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明遠拿著刻著他名字的扁擔

　　近段時間，一個外國人在朝天門拿著棒棒的照片不斷在重慶人的朋友圈轉發，照片的說明是：“朝天門的洋棒棒，不知道他能堅持多久。”

　　外國人到朝天門當棒棒（重慶方言，指搬運工——記者注）？聽起來很新鮮很獵奇，但事情真相是怎樣的呢？

　　記者通過調查發現，這張照片是在朝天門來福士體驗中心外面的3碼頭拍的。那裡有20多個售賣兩江游輪船票的票販，長期在1碼頭到7碼頭游蕩，記者向多位票販打聽，均表示未看到這個當棒棒的外國人。一個票販分析說：“你看他背起雙肩包，真要是來當棒棒，哪個會背雙肩包？很可能是有棒棒替這個老外背行李，而這個老外幫著拿扁擔。我們長期在這一片，真有外國人來當棒棒，不可能不曉得。”

　　一個在朝天門擺攤售賣游船票的攤販，直接否定了這張照片的真實性，“我在朝天門幾十年，莫說來當棒棒，就是來體驗半天或幾個小時棒棒的外國人都沒得。現在莫說外國人，重慶本地棒棒都找不到活路。”

　　從記者在朝天門及重慶各大交易市場調查的情況看，近些年隨著城市基礎設施的升級，曾經聲勢浩大的山城棒棒軍，人數急劇萎縮，很可能已不到2000人。

　　棒棒，作為一個職業，它還暫時留存在世人的眼中﹔但棒棒軍作為一個特有的城市符號，它已漸行漸遠。

　　重慶晚報-上游新聞記者 廖平 攝影報道

　　1

　　“朝天門胡明遠”

　　朝天門片區的各大市場，比重慶城醒得更早。

　　7月初的一天，清晨6點，天光大亮，進入夏季的重慶依然涼爽如秋，讓人訝異得很沒有安全感。

　　朝天門的大多數商場都已開門。胡明遠5點鐘准時醒來，在朝天門20多年的棒棒經歷，讓他的生物鐘頑固得像臉上的皺紋，抹都抹不掉。

　　胡明遠自述今年62歲，“大鳴大放那年生的。”但他幾乎全白的頭發，瘦瘦巴巴的身材，笑起來露出缺了好幾瓣的牙齒，讓他說的年齡看起來很可疑。這個憑力氣吃飯的職業，年齡大了並不受歡迎，所以沒人看到過他的身份証，包括房東王老板。

　　到銀星小商品城的時候是5點半，這裡賣的是日用品玩具等等，體積比較大，買家更喜歡讓棒棒搬運。胡明遠看到一個老雇主，一個40多歲的中年女子。他一臉諂笑上去打招呼，中年女子客氣地笑了一下，沒理他。在等待開門期間，老胡一共看到3個熟雇主。商城開門后，數量並不多的買家迅速消失在龐大的交易市場中。大宗採購的買家一般是在某攤位買了東西之后，就放在那裡，到下一個攤位繼續購買，最后讓棒棒們到各攤位把這些東西收集起來，一起挑到車庫或車站。商城裡棒棒並不多，當然買家也不多。近幾年網絡購物的興盛，讓實體店的生意很受影響。胡明遠不斷在銀星的七樓、八樓梭巡，一邊不時環顧四周，隻要有人拎著東西或扛著大包經過，他就會盯著對方的包看很久。

　　但沒人叫他。3個老雇主買的東西都不多，自己就提走了。

　　7點過的時候，老胡終於迎來第一單業務。挑兩包玩具到金海洋背后的車場，重量可能有五六十斤，距離兩三百米，報酬10元。10元是朝天門現在比較普遍的價格，但起步價是5元，而在前幾年，起步價就是10元。

　　胡明遠挑東西的時候，瘦弱的肩和背佝僂得像一張弓，這張弓隨移動的步伐彎曲、反彈，顯得韌性十足。他的嘴裡叼著一根煙，偶爾劇烈地咳嗽，胸腔似乎被一口濃痰卡住，隱隱發出呼哧呼哧的聲響。

