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完《刀尖》后我很迷惘，我已預感到這樣寫下去的問題，又不知如何重新出發。迷惘中，是很容易被慣性帶走的，所以我公開認錯，為的是堵住退路，退到老路上。這種感覺也是‘人生海海’的感覺，起起落落，浮浮沉沉。”

自從2008年憑《暗算》獲得茅盾文學獎、2009年根據其小說改編的電影《風聲》大獲成功后，麥家接連寫出《風語》和《刀尖》兩部諜戰作品。那是他最受市場追捧的時候，出版商爭相搶奪他的書稿和劇本，有人曾抱著300萬現金，隻求他在某部劇裡當個挂名編劇。《刀尖》之后，麥家卻陷入了“迷惘期”，直到八年之后，他交出了這本《人生海海》。他將故事背景設置在故鄉浙江富陽，還原了童年的生活環境，代入了兒時與父輩相處時的心境，全書圍繞著一個身上纏繞著很多謎團的“上校”展開。在《人生海海》起筆之初，麥家曾透露，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是“寫給父親”的。

麥家。攝影：柴利增

麥家畢業於解放軍工程技術學院無線電系，有過十多年在情報機構工作的經歷，這是他創作《解密》等諜戰文學的源泉。因為外公的地主成分、父親的反革命分子身份，麥家在童年時沒有朋友，父子關系也異常緊張。但他童年的見聞與對故鄉的回憶卻成為《人生海海》這部小說的素材，上校的原型也是來源於麥家小時候生產隊裡的一位老人。

有人說，麥家的成長經歷就是他創作的寶庫，麥家坦言，具體的日常經歷乃至經驗對寫作的意義沒有那麼大，重要的是內心經歷、經驗。“靠日常經驗寫作是很危險的，可能寫不了兩本書就要收攤了。作家總是在寫自己，但不是自身，這個‘自己’是個‘大我’，指的是自己的這一代人。”

日常生活中，麥家幾乎不看電視劇，電視機是用來看碟的。年輕時看文學書偏多，這些年看歷史書偏多。最近他在看《羅馬帝國衰亡史》，12大本，三個月都沒看完。“現在我們消遣性的閱讀過多了，還是要挑戰性地去讀一點難啃的東西，老不啃牙，隻喝湯，久了，牙口就壞了。”

談創作

無關人心民意的，不想寫了

新京報：《人生海海》的故事來源於你童年曾經見到過的一位老人，是什麼時候開始想把這段回憶寫成書的？是什麼觸發了回憶？

麥家：其實不是老人，隻有四十來歲。是被我想老的，現在應該八十多。我隻在四十多年前的百米之外遠遠見過他，一面之交都談不上。也不知是什麼時候開始想寫他，事實上寫的也不是他。我寫的是故鄉，而且也不是真實的故鄉。我寫的是對一段歷史的記憶和理解，故鄉不過是個容器，盛的是多年來我們反復在革命中的歷史的思考。

新京報：對“故鄉”算是有執念嗎？也有人從《人生海海》中解讀出了你對童年、故鄉、父親的和解。

麥家：我和故鄉的關系比較復雜，可能也是我自己搞復雜的。年輕時心氣大，追求這種復雜，現在年歲大了，想簡單化，就想放下很多東西。對人最大的懲罰是讓你放不下負荷，西西弗一樣的。人年輕時甚至不知道什麼是自我懲罰，隻想懲罰別人，其實懲罰別人也是懲罰自己。如果說記住仇恨是一種力量，那麼放下仇恨是更大的力量。我也隻有在放下諸多對故鄉包括父親的情緒后，才有力量來寫這東西。

新京報：《人生海海》寫了五年，在這場漫長的寫作中，對你自己而言帶來一些什麼思考和變化嗎？

麥家：五年不是什麼標准，不是寫得慢就寫得好。但五年可能也是個標准，說明我在尋找一些恆定的東西，不是追時髦。我慢慢寫，是因為我在接近一些比較陌生甚至是危險的東西，需要我小心、耐心。說句心裡話，可能也會被誤作大話：寫了這麼多年，隻關名利、無關人心民意的東西不想寫了。作家當到這份兒上，應該有一種責任心，至少要對自己的族群有個見識，有個態度。中國這一百年經歷得太多，我們留下了什麼？我想從自己故鄉出發去尋找一些什麼。

