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壁畫修復師:耗一輩子為后人留下不能復制的文明

2019年05月15日08:15  來源:新京報
 

工作中的李雲鶴。

李曉洋在修復壁畫。

李波在修復壁畫。

一副棕框眼鏡架在李雲鶴的國字臉上。

若隱若現的白線把鏡片分成兩塊,挑起眼睛走路時,就用上面的平光鏡﹔垂下眼睛工作,就用下面的老花鏡。

他是莫高窟的壁畫修復師,“行醫”63年,修復壁畫4000余平方米。如今86歲,硬朗,身量挺拔,牛仔工服一披就去工作,手腳利落,帽子底下頭發花白。

春末的洞窟,空氣陰冷。李雲鶴攥著金屬欄杆爬上腳手架,然后蹲下身,視線穿過老花鏡,抵達壁畫上“生病”的眾神。

這樣的場景李曉洋見過無數次。從有記憶起,爺爺李雲鶴便每天“扎”在洞窟裡。

1956年,李雲鶴來到莫高窟,成為第一位壁畫修復師﹔1990年,叔叔李波開始跟隨爺爺修復壁畫﹔2011年,李曉洋也拿起了接力棒,從此三代人一起為壁畫上的神佛“治病”。

為莫高窟續命,是個漫長而持久的過程﹔在千年壁畫面前,幾代人的青春也短得不值一提。如今,李曉洋能獨當一面了,叔叔李波早是一位成熟的修復師,而耄耋之年的爺爺李雲鶴依然每天爬腳手架、拿修復刀。

經過三代“面壁者”的修復,飛天的華裳重新飄逸,神佛的眉眼漸漸清晰,饕餮、僧侶、殿堂和塵世風物,也都離原有的模樣更近了一步。

面壁者

2019年,四川成都,寶光寺。

念佛堂北壁,一幅長4.21米、寬2.97米的《釋迦涅槃圖》“生病”了。受地質災害影響,顏料層和地仗層(位於牆體和顏料層中間的泥層)發生了脫離,裂縫蜿蜒著爬上壁畫,再不進行保護,將會造成繼續空鼓斷裂甚至垮塌。

在柳絮開始四處飄落的季節,1989年出生的修復師李曉洋來到這裡主持修復工作。

工具箱裡裝著的,是來自莫高窟的經驗和技術,每年,莫高窟修復師們都會應邀到國內其他地區幫助修復壁畫。

同一時間,叔叔李波即將開始修復莫高窟第465窟的壁畫,爺爺李雲鶴在莫高窟的姊妹窟:榆林窟,長達四年的雕塑和壁畫修復項目正處於收尾階段。

1956年春天,在山東讀高中的李雲鶴准備前往新疆“支援建設”,中途在莫高窟短暫停留。在時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的勸說下,李雲鶴留在了莫高窟。

三個月的試用期過后,常書鴻說:“小李啊,我給你分配個工作,不但你不會,咱們國家也沒有會的。現在隻有自己想辦法。”

小李被分配的工作,是修復莫高窟的壁畫。

如今“小李”變成“老李”,兒孫漸次入行。“李波自己回來的,孫子是我‘哄’回來的。”

“從小在這種環境下長大,父母在飯桌上聊的都是莫高窟。”李波說,“順理成章地就回到這裡工作。”

李曉洋的高中和大學在澳洲就讀,20歲出頭的年輕人,對未來的想象是澳洲充滿新鮮感的人和事,或是國內一線城市窗明幾淨的辦公區。

不過,爺爺李雲鶴說:“要不然這樣,你跟上我一年到兩年,實在不行你再改行,完全可以。”

就這樣,李曉洋決定留下試試。

4月,李曉洋和同事們站在腳手架上,拿著注漿管,插入到壁畫和牆體中間的縫隙中,把配制好的膠結材料吸入注射器,然后通過注漿管灌入壁畫的空鼓部位,再用壁板支頂,將壁畫貼回牆體。

