為非常理想的臨街店鋪。這是廣州這個商業城市很合理的一種選擇。目前城內騎樓最集中的幾大片區——上下九、北京路、人民南、南華路，都是傳統的商業旺地。如果我們看一下國內騎樓分布密集的區域——廣州、北海、廈門、泉州等，也會發現它們大多屬於東南沿海商貿發達地區的范疇。

但除了商貿文化，影響建筑形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自然地理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讓陶屋來告訴我們。

古老的干欄式建筑 仍有現代遺存

陶屋，是反映古代人民居住情況的建筑明器。在廣州眾多漢墓中出土了大量形制不一、造型精美的陶屋，據考証，陶屋可大致分為干欄式陶屋、曲尺式陶屋、三合式陶屋以及樓閣式陶屋和陶城堡等。當中的很大一部分保存比較完好的，收藏在廣州博物館中，總數大約有40來件。

的專家們指出，這些種類繁多的陶屋裡，那種形制朴素的“干欄式”陶屋才是真正的“掃地老僧”，是眾多陶屋的“鼻祖”。

干欄式建筑也稱干欄、高欄、閣欄。它樓高二層，全屋用竹、木搭建而成，上層可住人，下層則飼養家禽。當然，也有隔離潮濕，防備猛獸等方面的作用，特別適合嶺南地區的自然環境。這種建筑，直觀的形態就是架在高高木柱或木柵欄牆上的一座屋子。我們在今天華南地區的許多山區、海邊等地方仍能見得到。現代住宅小區中常採用的一層架空的設計，很大程度上也是出於同樣的思路。

很多干欄式陶屋，能看到上層房屋裝飾了直櫺窗。這是古代木建筑外窗的一種，窗格以豎向直櫺為主，是一種比較古老的窗式。下層圍欄上的是類人形的裝飾，其中的間隙是供家禽出入，有的陶屋模型兩側還架設有專供家禽進出的斜梯。陶屋大量採用“八”字形房頂（懸山頂），房頂用橫梁支撐，檁伸出牆外，防雨性比較強。

廣州博物館的9件干欄式陶屋，生產時間主要是西漢中后期。博物館研究人員宋平指出，這些出自廣州漢墓的陶屋在精美程度上不如河南、江蘇徐州等地出土的建筑明器，卻有更接近現實建筑的特點：一是較少有釉﹔二是多為一層或兩層，而河南地區東漢時期的建筑明器有高達五層、七層， 結構復雜，更像一種糅雜了想象和寄托的工藝品。所以，廣州的這批陶屋，給我們研究嶺南地區漢代建筑提供了更為真實的資料。

建筑文化的交融 令“干欄式”漸漸遠去

廣州發現的這些干欄式陶屋，一般底部附有四到六根樁柱構成高出地面的底架，不少模型的前面往往設有欄板或形制復雜的門窗，屬於住宅。還有一些相對簡單，隻有一面有門窗，有可能作為谷倉使用。

宋平指出，新石器時期，嶺南地區的建筑以干欄式為主，建筑材料為木、竹和茅草等。至秦漢時期，來自中原地區的人民把磚、瓦、石為主要材料的建筑技術帶入嶺南，因而出土的西漢時期干欄式建筑具有融合漢越建筑技術的特點。一些陶屋“刻畫了棟梁的結構，並可看見榫卯的連接方式，用來展示陶屋無法直接制作的內部結構，顯示了當時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技術。一些網格紋的牆面紋飾是南方地區建筑明器中特有現象，其結構可能為竹子編制，反映當時廣州地區的部分建筑可能以竹編成的席作為牆”。此外，廣州漢代陶屋牆面鏤雕裝飾很有特色，在北方建筑明器中很少發現，“其樣式有菱形、長方形、圓形、不規則幾何形、舞人等。特別是干欄式陶屋下層雕刻手法使用普遍、花樣多，是嶺南地區氣候環境與人文風俗的綜合體現。”

館藏的“曲尺式”房屋正屋的側方用矮牆砌筑了籬笆，用於圈養家禽，衛生問題得到了解決。當中也能看到干欄式建筑與漢代磚瓦房結合的跡象。再往后，斗拱建筑構件和講究中軸對稱建筑布局的三合式房屋也陸續出現。這些都說明，嶺南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交流持續不斷，逐漸深入。

專家們指出，到了東漢時期，“樓閣式建筑的出現標志著漢代以對稱布局和木構架建筑為主的中國建筑體系發展到第一個高峰時期。陶屋再現了木構建筑的精妙絕倫，對日后的建筑形式、筑造技術和室內布局提供了實物參考的‘技術支持’。為了提高建筑的安全性而採用了先進的建筑技術，磚瓦的應用使得房屋防水、防潮、防火，經久耐用，比之前用竹木等材料所筑的干欄式建筑有了很大進步。”

通過廣州博物館的這些藏品我們可以看出，以廣州等為代表的嶺南傳統建筑，經歷了一個從南越的干欄式到受中原影響的三間兩廊的過程。這說明先民們很靈活地基於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條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吸取和融匯中原文化等外部因素，逐漸形成自身獨有的特點。務實、開放、兼容、創新這些詞匯，並非是現代人的專利。可以說，古代廣州城市、社會、人居的每一步發展，都是和這些精神特質密切相關的。（卜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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