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修復師一雙巧手賦予了古籍善本新的生命

給古書“續命”的人

他們是終日與“故紙堆”為伴的一群人。

他們身上有種獨特的書卷氣，每個人的言語都很溫和、舒緩，時光在這裡變慢。“你們要不來，這屋裡就更沒什麼聲音了。”身材高挑的山東姑娘崔志賓一邊修書一邊說。

修復一本古籍，可能十天半個月﹔參與一項工程，可能三年五載。這樣的工作節奏由不得你不放慢心態。

然而，這份工作並不輕鬆。書庫裡，浩如煙海的典籍等著他們妙手回春﹔案台上，片紙隻字都需心靜如水認真對待。

他們像大熊貓一樣珍貴，卻曾經拿著比“看車人”還低的薪水。文物修復行業的走紅讓他們成了明星工匠，一輪輪的媒體報道之后，長相厮守的依舊是故紙堆和冷板凳。他們就在這日復一日、波瀾不驚的勞作中度過半生。

千百年的薪火

1980年9月，三名剛剛高中畢業的小伙子來到文津街7號，在北京圖書館開始了他們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他們都屬虎，那年18歲。

同年冬天，南昌火車站的月台上，一位78歲的老者告別家人，坐上了開往北京的火車。這位老人也屬虎，與三位小伙子差著一個甲子。這是張士達老先生全家下放江西11個年頭之后再度返京，此時距離他從河北老家到北京琉璃廠學徒已有62個春秋。

因緣際會的“四虎”要傳承的卻是一件“繡花活兒”——古籍修復。

“剛開始的時候，自己對什麼是古籍、為什麼要對古籍進行修復、古籍修復是怎麼回事一點兒也不知道。”三位弟子之一的劉建明回憶說，是張士達讓他們認識到這個行業的價值。

前門外的一個招待所裡，師徒四人朝夕相處、口傳心授，“古籍修復培訓班”薪火復燃。

一年后，因為無法解決親屬的進京指標，張士達老人隻能重返江西與家人聚首。所幸，他可以帶著朱振彬、劉建明、劉峰三人一同回去，在江西省圖書館完成未盡的課程。

張士達的高足朱振彬介紹說，古籍修復在中國至少已有上千年歷史。敦煌遺書中就有“裝潢手”的身影，《齊民要術》中也有關於圖書修補技藝的描述，故宮武英殿曾是當年的皇家古籍修繕點。

清末民初，肄雅堂、肄文堂是京城古籍修復的兩大招牌。生計所迫，16歲的張士達就是在肄雅堂古書店學徒，而后自立門戶“群玉齋”。在琉璃廠，他接觸了郭沫若、馮友蘭、鄭振鐸等文化名流，與魯迅先生也多有往來。

1956年“公私合營”之際，著名學者趙萬裡先生推薦張士達進入北京圖書館工作，尊之為“一代國手”。

張士達曾對朋友說：“修補破書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我修復古籍時，身心感到非常愉悅。如果離開古籍修復這個行當，身體也就不振作了。我若能為國家多修幾本好書，使古老文化繼續傳承下去，才是最幸福的。”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已八十三歲，倘若火焚，方法難傳。”

天不喪斯文。他手把手教出來的幾位高徒如今都已是業界名師、國家級技術能手，傳續著古老技藝新的火種。朱振彬經常提醒學生要以敬畏之心善待古籍，因為它們經過聚散轉手，流傳到現在實屬不易。“保護好我們的古籍並且努力延長它們的壽命，這樣才可以上對得起祖先，下對得起后代。”

小眾中的小眾

如今，已經退休的“非遺”傳承人、古籍修復師杜偉生每天上午還會到辦公室來，帶帶徒弟，幫著解決一些問題。記者到訪的當天，他正在給中國社科院的幾名學生講課。

杜偉生35歲擔任修復組組長，50歲卸任。在這裡工作45年，他見証了這個行業的冷暖。

1974年杜偉生從工程兵退伍到北京圖書館工作，當時的圖書修正組共有32名館員，其中古籍修復師隻有7人。那年10月，館裡派他到北大圖書館系古籍整理進修班，學習版本目錄相關知識。

1980年代，圖書修正組一分為二，古籍修復劃歸善本特藏部。不過那時候沒什麼人願意來這裡，“有的部門一張報紙一杯茶很輕鬆。沒人願意學這個，白教都不願意學。”杜偉生回憶說。

