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端午，遙祭屈原。一個人與一個節日、一種民俗關系如此之緊密，中國歷史上唯此一人。

屈原，一位讓世代中華兒女年年記起的先祖，一個讓歷代文人仕子朝誦夜吟的巨擘，是我們這個民族精神篇章中的一個厚重的標題。

拂去歷史的雲煙，撣落鏖戰的塵埃，一尊偉岸的獨行者身影從遙遠的兩千多年前漸行漸近。

屈原，是中華民族的一根鐵骨。

歷數古今中華先賢，列在前幾位的，當有屈原。有人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紀念價值的愛國精神締造者，第一個真正具有忠肝義膽、滿腹才情，敢於以身殉國、以身殉道、以身殉志的愛國主義戰士。

感謝司馬遷，從浩浩湯湯的歷史長河，從亙古不息的汨羅江中，打撈起這位中國古代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外交家、文學家，他在《史記》中用了1200多字讓后世記住了那個不屈的脊梁。

屈原是戰國后期楚國人，籍貫湖北秭歸，生於公元前340年左右，卒於公元前278年。他生活在楚國的國都郢，也就是在他投江500年后被剛愎自用的關羽大意丟失的那個荊州。年輕時的屈原擔任過楚懷王的左徒，伴隨左右，深得器重，參與和執掌楚國許多重要軍政外交事務，起草憲令，修正法度，展示了高超非凡的治國理政才干。這一意氣風發、豪情滿懷的時期，確立了他事業的高度。

屈原人生的另一個高度是他的文學成就。他創作的《離騷》《天問》《九歌》《九章》《招魂》，聳立起中國文學風光雄奇的巔峰。《離騷》被公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篇幅最長、最具有浪漫主義色彩的政治抒情詩﹔《天問》以奇特的詰問形式、異常神奇豐富的想象力，一連向上蒼提出170多個問題，涉及天文、地理、文學、哲學等許多領域，既敬天尊神法道，又借天問道、借古喻今，叩問現實，質疑巫術的盛行，充滿科學求索精神﹔在祭歌基礎上提煉而成的《九歌》，結構精巧，斑斕絢麗，唯美維妙，塑造了或優美妖嬈或庄重典雅的雲中君、湘君、湘夫人諸神形象，成為傳世經典之作。《離騷》之后沒有《離騷》，《天問》之后《天問》不再，《九歌》之后難尋《九歌》，屈原之后的中國文化人都聚集在這座高山之下，挖掘文學奇想的泉眼和思想的深井。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溯尋中國文化的源頭，都不能不端視汩羅江畔那一尊行吟者的身影，去仰視中華民族的精神高度與文化高度，觸摸那鋼筋鐵骨一般的“屈原精神”。

我以為，屈原的精神高度至少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國家至上。屈原志存高遠，心系國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張對內變法圖強、對外聯齊抗秦，一度使楚國富足強盛，實力雄厚，威震諸侯。他“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對內對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並非總是春風得意，他遭遇到了一個強勁的來自外部卻深潛楚宮的政治對手——秦相張儀。此人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謀略家和縱橫家，詭計多端、老謀深算、膽略過人。張儀的一生有兩件最得意的政績，一是幾度破壞楚齊聯盟，為秦國成就霸業掃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離間了楚懷王與屈原的關系，使楚國驅逐忠良，喪失清醒，丟掉了雄起的基礎和機遇，最終為秦所滅。這兩件事合而為一，那就是張儀打敗了屈原，抽掉了楚國的一根鐵骨，但創造了一個英雄屈原。張儀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國唯一使他感到威脅的對手，他收買靳尚，設詭鄭袖，蒙騙楚王，讒害屈原，可謂用心良苦，心機算盡。屈原也清醒地認識到楚國真正的敵手是強秦，“橫則秦帝，縱則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為秦所吃。但屈原心在國家，忽視了身邊小人的力量，或者說是看重的是道德層面，看輕了政治的殘酷。這是戰略敗於戰術、謀略敗於謀術、謀事敗於謀人的經典案例。兩人較量的結果是，正不敵邪，屈原慘敗。從一定意義上說，楚秦之戰實質上是屈、張對決，屈死而楚滅，張狂而秦勝。盡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沒有放棄對國家的責任和對使命的擔當。歷史的篇章總是飛揚著流暢與滯澀的墨跡，正邪不分、忠奸難辨的故事時常發生，讓人嗟嘆，但車輪總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其實，中國“大一統”的思想並非始於秦始皇，春秋爭霸，戰國爭雄，諸侯之間的征戰都是統一戰爭，是諸多帝國夢的灰飛煙滅與推倒重來。屈原的政治見識使他看到了戰爭的性質，知道戰爭的贏輸決定著國家的存亡，而不僅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憂慮遠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徹得多，憂楚、興楚、強楚之心日月可鑒。國之將亡，已無暇計較個人恩怨了，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他不惜犧牲個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次次忍辱負重、拼力斡旋，使楚國得以聯齊而苟延殘喘，但又貪又怕、又狡又拗的楚懷王最終背信棄義，中秦計而絕齊，以致受襲無援時，為秦所滅。一切幻滅之后，屈原拼將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躍，是以身許國、以明心志，像一顆炸彈，試圖讓一聲轟響毀滅楚王的痴夢，算作一個提醒。這種為國盡忠的信念，構成屈原精神的主體，漸漸凝成中華民族傳統愛國精神的發祥與核心。