　　胡明遠的扁擔在整個朝天門獨樹一幟。這根扁擔據說比他年齡還大，他在扁擔盡頭綁上一根紅布，保佑自己做事的時候不出意外。扁擔上刻了“朝天門胡明遠”6個字，以便丟失后有可能找回。為了防止這6個字被偷扁擔的人用刨子刨掉，他在扁擔上密密麻麻打進三四十顆釘子，釘子又完全敲進了扁擔，這樣擔東西的時候不會硌著肩——這根扁擔上充滿了他的小智慧。

　　但由此也帶來一個副作用，木扁擔重達五六斤，相當於他每次都要比其他棒棒多挑幾斤。

　　沒活的時候，胡明遠和一堆棒棒喜歡坐在聖名服裝城門口歇涼——實際上一天中大多數時候都沒活。棒棒們喜歡吹閑龍門陣，喜歡開葷玩笑，還喜歡——抬杠。他們嘴上抬杠的功夫完全不遜於肩上。頭一天，記者給了胡明遠50元報酬，約定第二天跟拍他的工作。幾個棒棒開始揶揄胡明遠，“昨天給你的50，你現在摸出來看下，是不是隻剩20了？”“你昨天晚上到哪點消費去了？”一個棒棒把胡明遠攔腰抱住，另一個人開始掏他的襯衣口袋，老胡招架不住，趕忙把煙摸出來，“吃煙吃煙！”煙是5.5元一包的龍鳳呈祥，這是棒棒們普遍喜歡的牌子。

　　從胡明遠的娛樂活動，閑吹到那根獨特的扁擔，再引申出胡明遠可以挑好多斤。老胡瘦巴巴的身體很激動，“現在隨便可以擔200斤嘛！”旁邊趙本金跳起來，“你擔200斤？莫把腰杆閃斷了喲！”胡明遠毫不示弱，“賭100，從聖名車庫擔到協信。”周圍的棒棒開始起哄，一個棒棒說：“兩包水泥，正好200斤，你們各摸100放到我這點。”趙本金沖動了，開始摸口袋。摸了半天，才想起自己兜裡隻得10元。本來是有100多元的，給老婆買藥用了。

　　55歲的趙本金4天沒開張了。每天早上，他坐第一班地鐵，從沙坪壩區陳家橋趕到朝天門。10年前，著名的富士康落戶重慶征用了他家的地，他和老婆每人分到5萬元土地補償款，並轉為非農業戶口。老婆腦子有病，發作起來到處打人，隻能在家帶7歲的女兒。國家給她辦理了殘疾証，每年可以免費到歌樂山精神病醫院領1000多元的藥。趙本金是入贅到老婆家的，當年老丈人就看起了他一把力氣，也沒嫌棄他有點對眼，看人的時候視覺焦點總落不到人身上。這讓他有點不討人喜歡，在棒棒中，他算固定業務比較少的。

　　4天收入為零，為啥還要吊死在棒棒這棵樹上？趙本金訕笑著，“當了幾十年棒棒，還能做啥子嘛，其他工作都嫌我年齡大。”他悄悄湊到記者身邊，“你說我這種情況，老婆可不可以辦低保喲？”

　　2

　　4天的棒棒生涯

　　中午1點多的時候，胡明遠回家吃午飯。他住的地方就在道門口，離朝天門咫尺之遙。

　　這是一棟大樓的后院，老板老王以前也是個棒棒，他在后院用磚木搭起了兩間屋，專門出租給棒棒們。

　　生意好的時候，兩間屋要住20個棒棒，現在生意差了，隻住了五六人。胡明遠住的是每月200元的VIP床位——沒錯，VIP是200元，大通鋪每月隻要90元。一間8平方米的昏暗小屋用木板分成上下兩層，下層兩個VIP床位，上層是可以睡6個人的大通鋪，房間的氣味有些“酸爽”。老胡的床位是鎖著的，叫床屋可能更適合，2米×1.4米的床，四周全部釘上了木板，一間屋就是一張床，一張床就是一間屋。