在時間的侵蝕下,壁畫遭遇的病害有空鼓、起甲和酥鹼等等,它們讓精致的圖案變得模糊、破損,有時像鱗片一樣翹起,有時結滿白霜,有時甚至變得疏鬆、脫落。

修復師們的工作,就是拿著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工具,除塵、填墊、脫鹽、粘結、按壓、支頂……幫助壁畫對抗時間。

在寶光寺,李曉洋發現同樣的材料、同樣的工序,有一小部分的壁畫無論如何無法回貼,迫於無奈,他把顏料層揭取了下來,然后發起了和爺爺的視頻通話,請爺爺“支支招”。

在爺爺的遠程指導下,李曉洋重新做了一個載體層,把空鼓壁畫貼了回去。

這不是他第一次遠程求助爺爺了,在著手修復的一個月時間裡,他和爺爺有過兩三次視頻通話,請爺爺出謀劃策。等到全部空鼓壁畫回貼到地仗層后,李曉洋將會和同事一起對這個12平米左右的壁畫進行“整體揭取”——這也來自爺爺的建議。

成都地區空氣濕度大,牆體的水分會對壁畫表面造成破壞,“整體揭取”,是將前面的壁畫固定住,然后打開牆體,在壁畫背面安裝金屬架,將壁畫挂在重新壘砌的牆體上,中間留有八到十厘米的距離,既能降低水分對壁畫的傷害,又能減少地震時帶來的損傷。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李雲鶴應邀到塔爾寺修復壁畫,按照以往的修復方式,一百多平米的壁畫將會被切割成小塊揭下來,李雲鶴初次創新,使用了“整體揭取”的辦法。工程結束時,寺廟的活佛問李雲鶴:“李老師,我們這個壁畫你怎麼沒修?”李雲鶴樂了,把對壁畫的損傷降到最低,是他最希望達到的目的。

“祖師爺”

2012年,河北曲陽,北岳廟。

這是李曉洋第一次上手修復壁畫,在爺爺的帶領和指導下,拿起了修復刀。

北岳廟的東西兩壁上,繪著巨幅的“雲行雨施”和“萬國顯寧”圖,旗幡和衣袂線條柔和,蒼龍若浮若動,70余個人物形態各異。不過,多種病害共存於這些壁畫上,李曉洋和同事們花費了兩年時間,才最終完成修復。

此前的時間裡,李曉洋都在給爺爺“打下手”,和泥、遞工具、學習。李雲鶴敬惜文物,輕易不會讓新人上手,經過一年多的“學徒期”和“考察期”,李曉洋才第一次接觸壁畫。爺爺李雲鶴挺滿意:“別說,他真正干起來,做的工作還真能符合你的要求。”

50年前,李雲鶴第一次以修復師的身份進洞窟,是開鑿於晚唐的莫高窟第161窟。壁畫起甲嚴重,門打開,風一吹,壁畫“像雪花一樣洋洋洒洒落下來”。許多年后,李雲鶴在不同場合回憶起這個場景,還是會連說“看了就心痛”。

在當時,隻能一點點把脫落的壁畫收集起來,然后人工貼回去。不到60平米的壁畫,李雲鶴們一小片一小片地修,700多天后才全部完成。

后來,人們無數次提起161窟,它是敦煌研究院歷史上自主修復的第一座洞窟,也是國內壁畫修復保護的起點。

那時的莫高窟幾乎沒有任何文物保護的設備和工具,面對一片一片生病的壁畫,用什麼修,怎麼修,都靠李雲鶴自己摸索。

沒有儀器做實驗,就跑去廚房,用爐子烤,用鍋煮,通過高溫來觀察材料性能﹔屋裡屋外、白天晚上地做對比,來尋找最理想的材料。

當時敦煌研究院請來捷克的專家幫助修復,關於修復材料和工藝,對方始終保密,李雲鶴就在旁邊“偷師”修復過程,專家走后,李雲鶴自己摸索著用毛筆、滴管、注射器等各種方式修復,最終選定了注射器作為膠結材料注滲的工具。