屈原以身自潔、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贊可嘆，但一己之淨並不能換得天下之潔。他的投江，無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聵君主專制和污穢官場的一枚人體炸彈，有驚世駭俗的一聲轟鳴，但也只是一響而已，終究無益於國內政治矛盾的緩和與消弭，無濟於民生的改善和楚國命運的起死回生，更無力撬動古代封建專制統治的沉重鐵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給一個國家的式微畫上了一個富有預兆式的句號，所蕩起的漣漪波及中華民族兩千多年。

屈原從政治頂峰墜入人生的窘境，從政治家回歸到落魄文人，從理想的賁張走到了慘淡的現實，這種落差使他的思維從博大走向了單一、從宏觀走向了微觀、從靈變走向固執。他看到了楚國的末日，不願意接受秦國即將一統天下的趨勢，在奮起與隱遁之間，作出了痛苦和尷尬的選擇。其實這是中國第一次實現大一統前夕的無謂掙扎，在摧枯拉朽的歷史車輪面前，一切都會被碾得粉碎。屈原稀裡糊涂地充當了一個有節氣的螳臂，既可敬，又可憐。為一個不值得的政治系統而殉情，這是屈原的局限，也是屈原的悲劇。

屈原，是中國文人的一滴眼淚。

從這個角度講，屈原應該向比他年長210歲的“至聖先師”孔子學習。當年孔子周游列國不為重用，或者被供而不用，也曾郁悶過，但他看清了現實的無奈，並不過多怨天尤人，隻輕輕地一聲嘆息后，便一頭扎進典籍詩書中，梳理上古時期的經典思想，集成和開創了博大精深的儒學思想。孔子的思想如一輪明月，映照人類文明的長河2500多年。人類文明史上影響時間之長遠、影響力之深刻、影響范圍之廣的思想家，唯孔子為最，他在奠定歷史文化高度的同時，成就了自身的精神高度，后世無以企及。蒼天有眼，巨擘如風，總是在重重關上一扇門的時候，為你輕輕推開一葉窗。只是屈原沒聽到風吹窗啟的吱呀聲兒罷了。其實，人生原本就是多元、多彩的。

屈原的剛和孔子的柔，都是民族的骨骼，都是民族的性格，共同構成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巨雕和英雄史詩。

之所以感謝司馬遷，是因為他敢於真實客觀地評價屈原。像屈原這樣一位不得志的貶官，在當朝的史官筆下是很難有真相可言的，如同對中國歷史上許許多多被始用終棄的文臣武將的評價一樣，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但是司馬遷不同，他在屈原憤然投江150年后佇立汨羅江邊憑吊先賢，那時的他隻有20來歲，一樣的滿腹經綸，一樣的家國情懷，“余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淚”。他高聲誦讀屈原的詩辭歌賦，志趣相投，英雄相惜，涕淚長流，所以他筆下的屈原才那麼真實、那麼有神採。司馬遷的垂淚，是屈原濺起的水珠，是接續古今情感的一脈清流，因為25年后的公元前99年，司馬遷因“李陵事件”而觸怒漢武帝，出於同樣的悲劇、同樣的悲情，他發出了“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的慷慨悲歌。我想，司馬遷把屈原的死應該看得很重，而把自己看得很輕，因為他要著書立說，留住歷史，記錄包括屈原在內的悲劇英雄。從這個意義上說，屈原還應該向比他小210歲的司馬遷學習。孔子、屈原、司馬遷，各有志向，都是中國精神的骨骼。

悲劇英雄也是英雄，纖弱戰士也是戰士。擋車螳臂是一種戰斗，以死抗爭也是一種戰斗。水柱擎天，英氣斷流，屈原用生命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上，矗立起一尊令后人仰望千年萬年的豐碑。

仰望是需要載體的。文化的盛宴無須山珍海味，一枚粽子足夠，加上驅邪的雄黃酒、奮進的龍舟隊，更好。棱角分明，粽葉幽香，年年端午，款款深情，咀嚼和回味的是一種精神。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選擇了在孔子的誕辰紀念日祭孔，亦選擇了以屈原的忌日為節日，從此，中華民族的文脈裡，彌漫了一種淡淡的憂思，以及綿綿的詩意。

（作者：中央宣傳部“學習強國”學習平台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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