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 琥珀猴桃紋佩

金珀光素扳指 故宮博物院藏

琥珀刻詩鼻煙壺 故宮博物院藏 款識：“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燕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乾隆甲午仲春御題”（鼻煙壺兩面皆刻字，此為全詩——編者注）

廣州進口史錄

在奇書《山海經·南山經》裡，有這麼一句話：“鵲山，其首曰招搖之山，臨於西海之上，麗漉之水出焉，西流注於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瘕疾。”“育沛”是啥？照近代著名地質學家章鴻釗的看法，就是琥珀。

琥珀是一種神奇的有機寶石。它是中生代白堊紀至新生代第三紀的樹膠，經由漫長的時間和地質活動造就的產物。在透明的琥珀中，常存有植物的枝葉和蜘蛛、螞蟻、蚊、蠅等昆虫，“外射晶光，內含生氣”。它不僅有很高的觀賞價值，更有極高的科學價值，很早就被古代人類所認識和利用。

唐玄宗送琥珀膏給王妃作為潤膚品

我國目前所知最早的琥珀制品, 見於四川廣漢三星堆祭祀坑，為一枚心形墜飾，一面陰刻蟬背紋，一面陰刻蟬腹紋，上端有一凹槽，凹槽內有一圓孔上下貫通，推測曾作為佩飾使用。其次是山西保德殷商時期遺址出土的琥珀珠。此外春秋戰國時期，考古所見也有一些。總體而言，這些發現相對比較零散，且以各種珠飾為主, 形制單一。

《山海經》裡的“育沛”，在后代被改稱為“琥珀”“獸魄”。在我國古代典籍中，“琥珀”這個詞的最早出現，是曾出使南越的西漢名臣陸賈在公元前206年所寫的《新語·道基篇》，其中有“琥珀珊瑚，翠羽珠寶，山生水藏，擇地而居”的句子。這些例子都說明，我國古代先民至少在2000多年前已經認識了琥珀，並將之視作寶物。

更有意思的是，早在晉代（265-420年）張華所編《博物志》就記載“神仙傳雲, 鬆柏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化為琥珀”。這個說法，在后代被屢屢引用，幾成古代中國人知定論。唐代大詩人韋應物還寫過《詠琥珀》的詩：“曾為老茯苓，本是寒鬆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猶可覿。”包有小虫的琥珀比例其實並不高，韋應物應該是真實見過，才能描摹得如此生動。

酒風很盛的唐代，唐詩中記錄的琥珀杯次數很多，屬於富貴人家的奢侈品。唐玄宗還送琥珀膏給他的妃子，作為潤膚品。更早的時候，琥珀甚至能與金、玉的價值相比。比如漢武帝寵幸的一名宮女叫麗娟，麗娟以琥珀為佩，放在衣服裡不讓人知道，說是“骨節自鳴”，通俗說就是走起路來骨節能自己發出聲音，屬於天賦異稟，大家都感到很驚奇。這大概也是她為吸引漢武帝注意想出的法子。又如東漢趙飛燕選為皇后, 女弟子以黃金步搖、琥珀枕等為禮物相贈。珍珠琥珀瓔珞還是唐宋時期皇太子、諸王納妃的聘禮之一。

研究者指出，兩漢時期，出土琥珀制品的墓葬遍及各地，尤以陝西、廣西、廣東、四川、雲南、貴州等地多見。墓主或為諸侯王，或為有品級的官吏、貴族，每一墓葬中出土的數量總的來說不多。可以推測，琥珀在漢代還是僅限於王室、貴族和高官使用的貴重物品。琥珀制品以不規則圓形、幾何形珠飾佔多數，動物形佩飾比重增加，並出現了琥珀指環和琥珀印章。

琥珀海上來的古代証據可真不少

章鴻釗先生曾根據“育沛”“琥珀”與英文“amber”，希臘文“harpax”的發音相近，推測琥珀的使用可能與古代早期中外交通有關。無獨有偶，南宋初期周去非在記錄了大量嶺南地方風土資料的《嶺外代答》中也記載了一個例子：“欽（欽州，今屬廣西）人田家鋤山，忽遇琥珀……其人持之以往博易場，賣之交趾（即今越南地區），驟致大富”。這表明在嶺南一帶，當時已有很成熟的琥珀交易。到了明末清初，時人已記載琥珀以雲南出產為上品，除此之外還有水珀，“閩廣舶來”。這是琥珀經由海上絲路進口的直接証據。