膠結材料注射完,需要將壁畫回貼到地仗層,李雲鶴嘗試鋪上一層紗布然后按壓,“布紋會壓到壁畫上,修過的壁畫像罩了一層網子。”后來換成塑料布,發現容易把壁畫粘下來﹔最終想到裝裱畫用的紡綢,既能吸水,還有細膩的質地。“就這樣慢慢自己總結了一套修壁畫的工藝流程。”

李波說,那幾十年是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時期”,“在當時,受到人力、物力、財力、認識等等方方面面的局限,大家處於一個被動狀態,如果不去搶救,可能是完全的損毀。”

有媒體報道,1943年,畫家張大千臨摹完壁畫,准備離開敦煌,臨走時對常書鴻說:“我回去了。你待在這裡,是一個長期的甚至無期的徒刑。”

后來,常書鴻在這裡待了一生,他的墓建在九層樓對面。李雲鶴也留了下來,在窟區馬廄改成的員工宿舍住了將近30年。那排南北延伸的土房子,裡面搭著土炕、土桌和土凳,睡覺時會有灰塵扑簌簌落在臉上,第二天一早鼻孔裡都是黑的。

夏日酷暑,強烈的太陽輻射足以灼傷皮膚﹔冬季酷寒,人們裹著帶膻味兒的羊皮襖子過冬。人們最常吃的飯是白水煮面條,前面放著一碗鹽巴一碗醋,拿戈壁灘上的紅柳枝當筷子,一頓飯就在騰騰的水汽中吃完了。

修自來水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了,那之前,李雲鶴們吃的是苦口泉的水,鹽分高,味道苦澀,“剛來的時候都要鬧一個月肚子”。

直到1985年才搬到一兩公裡外的公寓中。九十年代,院裡想要給他在省會蘭州分房,離開一線從事研究工作,李雲鶴沒同意,“我修了一輩子壁畫,弄我到蘭州干嗎去?不如待在敦煌守著這些東西。”

1998年,李雲鶴被敦煌研究院返聘,繼續“扎”在洞窟裡修壁畫。

到如今,這位常書鴻口中的“小李”已經86歲。他做了63年修復師,4000余平米壁畫經歷過他的“醫治”,晚輩們叫他“爺爺”,也說他是“壁畫修復領域的祖師爺”。

“醫德”

莫高窟距離敦煌市區25公裡,沙丘、戈壁,四周是千篇一律的黃色。李曉洋的童年時光,有很長在莫高窟度過。住處距離九層樓不到50米,每天黃昏,李曉洋就被“派”去洞窟喊爺爺吃飯。

130窟前面曾經有一片小池塘,春夏一到,總能從裡面抓到小青蛙,時間長了,大家給池塘起名“青蛙池”。

洞窟門口的水泥斜坡是小孩子們的天然滑梯,李曉洋經常在口袋裡裝上滿當當的沙子,然后拎著一個小紙板跑去玩,沙子一撒,紙板一鋪,一屁股坐上去,就嗖嗖嗖地滑到底。

每年聖誕、元旦等節日,敦煌研究院會把小孩子們全都召集起來,在食堂大廳,李曉洋們一邊吃水果和零食,一邊聽老師講壁畫故事,九色鹿和舍身飼虎是每個“窟二代”的童年符號。

那時候,李曉洋覺得壁畫修復工作很酷,聚精會神地坐在壁畫前,拿著工具,像醫生給患者治病。因為要援助兄弟單位,爺爺和叔叔經常四處出差,指導修復國內其他地區的受損壁畫,在李曉洋眼裡,“那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有一天‘出差’這個詞可以安在我身上,覺得特別洋氣。”

不過,十幾年過去了,李曉洋也成了一位修復師,卻發現這份工作並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高大上”。剛剛入行時,他每天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不知道自己做這些有什麼意義。”

讓李曉洋印象最深的是石家庄毗盧寺的壁畫,因為酥鹼病害嚴重,僅僅一塊40厘米高60厘米長的壁畫就花費了他三天的時間,干燥、脫鹽處理、二次加固……許多道工序。

一位當地的老人經常來看他們修壁畫,有一天終於忍不住開口:“小伙子,我前兩天來你就坐在這兒,怎麼今天還在這兒?”

