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六早上九點，幾位志願者早早來到北京保利國際影城天安門店，用絲帶蒙起眼睛，體驗一會兒看不見的世界，一旁的工作人員叮囑他們行走時需要注意的事項。

再過幾分鐘，志願者們將拆下絲帶分頭行動，前往地鐵站和公交站，幫助一批盲人觀眾來到電影院——這是他們每周固定的觀影時間。

每周的一件大事兒

肖煥義在志願者的幫助下慢慢走進影廳的通道，還沒拐到座位上，他便循著聲音認出了正在說話的老友：

“嘿，你們來啦！”

“快來，第一排給你留著位置吶！”

老肖今年61歲，已經是這家心目影院十幾年的老觀眾。每周六，他和朋友們會從北京的各個方向趕過來，在這裡“看”上一場電影。

但他們觀影的方式有些特殊——因為先天失明，老肖無法看到屏幕裡的光影，隻能從講述人的口述來感知電影裡發生了什麼。

兩位講述人手拿著話筒坐在影院中間，在電影播放時“見縫插針”：對白出現，就在第一句提示這是哪個角色﹔沒有對白，她們就用語言描述當前播出的畫面，串起整個電影故事：

“威廉脫下上衣，戴上泳鏡，用很標准的姿勢跳下來，他游得飛快，一身的肌肉在水裡閃閃發光，引起了旁邊所有人的注意。”

“淑儀臉色蒼白、累得直喘氣，他爬進游泳池，臉上還保持了剛才的表情，很笨拙地往前游，用的是一個狗刨的姿勢。”

和其他的影院不同，放映的時候，心目影院的影廳裡留著兩個小燈。聲音也要適當調小，因為平時為追求視聽效果的高聲音量，對於聽覺敏感的視障人群來說有些刺耳。

為盲人講電影，源於鄭曉潔和王偉力夫婦一次偶然的嘗試。在家裡，王偉力為一個視障朋友講了一場《終結者》，講得匆匆忙忙，可朋友聽完后卻激動地抱著他們轉圈：原來電影是這樣的啊！

他們發現，盲人在理解事物的時候，不光是視覺和聲音的理解，還有重量、質感、溫度和味道，“為什麼盲人朋友能夠成為觀眾，是因為他具備了這樣細膩、敏銳的能力”。

當時，他們有一檔專門為殘障人群開設的電視欄目《生命在線》，因資金短缺停掉后，鄭曉潔舍不得這些殘障朋友，便從制片人轉型成為助殘一線服務工作人員，在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展開助盲服務的活動，2004年，他們開始嘗試為盲人講電影，地點是鼓樓西大街的一家小四合院。

兩年后，這個項目有了一個名字——心目影院。老肖也在這時來到小院，從此成為影院的忠實觀眾：“這已經成為我們一周的大事兒了”。

他印象裡第一次看電影，是一年級時學校放的《鐵道衛士》，但那時隻能聽個熱鬧，連誰是好人誰是壞人也分不清。

而現在，“不管是老的《小兵張嘎》，還是后來的《我的父親母親》，以及《盜夢空間》我們都能聽得懂，雖然《盜夢空間》比較虛幻，但我們也知道什麼叫蒙太奇了”。

2018年6月，心目影院搬離了小四合院，走進電影院線，盲人觀眾可以坐在電影廳裡看上最近的新電影，今年大熱的國產科幻《流浪地球》，他們也早在電影院看過了。

告訴我，你看見的是什麼？

“我們應該保護地球，尊重大自然，現在就應該防微杜漸……”談起《流浪地球》，老肖能講出大段大段關於科幻、環保事業的感想。

但播放這樣的片子，對電影講述人來說其實是不小的挑戰。

劉冬雲和搭檔是從志願者變成電影講述人的。盡管已經講了三、四年，電影一放完，她們還是找到經驗豐富的王偉力請教，看看哪些地方還可以繼續改進。

講電影有技巧，畫面描述要盡可能簡潔生動，讓盲人觀眾迅速領會。每個講述人開始練習時寫的腳本，幾乎是對整個電影的“零件拆解”：同期聲、畫面的文字描述、各種細節，一部電影的腳本往往要寫上好幾萬字，寫完再跟電影反復核對，保証在最合適的時間內講完。