　　他抖抖索索摸了半天鑰匙，記者跟他開玩笑：“裡面裝了啥值錢的東西，要鎖起來。”老胡囁嚅著：“嘿嘿，沒啥子，習慣了。”裡面確實沒啥，蚊帳圍住了床，有點換洗衣服，一個小風扇。他的全部家當都在身上：一個手機，一張銀行卡，和裡面這段時間不斷減少的數字。幾年前，老胡被偷過一次，十幾天的收入1000多元，肉痛得他想撞牆，從此就習慣了鎖門。

　　外屋是一間大屋，兼做廚房、客廳，還有一排通鋪。小李、老杜、老劉和王老板坐在飯桌前看電視。

　　小李大概是朝天門最年輕的棒棒，30歲出頭，一身好肌肉，如果放在健身房，憑他的身材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他從四川萬源來到重慶三個多月了，第一份工作就是棒棒。

　　但他的棒棒生涯隻維持了4天。熟人把他帶進朝天門，修行就隻有靠各人，熟人是不可能把自己的業務關系介紹給他的。(下轉04、05版）

　　▲接了筆20元的大單，蒙秀全很高興。

　　▲蒙秀全在出租屋講述戀愛史

　　▲金海洋的棒棒頭王奎

　　▲唐忠榮去送貨

　　▲小李（右）和王老板閑聊

　　 趙本金向記者講述棒棒的故事

　　何苦（前）拜老黃（后）為師，當了一年多棒棒。

　　(上接01版）

　　第一天，他提著一根扁擔，在朝天門轉了一天，找了5元。第二天，他找了10元。第三天打白板。第四天找了16元。本來第三天可以不打白板的，當時有個人喊棒棒，小李身手敏捷是第一個跑到的。雇主要把一挑五六十斤的衣服運到貨場，小李開價10元，雇主說隻給8元，他覺得有點劃不來，猶豫間把抓著貨物的手放開了，旁邊立馬有個棒棒一把抓過去，“8元就8元！”這8元眼睜睜就飛了。

　　好在第五天的時候，旁邊建筑工地招工，小李進去當了一名雜工，每天能有200來元的收入。不過這份工作並不固定，經常沒事干，小李就窩在出租屋看電視，有事的時候，包工頭一個電話就來召喚他。

　　包工頭招工隻要55歲以下的，所以朝天門的棒棒，幾乎都是55歲以上的，年齡稍小點的，都被建筑、環衛、搬運等公司招走了。

　　朝天門的棒棒，經過多次迭代，現在基本上都成了電話棒棒——沒事的時候，就坐在陰涼處歇涼吹牛打牌，有事的時候一個電話就去上班。一個棒棒身上業務電話的多少，決定了他雇主的多少，也決定了他收入的多少。如果一個棒棒沒幾個老雇主，單憑一根扁擔在朝天門轉來轉去，每天的收入一般不會超過20元。

　　即使是像胡明遠這樣還有點固定雇主的棒棒，現在一天的收入也隻有三四十到五六十元之間。賣盒飯的周大姐說，以前一天可以賣兩三百份飯，現在賣七八十份算好的，“來吃飯的棒棒不多。棒棒找不到錢，好多都回去了。”

　　胡明遠其實也可以回去，他在達州老家有兒有女，但是兒女也負擔重，不如繼續在老本行掙口飯錢，“以前收入多的時候，大部分都用在子女身上，現在收入低了，子女也有娃兒，就各顧各。”

　　3

　　78歲的最高齡棒棒

　　朝天門的棒棒分成三個檔次：單槍匹馬的野棒棒，有點老關系的電話棒棒，專門打包的打包棒棒。打包棒棒收入最高，傳說一天能找兩三百元。

　　78歲的唐忠榮是朝天門年齡最大的棒棒，放在整個重慶，他可能都是棒棒中的大爺。唐忠榮跟一般棒棒不同，他讀過初中，談吐得體，戴副老花鏡，看上去像個退休老頭。他就是所謂的打包棒棒。