最慘淡的是1992年前后，修復組的工資隻有幾百塊。“連圖書館門口看自行車的都比這掙得多。”杜偉生說。那時候，修復師們的夢想就是拿上館裡一千多塊的平均工資。

人們贊口不絕的“絕活”在當時幾乎變成了一個讓人絕望的工作。有人調到其他部門，有人下海開出租車。杜偉生因為自學了外語，老師傅好幾次找他談話，生怕他離開。

調查顯示，2007年之前全國從事古籍修復的專業人士不足百人，堪稱“瀕危行業”。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各地成立了古籍保護中心，老一輩修復師們呼吁了幾十年的事終於變成了現實。

據統計，全國現有各類古籍5000萬冊，三分之一需要修復，其中又有三分之一亟待“搶救”。杜偉生算了一筆賬，“每一冊古籍十個工作日，就需要五億個工作日。一個人做需要200萬年，200萬人做一年就能完工，但是這個行業容納不了這麼多人。”

即便全國古籍修復行業從業者已經達到上千人的規模，杜偉生依舊認為這是一個需求很小的行業，“小眾中的小眾，這個行業做大做不了。一定要細水長流，留著200年的縫，不是每本書都需要修。但是隻要有書存在，就有這行存在。路很窄，但很長。”杜偉生說。

干不完的活兒

相比前輩們的雲淡風輕，館裡的年輕人則有一種緊迫感。

古籍修復組組長胡泊表示，他眼下最緊要的三件事就是：把藏品修復好，把青年人培養好，同時依靠科技手段提高效率。他介紹說，組裡目前沿用的還是前輩流傳下來的“非遺”技藝，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工，他希望有更節省人力的先進設備出現。

幾十年來，古籍修復組分別開展了《趙城金藏》、敦煌遺書、《永樂大典》和西夏文獻“四大修復工程”，凝聚著幾代修復師的心血，可謂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皓首窮經”。

歲月無聲，當年一同進館的三位小伙子如今已是年近六旬的前輩。再過兩三年，他們都將達到退休年齡。朱振彬領銜的“天祿琳琅”修復工程已接近尾聲，劉建明牽頭的西夏文獻項目也許在他退休前還未必能完工。

由於一些歷史原因，在“60后”和“80后”修復師之間出現了一個斷層。組裡目前缺乏40多歲的中堅力量，這是老師傅們放心不下的，也是讓年輕人覺得有些不踏實的。

不過，新晉的修復師們在學科背景、知識結構上已經有了顯著提升。早年間有的師傅只是小學水平，“三隻老虎”起初接觸古籍修復時也都是高中畢業生，他們屬於天分加勤奮，實踐出真知。而今這些年輕修復師大多是美術、應用化學等專業的研究生，還有些從英國、日本留學歸來。朴素的藍色大褂之下，跳動的是有著更高學養和開闊視野的年輕雄心。

后生可畏，但依舊謙虛好學。他們從樣書做起，從打糨糊學起，把這份工作當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成長的一部分。朱振彬的徒弟崔志賓說，進館這幾年她覺得自己踏實了不少，“現在不會覺得枯燥，也不會很亢奮，很平和。”她拿師傅當偶像，希望自己在不出錯的基礎上平穩前進。

東京藝術大學文物保護專業碩士畢業的謝謹誠說，年輕的時候什麼都敢干，沒有太多敬畏心。“現在明白什麼叫好了，一是知道害怕，二是知道差距在哪兒。”他和崔志賓有著相似的心願：少出錯，不給后人留麻煩。

2007年“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實施以來，修復人才短缺的局面已經初步得到緩解。目前全國共有12家古籍修復中心，25家國家級古籍修復技藝傳習所，十余所高校開設了相關專業，建立起不同層次的人才培養體系。

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組組長胡泊介紹說，現在每年各類的培訓也要佔到一成左右的工作量。但是組裡的工作量太大了，活兒根本干不完。除了既定的大工程，還要配合館裡為各種大型展覽和數字化工程做准備。

中午時分，年輕人三五成群地出去吃飯了，隻剩下一兩位老師傅還在座位上忙碌著，或是在座椅上打個盹。

偌大的辦公室裡更加悄無聲息，各式的機械設備和滿桌的圖書典籍等待著“書醫”們一雙雙妙手融百煉鋼於繞指柔。陽光透過層層疊疊的建筑照進來，窗外仿佛已是春天，又好像沒有季節。（程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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