“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重復同樣的步驟,有時要幾百上千次,一天下來胳膊都酸了。”李曉洋說,“當時覺得真枯燥。”

類似的感受在年輕人中並不罕見。80后壁畫修復師付磊原本在部隊裡當兵,退伍后來到莫高窟工作。早晨,在部隊時的跑操時間,他要坐在洞窟裡修壁畫﹔上午,在部隊時的訓練時間,他要坐在洞窟裡修壁畫﹔下午,在部隊時的體能時間,他還要坐在洞窟裡修壁畫……付磊覺得“鬧心”,起初那段日子,時不時要出去走走。

來自河南的喬兆廣也有類似的經歷,剛入行時,一到正午就早早放下手中的活兒准備吃飯,幾個年輕人在洞窟門口等啊等,也不見師父們出來,又不好意思進去叫,隻能在門口瞎溜達,眼看著已經過飯點半小時,實在熬不住了,跑進洞窟裡叫師傅,“還以為他們沒看表,其實根本就把時間給忘了。”

“我師傅是李雲鶴老師的徒弟。”喬兆廣說。如今這些80后成了修復師隊伍的中堅力量,也開始帶徒弟了。很多人會感嘆,連86歲的“祖師爺”李雲鶴都還在一線工作,“我們有啥理由不好好干呢?”

出差援助其他單位修復壁畫時,住宿條件經常很艱苦,但李雲鶴睡簡陋的招待所可以,睡帳篷可以,睡“一刮風一身土”的洞子裡也不說什麼。

如今在榆林窟工作,四下無人,戈壁灘廣闊無邊,李雲鶴和其他修復師們就住在臨時搭建的簡易房中,“兩片鋁片夾著一片保溫板。上班時間干工作,下班時間聊天,聊的還是工作那點事。”

李波記得,1994年,他跟隨父親李雲鶴去青海塔爾寺修復壁畫,夜裡住在喇嘛的房間,忙了一天,關燈后他很快睡著了。沒多久突然被父親叫醒,要探討怎麼修復才能讓壁畫狀態最好。“藏傳佛教的壁畫都會在表層刷上防護膜,所以顏料起甲特別難修。”李波說,那是他入行的第四年,父親第一次以同行的口吻和他討論工作問題,“那次之后就成常態了,經常夜裡突然被叫醒,交代一些事情,或者要聽聽我的看法。”

前不久,他在榆林窟和父親一起做塑像修復工作,夜裡三點多了,迷迷糊糊被叫醒,“雕塑嘴型上的高低起伏你考慮到了沒有?”李雲鶴一邊說著還一邊拿起手機,翻出照片,繼續看雕塑嘴角的陰影和線條。

作為李雲鶴帶出的徒弟,李曉洋和叔叔李波都聽過無數次關於“醫生”的比喻。李雲鶴經常說,醫生給病人輸液,扎疼了還會被抱怨,但修復師給壁畫治病,文物不會說話,所以更要有醫德,更要有敬畏心。

在杭州修復鳳凰寺的壁畫時,一個學生不小心把壁畫粘到了手上,“這很正常,掉下來也很正常,但是你得給貼回去,結果這個娃娃隨隨便便把這塊壁畫從手上給彈走了。”李雲鶴回憶,“我把他給攆回去了。”

和風賽跑

2012年的夏天,李曉洋工作的第二年。一個傍晚,他和爺爺結束工作從現場走出來,有親人打來電話問候,李雲鶴拍了拍身上的土,坐到洞窟旁的小石墩上。

盛夏的西北,六點鐘的陽光依然刺眼,光線漫在李雲鶴臉上,閃著密密麻麻的白色胡茬。在李曉洋印象中,爺爺身體一直非常好,從沒老過。他有點出神:“雖然他嘴上不說對我的期望,但是能感覺到他把這個東西看得比他生命還重要,他希望我能繼續做。忽然覺得到我選擇自己人生方向的時候了。”