　　早上5點半的時候，唐忠榮從江對面的南岸上新街，走路過東水門大橋到朝天門。上新街的房子便宜，他和女兒在那裡租了兩間屋，每月300元。房子建在山坡上，一棟上世紀80年代修的平房，陰暗潮濕，連天然氣和閉路電視都沒通。

　　5點40分，他接到一個合川的電話，那是一個買家從合川發回來的退貨，需要他從貨場拿到退貨的攤位上，大概30多斤，400多米遠，10元。

　　7點40分，他接到第二單業務，從奉節發過來的退貨，一包有20多斤，收貨點在濱江路上，一路爬坡上坎，10元。

　　9點，又到海客瀛洲外面的馬路上，收了一單從魚洞過來的退貨，也是10元。

　　11點半的時候，打包一包衣服，發到巴南區，這次比較近，還是10元。

　　中午的時候，記者執意請唐忠榮吃飯，他一開始說自己已經吃過了，旁邊的人“揭發”他，“哪裡吃了的嘛！正好你幫他解決一頓。”一碗豆花，一份蒜泥白肉，唐忠榮沒吃完，他吃得很少，飯量跟他瘦小的身材很匹配。

　　下午1點半，他接到第5單業務，打包一包衣服，發到奉節，也是10元。當他扛著衣服來到金海洋背后的貨場時，發現收貨的貨車竟然沒在那裡。無奈之下，隻好又穿小巷下梯坎扛到濱江路上，本來400米的路，生生走了一公裡多。

　　7月4日這一天，唐忠榮共做了5單業務，收入50元。他有記賬的習慣，翻開他的賬本，從6月底到7月4日，每天都在50至70元，6月份最高的一天，有100元。

　　唐忠榮的大女兒和女婿在朝天門當了20多年棒棒，剛來重慶的時候，女兒的女兒5歲，現在女兒的孫子8歲。10年前女婿肝癌去世后，大女兒一個人生活艱難，他就從潼南老家來朝天門接替女婿，成為高齡棒棒。這段時間生意清淡，大女兒回老家看孫子去了，已經當了曾外公的唐忠榮一個人留在朝天門。收入最高的時候，他和女兒兩個人一個月有七八千元，所有的收入都是轉到女兒的微信上，女兒每個月給他兩三百到四五百不等的零花錢，其中一部分他要資助給40多歲還沒結婚的兒子。

　　老唐認識朝天門的幾十個老板，不過這兩年大家習慣了網上購物，他的收入越來越少。這一點得到朝天門港渝廣場8樓經營戶唐順蓉的証實。她開了一個60多平方米的門面賣男裝，以前固定要和兩三個棒棒聯系送貨，現在一個都沒了，生意不好，都是店員自己發貨，“可以說棒棒在我們店裡一個月一分錢都掙不到。”

　　唐忠榮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衰老，前幾年他還能扛起100斤的麻袋，今年遇到大包的貨物，他就隻能分成幾次來扛。但他不想歇下來，他的體力還能再干幾年，“總能為娃兒減輕點負擔嘛。”

　　朝天門街道很認可他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曾經兩次推薦他參評渝中區的“最美好鄰居”“身邊好人”。雖然沒評上，但經營戶們對老唐還是認可的，成千上萬元的貨物總是放心大膽交給他去發。

　　4

　　壟斷與瓦解

　　在金海洋商城外面碰到王奎的時候，他正費力地拉著一車貨，送到一個車庫裡面去。停下來休息的間隙，他的電話不斷。他穿著古馳的T恤，花花公子的皮帶，盡管是冒牌貨的嫌疑很大，但那身派頭跟普通棒棒相比有天壤之別。

　　他是金海洋最大的棒棒頭，手底下曾經有五六十名棒棒，基本上把金海洋商城的棒棒都攏在了自己手裡。

　　談及朝天門的棒棒軍，他哀嘆幾聲，反復說，“棒棒軍已經瓦解了。”

　　王奎的業務，一度遍及整個重慶城。他通過中間商，在58同城上買了包年的套餐，天天在上面發布廣告。從普通的搬運，到各類展會布展、撤展，凡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工作，他通通都接。最多的一次，悅來會展中心需要緊急撤展，他一個電話拉來54個棒棒，浩浩蕩蕩坐軌道交通趕到悅來，那陣仗就像一支軍隊，路人無不側目，名副其實擔得起棒棒軍三個字。