談《人生海海》

寫的是生命的難堪、悲憫

新京報：“上校”的一生可以看做是大半部中國現代史，其中也包含了歷史大背景下人物命運的變化，最難寫的是哪一部分？

麥家：“上校”是個很特殊的人，經歷傳奇甚至離奇，生活中大概不會有這樣的人。怎麼樣讓這麼一個離地三尺的“奇人”落地，讓他變得“像我們自己抑或朋友”，去承載普通人乃至我們民族的一些痛楚，這是蠻考人的。這樣的“奇人”弄不好會飛走，好看，卻無關我們痛痒，像武林高手一樣。毫無疑問，如果這小說以第三人稱寫，以線性時間來結構，會更好寫。事實上開始我就是這樣寫的，寫了五萬字，總覺得他離我們越來越遠，看西洋鏡似的，看到的太多，想到的卻太少，就重新寫了。現在的結構，封鎖了很多視角，直線變成光芒一樣的散開，很難寫。

新京報：這本書中有不少關於“性”方面的描寫，在你以往的作品中比較少見。

麥家：其實沒有性，隻有一個性器官，一個被傷害、被離奇、被玷辱、被罪與罰的性器官。這幾乎是整部小說的發動機，也許還沒有一部小說是這樣“發動”的。它也許有點冒犯讀者，但我相信讀者會原諒我這個冒犯，因為冒犯的本意不是出於惡意，而是憐憫。到今天，在小說裡寫性已不是勇氣，我要寫的是生命的一種難堪，一種悲憫。

新京報：書中，爺爺希望以自己的力量為屏障，維護父親的名譽，希望他不受外界侵擾傷害。爺爺花盡心思擊退流言，可惜用錯方式。最后，傷父親最深的反而是爺爺。你也曾在年少時和父親發生過很激烈的沖突，《人生海海》中爺爺和父親之間的父子相處互動，有沒有在其中寄托一點自己對父親想表達的內容？

麥家：小說裡的爺爺，作為父親對兒子是充滿了愛和責任的，我很喜歡也很同情他。但我對自己的父親從來沒喜歡過，這是我一生的不幸。所以，在小說裡我一直在表達父愛，父親去世后我也在表達對他的愧疚。所以，我不可能喜歡自己，至少是作為兒子的自己。

麥家。攝影：柴利增

新京報：《人生海海》中的我、爺爺、父親、老保長、小瞎子等形象都很有畫面感，有想過將這本書影視化嗎？如果影視化，你心中有沒有“上校”的演員人選？

麥家：我不考慮這些問題，這是資本的權力。迄今為止，我的五部長篇小說都被改編成了影視作品，有的已經幾次三番改了，沒有一個演員是我定的。憑我的經驗，資本會對這部小說有興趣，但我更希望讀者對它有興趣。資本是很霸道的，我折騰了五年的東西，他們可能隻要我五天的料，與其這樣不要也罷。

談“諜戰”

文學性被低估，是因影視把小說庸俗化了

新京報：和上一部作品《刀尖》相隔八年，大家都在期盼著你再創作一部諜戰題材小說，為何放棄？

麥家：從商業角度講，寫諜戰可能更能討好市場，而且也只是可能。市場在哪裡誰都不知道，當初我寫《解密》《暗算》被人退稿，誰想到后來會引發一個諜戰潮流？何況我寫作不是為了商業。這時代，商業的目的大概是最容易達到的，但通過寫作來求商業利益，萬裡挑一的概率，不是明智之舉。我還是要說句大話，我選擇了寫作，一定有比商業更重要的目標，我走出舒適區乃至利益區，就是為了去尋找這個目標。我不知能不能找到，但出門比守在家裡更重要，有時我們就是在尋找一種不安。

新京報：這些年來大家一直將你看做“諜戰小說之父”，對於作品大家期待更多的也是“燒腦”情節，會不會相應的，作品的文學性往往被大眾忽視？

麥家：《人生海海》應該是一部“燒心”的作品，不少人向我談起看了它心裡怎麼難過壓抑。如果說我的文學性被低估，應該不是諜戰的原因，而是影視的原因，影視往往把小說簡單化、庸俗化。文學性和題材沒有直接關系，愛倫·坡、吉卜林、博爾赫斯、毛姆、格雷厄姆·格林、勒卡萊，都是寫諜戰的高手，又是公認的文學大家。再說我也不覺得我被低估了，茅盾文學獎都拿了，你還有什麼理由說被低估？我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如果說被低估，新世紀以后出道的作家都是被低估的，因為相比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文學狂歡的景象，現在的作家都是寂寞的。但我覺得現在才是正常的，文學本來就不應該成為中心，當人們為文學狂歡時，說明這個時代出問題了。

