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 路艷霞）“我跟美林因為身高的原因，我站在他身旁不能不俯視他，但心裡是仰視他的。我喜歡這樣的一位藝術家，不管遇見了多少苦難，把苦難都擱在身后，還要把心中的金銀緋紫貢獻給這個世界。”昨天，馮驥才記述文化5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天津落幕，在致辭中，馮驥才深情“表白”他的老友、畫家韓美林。

　　2014年起，馮驥才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陸續出版了《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渦裡》四部作品，此次四部作品以精裝套裝書形式面世，也是他記述文化50年的文字見証。馮驥才坦言：“我是這個時代的親歷者，我特別信仰文學有一個功能，就是對時代的記錄功能。我覺得很多作家，雨果也好、托爾斯泰也好，他們都用小說人物或者故事記錄過他們的時代。”他說，我們經歷過這樣一個波瀾壯闊的時代，幾億人在這個時代的激流裡翻滾著，我們不能拒絕把這個時代記錄下來的使命。“我是一個親歷者，我想從一個知識分子的個案來記錄歷史，思考我們的生活，認識我們的時代，然后面對我們的未來。我想寫這樣一本書，就是把我作為一個個案來寫。”馮驥才直言，他用的都是真實的素材，他不願意欺騙讀者。他覺得一個作家，哪怕寫一句話欺騙你的讀者，歷史將來都會瞧不起你。

　　馮驥才說，從他70多年的人生歷程來講，經歷過不同時代，他是一個跟時代共命運、跟共和國共命運的人，“我們這一代人天生地、注定地關切時代、關切民族、關切土地、關切社會。我們就是有太多的責任感，這沒有辦法。如果沒有責任感的話，我們不會做文化遺產保護。”他認為，正因如此，自己不可能成為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也正因如此，他總要追究自己，總要去掂量自己筆管裡的良心，因此過得很累。

　　馮驥才多年來一直在做文化遺產搶救，有時甚至挺苦惱的，因為做文化遺產保護，要寫下千萬字文化檔案，但這些檔案寫出來是沒人看的。也有媒體記者問馮驥才：“你不做難道就沒有人做？”他回答：“可能因為我是作家，跟學者還有一點兒不同。作家對文化有一種情懷。除去我對文化的價值的認知和重要性的認知之外，作家對生活有一種文化情感，有一種審美情感，有一種民間情感，有一種鄉土情感。他必須要做這樣的事。”

　　馮驥才說，當年在巴黎大拆房子時，雨果站了出來。他到巴黎去，曾看到雨果1835年寫的《向拆房者宣戰》﹔當敦煌出現問題的時候，張大千、常書鴻也跑到渺無人煙的大沙漠裡邊了。“我們既然選擇了，當然就應該堅守下去。但是我坦率地講，我做這件事情並不是痛苦的。我覺得我是這個時代的幸運兒，歷史把一個大活兒交給我們了，就必須要做。”

　　馮驥才還不失時機地提醒道：“我們最重要的責任還是要喚起一代公眾對文化的自覺。知識分子在整個文化自覺的過程中是走在最前沿的，他們最先有文化的自覺，我管這叫文化先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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