　　較早前，朝天門的棒棒是有所謂的“勢力范圍”的，學者秦潔曾研究棒棒軍6年多。她在《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中寫道，“朝天門碼頭上的棒棒群體內部管理嚴格”“如果沒有老大打招呼，我擅自到朝天門打聽棒棒的事，馬上就可能被驅逐”。王奎說，朝天門的棒棒，都是熟人帶過來的，不沾熟人，就做不長久。“以前這個地盤，哪個地方來的人多，就要佔強些。那些‘野棒棒’根本不能過來，過來了也不敢做業務。”

　　但現在，所有的“幫派”都煙消雲散，王奎隻召集得起十多個棒棒了。原先手底下的棒棒因為收入低、年齡大等各種原因，八方散去。

　　朝天門依然是朝天門，朝天門已不再是朝天門。

　　57歲的蒙秀全是為數不多還沒散去的棒棒，前幾年每年能有3萬多元的收入，今年突然降得厲害。蒙秀全和唐忠榮一樣住在上新街，不過他的房子比老唐的房子更偏僻，從一天門往山上走，已經到了南山半山腰，這裡有大量當地農民的自建房，兩間屋150元。這裡距離東水門大橋直線距離隻有500米不到，步行過橋隻要10多分鐘，但與橋對面繁華的渝中半島相比，恍若兩個世界。

　　蒙秀全沒結過婚，確切說是結不成婚，因為窮。他母親在他兩歲半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拉扯他長大，每學期2.8元的學費都交不起，隻讀到小學五年級。20多年前，父親也去世了，隻剩他一個人。50歲之前，他沒談過女朋友。50歲之后，人生反而有了回春的跡象。

　　3年前，他談了個廣安的女朋友，50歲。但那女的一直不跟他結婚，隻朝他要錢，他被騙走了3萬多元的積蓄，“后來她被她老表裹走了。”去年初，有人給他介紹了個貴州女人，54歲。蒙秀全這次很動心，給她買衣服，走親戚送禮，回老家給路費，一年花了1萬多元，最終，“今年春節，她說她要回老家，坐車到茶園時，被別人騙到河南搞傳銷去了……”臨走時，從蒙秀全手裡拿走好不容易攢下的2萬元。“我等她一年，要是一年不回來，回來后也不要她了。”為了等這個女人回來，蒙秀全把家裡收拾得很干淨，斑駁的牆上貼滿了廣告畫，各種雜物收拾得井井有條，讓破舊的房間顯得像一個家。

　　記者問他，“你會不會被她騙了？”

　　有點扎心，他沒說話。

　　到頭來，蒙秀全依舊孑然一身。他不是沒想過像其他棒棒一樣離開朝天門，但他無處可去。老家的土房下大雨被沖垮了，親戚隻有一個堂哥。好在政府會為他兜底，他給自己的規劃是，再干3年，到了60歲，就回巴南區接龍老家，當五保戶進養老院。

　　他像極了紀錄片《最后的棒棒》中的老甘：一輩子未婚﹔進城后，用5年時間攢了1萬元，准備開面館，結果從銀行回來路上遭了賊﹔后來他又花5年時間，攢了2.5萬元，准備做點小生意，又被人偷了。最后，59歲的老甘定下新目標，在60歲生日的時候存上1萬元，為自己過個像樣的生日，娶個老婆，有個家。但60歲生日的時候，老甘隻存了2000元，計劃泡湯了。他卸下棒棒，回到大山的家裡干點農活，成了村裡的五保戶，靠低保為生。

　　5

　　“少了一大半”

　　王奎回憶，棒棒收入的巔峰，是在1997年到2007年這10年間，那時錢還值錢，收入基本逐年上漲，一般的棒棒每月可以掙到四五千元到七八千元。大概五六年前開始，朝天門的生意回落，棒棒收入也隨之下跌，現在一個打包棒棒月收入三四千元就相當不錯了，“要是沒得熟人帶，一個人來當棒棒飯都吃不飽。”