從《暗算》《風聲》到《聽風者》《解密》，麥家的作品被一次次搬上電影電視，而他也理所當然地成為“諜戰小說之父”，但麥家卻在八年后，選擇出版一部以命運為主題的作品《人生海海》，放棄了可能更有市場的諜戰題材。

新京報：從《暗算》《風聲》到《解密》《刀尖》，按照現在的話說這些都是影視大IP，肯定有很多影視公司投資人來找你合作，怎麼避免被資本裹挾？

麥家：如你所說，作為影視大IP，我不缺錢，缺的是作品。作品的每個字必須自己寫，沽名釣譽的事，見錢眼開的事，隻會讓所謂的大IP迅速貶值。

新京報：《刀尖》出版后曾經面臨巨大的爭議，你還為這本書的一些“破綻”公開道歉。很少有作家承認自己作品的失敗，這肯定是一件痛苦的事。《人生海海》直到八年后才出版，和這有關系嗎？

麥家：確實，寫完《刀尖》后我很迷惘，我已預感到這樣寫下去的問題，又不知如何重新出發。迷惘中，是很容易被慣性帶走的，所以我公開認錯，為的是堵住退路，退到老路上。退無可退，隻有去撞牆，而牆不是面面撞得開的，撞不開就要受傷，受了傷就要養傷，時間被一拖再拖，焦慮一層層疊加。這種感覺也是“人生海海”的感覺，起起落落，浮浮沉沉。寫作上的迷惘對我來說就是人生的迷惘，作為專業作家，大熊貓一樣的，整日宅著，我們體會人生的通道已很有局限性。這次寫作過程的艱辛，本身成了我寫作的素材，這種體驗我以前沒有感受過。

談個人

把孩子當成人看，我和父親犯了同樣的錯

新京報：你個人的經歷也十分傳奇了，比如高考時數學滿分，學無線電專業有“過目不忘”的好記性，記憶力如此好是不是連痛苦也比較難以忘掉？

麥家：所謂記憶好，不過是你對它感興趣。

新京報：書中“上校”最終失去了全部的記憶，不知道這和你父親的阿爾茨海默症有關嗎？

麥家：晚年的“上校”就是我父親的晚年，我確實也經常幫失憶的父親穿褲子，抱著他哭。這些是真實的經歷，但並不是因為真實而感人，而是這個人物活了，他喚醒了我們的悲憫心。我不喜歡在小說裡寫個人經歷，但有時又擋不住。我一直認為，虛構的真實是更高級的真實，個人經歷雖真實但倘若不能讓人感同身受，對讀者是無意義的。

麥家和他的父親母親。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你現在對兒子的教育，有哪些是和當年父親一脈相承的，又有哪些是特別不一樣的？

麥家：簡單、粗暴、嚴厲，把孩子當成人看，這是我和父親犯的同一個錯。我比父親好的、也是不好的一點，我曾經（十八年）隻有一個孩子，關鍵時候我總是敗下陣來。回頭看，我是從“失敗”中得勝的，我一次次認輸才讓兒子有一種勝者的大度，沒有和我決裂。對青春叛逆的孩子，我有個體會，也是從父親的教訓中學來的：青春是把刀子，別跟他們來硬的，你硬不過他們，當他們犯病時刀出鞘，你隻要按兵不動，靜靜守著就行了，你若發兵，所有打出去的子彈都將反彈到自己身上，叫你落個一敗涂地。

新京報：你現在的生活狀態大概是什麼樣？不用微信是為減少社交嗎？

麥家：不少作家都不用微信。一方面我在說，整日宅著是作家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我又要說，與其去人堆裡瞎轉不如宅在家裡。我有輕度的社交恐懼症，即使沒有，我也不想出去瞎轉，轉來轉去魂都沒了。可以從世俗生活得到樂處，就沒必要寫作，太苦了。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下午四點健身，晚上十點前必睡覺，過著十分規律單調的生活。我相信紀律就是活力的說法。

新京報：你曾經說過，什麼功名都不想要，隻想要一個幸福的童年。此刻，如果重新問你同樣的問題，你依舊會給出同樣的答案嗎？

麥家：我想問任何人你都會得到同樣的答案。童年沒吃過糖的人，一輩子都不知道甜什麼滋味。

（劉瑋）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