幾年間，劉冬雲和搭檔講過《臥虎藏龍》《繡春刀》等武俠片，也有《新不了情》《飲食男女》等愛情片，不過最常講的還是生活片，因為劇情和人物相對簡單，講的都是身邊發生的事兒，盲人群體更容易理解。

有一次，她想挑戰把喜歡的《新龍門客棧》播給觀眾，但開始練習以后就后悔了：“因為鏡頭切換很快、武打場面都很緊湊、用的兵器都不一樣，我們真的就是看了很多遍，幾乎一夜沒睡地去練習。”

好在，第二天大家聽得還挺高興，講述終於“勉強過關”。

有人會不解，盲人如果先天失明，他要怎麼理解電影裡藍天白雲的樣子？

王偉力說，這其實很多明眼人的誤區。盲人都有視覺的意識，對於視覺的需求是一樣的。所以他們的內心視覺形態、信息模式基本上都趨於一致。而他們要做的，就是把盲人的內心視覺和畫面上的視覺勾連起來。

“盲人的心理視覺是觸摸形成的，我把它叫體感視覺或觸摸視覺，所有觸摸的物體就留在他的內心了，變成了一種理解世界的語言。”2008年，他們開辦首個盲人觸摸藝術展，帶著觀眾觸摸盧浮宮的雕塑復制品。后來，播到《侏羅紀公園》這樣的科幻片，他們就把恐龍的模型拿來，讓盲人們一邊觸摸、一邊感受和想象。

王偉力回憶起一個場景，他們去到航天館，一位盲人把一個幾十米的運載火箭從頭摸到尾，全程都咧著嘴高興地笑，聽完一路的講解，他感嘆：“國家做這個航天，真是不容易。”

盲人是明眼人的一面鏡子

2004年至今，紅丹丹志願者團隊已經為盲人放映過850多場電影。

肖煥義如今是盲人觀眾裡的活躍成員，每當有文藝匯演，他總是積極地報名，有次鄭曉潔要去外地參加一個盲人國際會議，他也問：“我能不能自費去參加？”

“他想參與和了解這個世界，已經從殘疾人變成一個社會人。”王偉力說。

志願者們經常覺得，並不是他們幫助了盲人群體，而是自己從幫助盲人的過程中成長了很多，“盲人就是我們的一面鏡子”，是他們反復提起的一句話。

“他們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我想如果蒙上眼睛，可能連這個樓都下不去，別說一輩子了。所以重要的是大家在盲人朋友的身上找到成長的空間，我覺得這是最難得的。”王偉力希望，明眼人都能夠平視身邊的視障人群，幫助他們回歸到正常的社會平台中來。

一次放映后，有位盲人觀眾不好意思地講，自己家裡關了三年的電視機終於“解禁”了。因為突然失明，她急切地想知道電視裡都在演些什麼，可父子倆總是不給她講，時間長了，焦急變成了恨意，家裡隻要一開電視她就要尋死覓活。

“其實他們不是必須要看電影，而是尋找一個家的感覺、被尊重的感覺。”家庭矛盾、尋短見，已經和盲人成為朋友的鄭曉潔，見過太多這樣的故事。

視障人群的焦慮感很多人無法感同身受，社會上對這個群體的盲點也依然存在。不理解不支持是常事，甚至心目影院從四合院走向電影院，也是一個“被離開”的過程，到現在，他們面臨的瓶頸依然是資源問題。

但這項事業還要繼續，鄭曉潔表示，他們還要盡力做到更好、更專業。

2018年底，首屆北京盲人電影展成功舉辦﹔今年6月底，全國11個城市的心目影院共同聯動，在同一時間，21位講述人用同一個腳本為1260名蒙眼觀眾和視障觀眾講述《港珠澳大橋》，創造了“‘心目影院’最多觀眾的人聲解說式電影放映(多場地)”的吉尼斯記錄。

對於未來，王偉力還有兩個小願望，一是希望電影發行的時候能再開通一個講述聲道，能更廣泛地普及對盲人的講述，另一個，是希望未來的電影院在聲音設置上，也能適應盲人的聽覺特點。（任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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