　　他說的吃不飽，是真的吃不飽。記者在朝天門採訪了超過40個棒棒，普遍每天生活費在20至30元（未含房租費），6至8月是朝天門生意的淡季，每天找30元以下的棒棒大有人在。如果像胡明遠這樣每天還要抽一包5元的煙，喝二兩每兩1.2元的酒，那隻有動用以前的積蓄了。即使到了9月份旺季，普通棒棒一天的收入也不過百來元。

　　關於朝天門棒棒的數量，王奎無法說出一個准確的數字，但從他的感覺來說，是“少了一大半”。記者試圖從朝天門街道了解朝天門市場的棒棒數量，街道統計辦公室熊科長告訴記者，棒棒的流動性非常大，這個數字沒法統計。渝中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也無法提供這一數字，因為棒棒從業不需要登記，想來就來想走就走。

　　不過從記者幾天的摸底來看，朝天門市場20多個交易區，棒棒數量多的有20多個，少的隻有幾個，總數加起來很可能沒超過300個。

　　除了朝天門，重慶各大交易市場都是棒棒集中的地方。

　　在菜園壩水果批發市場，棒棒們工作的時間比較特殊，大多數都在深夜，因為水果批發都在深夜進行。前些年，棒棒們要向市場管理方每天交3元的入場費才能進場攬活。不過現在買家都是開車來批發水果，棒棒生意差了，人數也隻有幾十個人，這3元已經取消。

　　在隔壁的菜園壩小商品市場，棒棒老李認識市場裡的每一個棒棒，他掰著指頭給記者數50歲以下的棒棒，“花子、張二、熊老幺……隻有三四個人。”偌大的市場，隻有五六十個棒棒，“老的很多已經走了，年輕的沒人加入進來，隻有出沒有進，肯定是越來越少。”

　　在石橋鋪渝州交易市場裡面，極少看到棒棒的身影，十幾個棒棒都坐在市場外面，這裡臨近八益建材市場和國窖陶瓷市場，可以兼顧幾邊。不過，說起來市場多，實際上大多數時候都是坐在路邊無所事事，店家都有固定的搬運，貨品包上車，棒棒們在市場攬不到多少業務，更多去做綠化、通下水道、建筑安裝、搬家等零活。

　　在菜園壩火車站和汽車站，在龍頭寺火車站和汽車站，同樣也能見到棒棒的身影。但人數都不多，兩大車站總數加起來估計沒超過100個。現在出租車、網約車越來越多，乘客乘坐方便，不太需要棒棒搬運行李。而且車站的棒棒因為諸多宰客現象，並不為乘客所喜。

　　秦潔在《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中，曾經對2008年左右菜園壩火車站、汽車站及兩大批發市場的棒棒數量有過比較准確的統計，由於當時要辦証，棒棒總人數可明確獲知在1100人左右。

　　從記者調查的情況看，現在整個菜園壩片區的棒棒人數已經不足200人，這些棒棒普遍收入在每天100元以下，為了節約房租，有的棒棒晚上甚至睡在菜園壩立交橋下面。

　　有個未經証實的數據，巔峰時，重慶的棒棒人數達到三四十萬，那時重慶大街小巷都能看到棒棒等待攬活的身影，到前兩年，棒棒人數已經不足3000人。不過從記者對各大棒棒集中地的摸排情況看，除開轉型為固定搬運工職業的棒棒，傳統意義上以一根扁擔攬活的棒棒，人數可能遠遠低於3000人了。

　　記者手記

　　一個正在消失的職業

　　很少有人比《最后的棒棒》導演何苦更了解棒棒這個群體，他2014年在渝中區自力巷當了一年多的棒棒，與棒棒們同吃同睡，最后拍出了這部口碑極高的紀錄片。

　　何苦告訴記者，這些年來，他一直在關心棒棒這個群體，走在街頭遇上了，他都會“跟蹤”一段路，但現在棒棒越來越少了，在街頭並不那麼容易遇上。

　　他每年春節都要邀請60歲以上的棒棒團年。2015年送出去400份邀請卷，到場370多人，這位轉業軍人把轉業安家費拿出來請客，並給每個棒棒包個紅包。到了2016年，前來赴宴的就已經不足100人。到2018年春節，就隻有20多個人了。“很多人都已經離開了重慶，挑不動了。我請客人數的減少速度，就是棒棒消失的一個速度。”