讓李曉洋最終留在這個行業中的“決定性瞬間”發生在2014年。那一年,他和同事在莫高窟第360窟開展修復工作。

平日裡,壁畫被腳手架隔成小塊,修復師坐在壁畫前十幾厘米的位置,看到的是顏料、晶體、牆壁和泥土,加上壁畫起甲嚴重,光線照過來,影子亂糟糟,根本看不清原壁畫的模樣。

項目完工的那天,所有腳手架被拆走,李曉洋站在自己修復好的壁畫面前,突然被感動了:360窟北壁,藥師經變圖,不到一米高的文殊菩薩像在自己修復后重新顯現出來,巴掌大小的臉上,“眉眼、鼻翼、嘴角,太細致了,線條特別好。”李曉洋回憶,“當時就覺得,如果不是我們修復,好多人再也看不到這些東西了。從那一刻開始找到了成就感。”

平日裡,李雲鶴經常囑咐年輕修復師們:“從事修復行業,不要做了幾年,就覺得自己翅膀硬了、夠吃老本了,必須不斷總結日常的經驗,不斷學習新的技術。”

李波說,從八十年代開始,莫高窟的文物保護進入科學保護時期,壁畫修復前要進行地質調查、環境監測,用新技術、新材料保護洞窟。

李雲鶴在莫高窟工作了60余年,李波的修復刀也捏了將近30年。老一輩的修復師們見証了許多歷史節點。1997年起,敦煌研究院參與“中國文物古跡保護准則”的制定工作,那是第一個指導中國文物古跡保護行業的規則和標准。

接力棒傳到年輕人手中,如今是李曉洋從事壁畫修復的第九年。他所經歷的,是莫高窟“預防性保護時期”,保護者們“通過對文物保存環境、條件的合理科學的干預調節,來達到文物少害病、延年益壽的作用。”

李曉洋漸漸發現,這是個沒有盡頭的行業。“唐朝的壁畫和五代的壁畫有區別,山西的和河北的也不一樣,像這一次在成都,和在敦煌就有明顯的不同,成都的濕度特別大,自然環境特別不利於泥質文物的保存。”沒有什麼秘訣,隻能不停地思考對策,解決問題。

正在莫高窟465窟工作的叔叔李波也遇到新的問題。古代工匠把礦物原料磨成粉,摻入膠結材料,然后繪制到牆壁上。李波發現,和莫高窟的其他洞窟相比,465窟壁畫上的膠含量明顯偏高,這導致顏料層的起甲病害特別嚴重,並且起甲部分硬度、脆度很高。

李波和同事們在無數次實驗后,最終決定增加膠結材料的溫度,“使原有材料在新材料溫度的影響下,達到一定的滲透和軟化,這個時候回貼失真最小。”

許多新的技術開始應用在壁畫修復上。例如在修復中膠結材料的濃度,過去,修復師憑借經驗和感覺來決定,如今則通過研究設備對壁畫成分、病害類型和程度、產生機理等進行分析,然后給出精准的數據,從而決定膠結材料的濃度和比例。

“壁畫保護是一門學不完的學問。”直到現在,八十多歲的李雲鶴都還在學習新的高分子修復材料的使用。

如今,開設壁畫修復相關專業的院校越來越多,每到節假日,也有很多年輕人來到莫高窟研學或是從事志願者工作,不過,修復師們說,或許因為工作環境偏遠、干燥,或許因為工作性質辛苦、枯燥,他們中留下來修壁畫的鳳毛麟角。

“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損毀,懷抱琵琶的飛天和斑斕的佛國世界遲早會消失,我們這些人用畢生的生命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爭,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不止一次說起類似的話。

時間是莫高窟最大的敵人,“與毀滅抗爭”的緊迫感,漸漸傳遞給莫高窟的保護者們。

去年,有媒體想要拍“守護者”的故事,找到了李氏祖孫。短片中,李曉洋扶著爺爺爬上長長的石階,站在洞窟門口。

鏡頭搖過沙漠、戈壁,以及攀滿斷崖的蜂巢般的洞窟,李曉洋說:“爺爺一輩子都在和風賽跑,他說,這是一場注定會失敗的比賽,但我們偏偏要逆天而為。哪怕和風耗盡一輩子,也要為后人留下不能復制的文明。”(王雙興)

(責編:李慧博、吳亞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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