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子龍近照。資料照片

和記者見面這天，蔣子龍格外繁忙。有一場談讀書的沙龍等著他，緊接著是一場面對大學生的講座，主題是“文化”。盡管如此，他還是很熱情地接待了記者：“我訂了一份光明日報，是你們的讀者。光明日報一直很認真地研究著一些學問，沒有跟風地去炒‘熱詞’，這很可貴。在媒體轉型的當下，希望光明日報堅持下去，給紙質媒體光明。”

面前的蔣子龍，看不到“傳說”中的批判、執拗和憤世嫉俗。他熱情、親切，樂於傾聽，認真思索，表達誠懇。長期關注著急劇變化的社會，如今78歲高齡的蔣子龍依然保持著創作的狀態。

在寫小說之外，蔣子龍還致力於雜文與散文的寫作。雜文是針砭丑惡、張揚美善的文體，講究的是觀點鮮明，短小精悍，刺刀見血，這種干脆利落、是非分明的文體，與蔣子龍的性格簡直有著天然的契合。農村的城鎮化、城市的工業發展，環境的污染與保護……這些都是他雜文的題材。

“年紀越來越大，銳氣沒有了。60歲之前，我想寫，很快就能寫出來。現在小說特別是長篇小說寫得少了，但看到一些現象和信息，腦子裡常常會冒出很多感受和思考，所以寫的散文和雜文多。”

談起長篇，蔣子龍有些壓力，不過他覺得，搞文學創作，一定還是要寫長篇的。蔣子龍的小說多涉及現實，他說：“生活的本來面目就是最好的小說”。

2018年年底，黨中央、國務院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表彰的百名改革先鋒中，蔣子龍是唯一健在的作家。

蔣子龍的成名作是工業題材小說，這依然是生活賦予他的。

1975年秋天，國家第一機械工業部系統學大慶會議在天津賓館召開，天津重型機器廠是一機部所屬的大廠，蔣子龍作為該廠的代理工段長參加了會議。就是在這個會場上，《人民文學》編輯部主任找到蔣子龍，希望他能為《人民文學》寫一篇小說。蔣子龍正被大會上一些先進人物的事跡所感染，於是就在開會的賓館裡，沒日沒夜地寫了起來，短篇小說《機電局長的一天》由此誕生。

《機電局長的一天》小說的主人公霍大道，原型就是蔣子龍所在的天津重型機器廠廠長馮文彬，以及蔣子龍在會議期間了解到的南京汽車廠的一位副廠長。蔣子龍運用文學的手法，把兩個原型人物的人格與事跡揉搓成了雷厲風行“抓生產”的霍大道。現在再讀這篇小說，小說中隨處流露著工廠職工渴望發展生產的願望，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人們生產生活的狀態。

1979年，蔣子龍又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短篇小說《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這三個字，從此烙在了當代文學的史冊上。

《喬廠長上任記》講述了“文革”后，某重型電機廠生產停頓，人心混亂，老干部喬光朴主動出來收拾爛攤子，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從而扭轉工廠被動局面的故事。小說塑造了改革家喬光朴的光輝形象，被認為是“改革文學”的開山之作。當時，蔣子龍隻花了三天時間，就寫出了這篇名作。但“喬廠長”這個人物，在蔣子龍的心裡已經描摹了上百遍。后來，在不同的場合，蔣子龍都會被人評價為“改革文學”的開創者。每當這時，直爽的蔣子龍常說：“其實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改革文學’的概念，作家是不可能按照‘改革’的定義去創作文學作品的。而隻有當‘改革’劇烈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時，才能讓作家有激情把虛構的人物和故事融於真實的生活旋律之中。”

蔣子龍始終認為，現實生活永遠大於文學藝術，任何一個時期的文壇，現實題材的創作都不可缺席，文學作品隻有符合生活真實才能存在。

回顧蔣子龍的文學生涯，他的幾乎每一篇作品問世，都會引起社會上的一次甚至數次爭論。經歷了太多的風風雨雨，蔣子龍的文學創作就在這樣的一次次錘打與磨礪中走向成熟。他感慨道：“磨礪總是最具有積極意義，走過那樣一段漫長而坎坷的文學道路，回過頭去看如同一次遠游，一個遠游的人歸來，總會有故事可說，於是就又寫下來了。仍然還有是非，還有風波，寫作成了保持做人尊嚴的手段。”

蔣子龍把他的文學觀念，牢牢地定位在了“真實”兩個字上：真實的世界，真實的困難，真實的人物，真實的感情……盡管真實並不總是討人喜歡，但人們卻無法逃避它，隻能正視它，聆聽它。蔣子龍說：“我相信，任何讀者的心，都能夠向真實打開。”（記者 劉茜 陳建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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