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爾雅》是一部先秦典籍詞義訓釋匯編性質的辭書，自《漢書·藝文志》始，被列於經書之下，唐文宗時，被正式立為經書。世代學者圍繞《爾雅》進行了一系列校釋、整理、增廣、仿作、輯佚、考辨等專門研究，漸成雅學。作為中國雅學在海外的延伸，日本雅學對中國雅學既有繼承也有發展，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專門學問。

《爾雅》至遲在奈良時代就作為重要的文獻典籍由遣唐使傳入日本，最初被用作培養人才和選拔官吏時的重要考核科目。成書於平安時代的《令集解》，收錄了奈良時代《養老令》《大寶令》等律令文書。律令規定，《爾雅》作為貴族和士人所在大學、國學僅次於經書科目之后的次級科目。同時代的律令文書《選敘令》《考課令》則規定，《爾雅》為進士必考科目。這一時期，對《爾雅》的掌握與否成為衡量學業水平和才能高下的重要手段，《爾雅》對日本學界乃至政界的影響可見一斑。而真正標志著日本雅學的萌芽則是同一時期日本學者對雅學文獻進行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平安中期學者藤原佐世在《本朝見在書目》（又稱《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一書中共整理出雅學類書目11種。

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雅學研究的主要特征是奉《爾雅》為重要經書，以唐宋《爾雅》研究為主要研究對象，以中國雅學為學習模本進行《爾雅》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爾雅》的考釋補正、仿作及本土化過程。如江戶時期學者貝原好古編撰的《和爾雅》，就是以《爾雅》的內容與形式為模本、結合日本類書《倭名類聚鈔》的撰寫特點，對日本詞匯的一次整理和匯編，是一部仿雅著作，同時也是雅學本土化的一個范例。19世紀后期日本開始的明治維新改革，將之前以中國文化為學習和效仿的范本轉變為全面學習西方文明，試圖脫亞入歐。這一時期，隨著對中國文獻典籍的掠奪性佔有，中國雅書也大量流入日本。在這種背景下，日本雅學研究也相應地產生了新的變化：整理、研究、刻印中國雅書成為重要內容﹔《爾雅》輯佚工作成績斐然﹔採用西方的研究視角和方法研究《爾雅》﹔圍繞《爾雅》展開的文化、博物研究成為熱點。近幾十年來，受西方學科分類的影響，《爾雅》逐漸擺脫了經學附庸的角色，被納入語言學范疇。對《爾雅》等雅書進行語言學考察成為日本雅學新的研究內容和趨勢。

回顧雅學在日本的發展，在繼承中國雅學對雅書文獻的整理、校注、輯佚等學術傳統的同時，也十分注重運用本土獨具的材料和研究手段加以創新。

由於利用了日本見存而中國本土稀見的古珍善本，日本在《爾雅》文獻整理方面貢獻頗多。首先，對中國雅書的保存與刊刻用力甚勤。如完整保存了羽澤石經山房刻景（影）宋本《爾雅》、神宮文庫藏南北朝刊本《爾雅》及室町氏所藏《爾雅》本等早期刊本，其中室町氏所藏《爾雅》本后被收入《古逸叢書》，楊守敬認為此版系眾版之祖，具有極高的文獻校勘價值。日本學界除對《爾雅》等雅書的古善版本進行妥善保管外，還積極地進行翻刻。這些翻刻的和刻本雅書的文獻價值也極高。日本著名學者長澤規矩也主持編印的《和刻本經書集成》《和刻本辭書集成》中，收錄有深河龍光彥校安永八年鈔《爾雅》、覆明萬歷二十一年北京國子監刊本《爾雅注疏》、南宮岳點寶歷一○年五月刊《（新刻）小爾雅》、寶歷七年九月刊《廣雅》、白河藩立教館刊《通雅》等幾部雅書古善本，並進行了一系列解題性質的研究，代表了日本學界雅學版本研究的最高水平。

文字校訂方面，日本學者鬆崎復對影宋本《爾雅》進行了文字校訂及說明，長澤規矩也對包含神宮文庫藏南北朝《爾雅》本、《古逸叢書》本在內的四個版本進行了文字比對，對《爾雅》版本的祖本及源流系統考辨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據。

利用日本所藏大量珍貴的中國古籍及日本人寫就的漢籍進行的《爾雅》輯佚工作，也大大超越了中國清代學者的輯佚成果。代表性著作為新美寬編、鈴木隆一補《本邦殘存典籍による輯佚資料集成》（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68年版）。該書利用了中國本土散佚的諸多文獻材料，有《玄應音義》《慧琳音義》《原本玉篇》《玉燭寶典》《李嶠雜詠注》《孫緬切均》《希麟音義》等，以及日本人利用唐前古籍撰就的漢籍著作《弘決外典抄》《秘府略》《倭名類聚抄》《令集解》《令集解雜令裡書》《石山寺本香字抄》《法華經釋文》等進行包含《爾雅》在內的中國文獻典籍的輯佚工作，其引書之豐、之珍，前所未有。

研究方法上也打破了用經學思維研究《爾雅》的舊格局，採用新的西方語言學視角和方法研究《爾雅》，如內藤湖南《爾雅的新研究》。文中提出《爾雅》研究的兩種新方法，一種是新的語言學方法，即用比較語言學的方法來考察《爾雅》語言與其他相鄰種族語言的語根的共通關系，據以判定《爾雅》的成書時代、地點。另一種是考察《爾雅》與諸經發展的相互關系來判斷其語言的時代或地理屬性。作者選取了后一種方法考察《爾雅》諸篇，結論為《爾雅》成書最早為七十子以后，后增相附益而成。這篇論文於1931年收入江俠庵編譯的《先秦經籍考》（商務印書館）。江俠庵評價說：“此種研究之新方法，洵足濬發人之睿思也。”這也是中國學者對日本雅學研究成果的首次引介。以此為肇端，用語言學理論進行《爾雅》及其他雅學著作研究成為之后日本雅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和手段，出現了大量運用比較、數據統計等手段對中國雅學著作進行的語音、文字、詞義訓釋、文獻之間關系等語言學范疇論文。

此外，圍繞《爾雅》進行文化、博物研究，也構成了日本雅學研究的一個部分。如諸橋轍次全書以《爾雅·釋親》為參照，對作為中國社會基礎的以家族為中心的儀制展開研究，探討冠婚喪祭等中國禮俗的原意。其書分婚姻篇、喪葬篇、祭祀篇、宗廟篇、名字諱謚篇、親屬篇、姓氏篇，對中國宗法家族制度進行了深入研究。

日本雅學承自中國，受其本土政治、文化等多方影響，又呈現出與中國雅學相異的發展特點，是對中國雅學傳統的創新，對中國雅學多有貢獻。對雅學文獻的整理，尤其是中土散佚現藏日本的雅書版本的整理，有益補充了雅學研究成果。利用日本現存漢籍材料開展的《爾雅》輯佚工作，極大豐富了雅學研究成果，拓寬了雅學研究范圍。周祖謨先生的《爾雅校箋》就是利用日本藏宋本《爾雅》及日本所藏漢文文獻作為校勘材料撰就的，其學術價值至今難有人逾越。日本學者所倡導和使用的新研究思路和方法也直接影響了中國學界，使得中國雅學研究從此也走上了新的語言學研究之路。

（作者：侯立睿，系山西大學文學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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