故宮博物院學者許曉東就指出，在與琥珀珠飾穿連組成項鏈的各種材質的小飾物中，有的包含具有異域風情的小金飾。如廣州恆福路西漢墓出土的一挂項鏈中，包含一顆多面金珠。多面金珠為舶來品，漢代見有數例，琥珀飾物與瑪瑙、玉石以及具有異域風情或來自域外的小金飾、多面金珠穿連組合使用，從側面反映了琥珀很可能與這些飾物材料一樣與域外傳播有關。同時，漢代的琥珀制品也外流到西域。阿富汗“黃金寶藏”墓出土了一件臥獸形琥珀飾，與中國境內漢墓出土的臥獸形飾如出一轍，同墓還見有帶銘文的漢式連弧紋銅鏡。他認為，漢代琥珀墜飾,與來自域外的多面金珠以及很可能是外來的瑪瑙、煤精、雞血石、石榴石、水晶、鉀玻璃等珠飾穿組成項鏈使用的情況， “當與漢代的海路貿易有關。同時，陸路貿易亦不容忽視。”

學者莫默、丘志力等也指出，從考古資料出發回顧我國古代彩色寶玉石的使用歷史可以看到，彩色寶玉石的文化發展脈絡和北方陸上及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及商品貿易有關。漢魏時期藍色綠鬆石、青金石、紅色寶石、珊瑚、琥珀、瑪瑙，唐宋時期的紅寶石、藍寶石和托帕石，明清時期的紅寶石、藍寶石、祖母綠、貓眼、青金石、碧璽和綠色翡翠。遼代建國於北方草原地區，游牧生活的契丹人特別崇尚琥珀，各地遼墓有大量的琥珀物件出土。

林邑，即佔城（今越南中部一帶），是古代中國輸入琥珀的重要來源地之一。《唐會要 林邑國》載：“開元中，獻琥珀”，說明當時琥珀也曾作為貢品。

明清時期琥珀使用大大增加

對於琥珀從海路而來的史實，許多文藝作品以各種形式記錄下了許多饒有趣味的內容，比如唐傳奇《續仙傳》中就記載，元和初年，有兩個叫元徹、柳實的衡山人，乘舟浮海去探望各自的從父（祖父的親兄弟的兒子），到了今天廣西合浦縣，遇到台風，“斷纜漂舟，入於大海”。正在危難之際，得到南溟夫人（傳說中的女神仙，居住於南海）派來的女仙的幫助，得以保全。臨別，女仙將佩戴在身上的、“中有物隱隱若蜘蛛形狀”的琥珀飾品交給他們，當作請他們去衡山來雁峰尋訪她與“番禺（今廣州）少年”偷情所生的孩子的信物。這當中有大量的海洋元素。

元代《黃文獻公集》楊樞墓志銘中的一段記載表明, 元初可經海路由西域波斯進口琥珀，其主要來源地是忽魯謨斯。這個古國位於今天伊朗東南部。境內有新舊兩港，舊港為13世紀東西方通航要地，新港位於波斯灣口的島上，14世紀初建成。忽魯謨斯當時是歐亞海上交通的重要中繼站。中國人從這裡買到的琥珀，很多可能來自琥珀的主產區波羅的海。

莫默、丘志力等專家指出，明代是中國應用彩色寶玉石的頂峰。一方面，明代彩色寶石數量大，極大地超過了前朝應用彩色寶石的數量，各個等級的明代墓葬都有豐富的出土物。另一方面，彩色寶石在明代首飾中的重要性不斷加強，明代后期一些具有禮制意義的首飾如禁步、霞帔墜子開始使用彩色寶石，彩色寶石文化呈現出與傳統玉文化分庭抗禮的角色。

明代彩色寶石的興起源自於明初“鄭和下西洋”這一政治外交事件打通了彩色寶石供應渠道。記述鄭和船隊下西洋事跡的史料記錄了明人在西洋諸國採買寶石以及西洋諸國向明王朝朝貢寶石的信息。明代彩色寶石主要沿海上絲綢之路輸入，這種海外交流與貿易是由明王朝主動推進的，彩色寶石作為珍貴的舶來品也因此受到珍視而逐漸被吸納到明代珠寶文化中。

明代究竟有多少琥珀是經由海路，特別是廣東沿海輸入中國的，記載不多，數量可能並不會很大。但這一時期，工匠們制作了許多精美的琥珀工藝品。

到了清代，琥珀是皇帝和下臣間賞賜、入貢的禮品之一。此時民間琥珀的使用也較前代普遍。琥珀的使用范圍大大拓展,功能有所增加，尤以文房用品的出現為最大特色。著名廣東牙匠黃振效、楊維佔曾被乾隆點名承制蜜蠟暖手。蜜蠟是和琥珀性質很接近的一種材料。可知廣東匠人當時在這一領域中的技藝，是得到普遍認可的。（卜鬆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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