　　《最后的棒棒》拍攝的所有主角，到今天都已經離開了這個行業。何苦的師傅“老黃”幫女兒還清房貸后，回到了永川女兒的家裡，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走起路來顫顫巍巍。“河南”沒有再當棒棒，到處打零工，他還是那個矛盾的“河南”，一邊喜歡看書，一邊沉迷賭博，夢想一朝發財。“大石”在做房屋中介，盡管網上租房的信息很多，他還是堅持要出去偷偷摸摸貼租房廣告。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作紀念，被他兒子劈成了兩半，插到菜園裡當作蔬菜的支架。“老杭”在71歲的今天達到了人生的巔峰，他以前不敢回老家，在家裡找不到煙酒錢，他回到農村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杉木棺材打好，隨時等死，但他突然發現生活跟以前不一樣了。現在農村的綠水青山變成了金山銀山，他開始養蜂，去年光賣蜂蜜就賣了接近3萬元，還供不應求。

　　何苦說，《最后的棒棒》播出之后，對這些棒棒的生活改變並沒有什麼幫助。但他們的生活卻是實實在在地變好了，這是時代在改變，社會在發展，國家福利、救濟更完善帶來的改變。

　　對於棒棒這個行業，何苦認為，這麼大個城市，從業人員就這麼點，也沒多少人需要他們，再稱為行業已經很牽強。“現在很多人已經很久沒叫過棒棒服務，在他們的內心裡，這個行業已經消失。”不過何苦覺得，棒棒在市場上的勞動份額是存在的，只是被各種新興行業所瓜分，像快遞、送餐、貨拉拉，這些以前都是棒棒干的事情，現在成了集群化的產業，換成了一種更加高效的方式存在，失去競爭力的傳統棒棒必然消失。

　　重慶棒棒軍公司老總劉曉蕭也持同樣觀點。他認為，棒棒的陣地從以前的站街，轉移到了網絡上、手機上，傳統的棒棒不得不被淘汰。隻有跟上時代的進步，如他的棒棒軍公司一樣，用符合時代潮流的方式，才能繼續發展。

　　從上世紀80年代棒棒大軍的興起到現在的衰微，這是一場長達30多年的馬拉鬆賽跑，重慶幾十萬棒棒大軍消失的歷史，就是一部周邊農村人融入城市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重慶人展現出了極大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大部分棒棒在這個過程中轉了型，做家政、送快遞、跑運輸、搞餐飲、干裝修、做建筑，他們緊緊跟上了這個時代的發展，一邊負重前行，一邊積極改變。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棒棒，大多是這幾十年大浪淘沙淘汰下來的棒棒。他們無力轉行，有些人也習慣了現狀，這是個無奈的現實。

　　“每一個到今天還在當棒棒的人，一定有必須要當棒棒的故事。”何苦說。

　　幾十萬棒棒大軍在重慶的發展史上到底起到了什麼樣的作用，何苦有自己的看法，“在很多人眼裡，他們的艱苦打拼，只是一種勞動力交易。但后來我們慢慢反思過來，幾十萬棒棒大軍，用他們的一生，用他們佝僂的背影，挑出了一個新重慶。棒棒的一生其實是很悲壯的，他們每推動城市向前一步，也是把自己推向邊緣化的一步。他們挑走了自己的時代，挑走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基礎。”

　　但是，棒棒們勤勞自立的精神已經得到重慶市民的認同，重慶市委宣傳部出版的《城市航標：重慶城市精神探尋》一書中，將山城棒棒軍吃苦耐勞的精神譽為重慶“登高涉遠，負重自強”的城市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行將消失的群體，將永遠鐫刻在重慶發展的歷史進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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