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樹西遷》劇照

《遲開的玫瑰》劇照

8月16日，第十屆茅盾文學獎評獎辦公室發布公告，根據投票結果，梁曉聲《人世間》、徐懷中《牽風記》、徐則臣《北上》、陳彥《主角》、李洱《應物兄》摘獲茅獎。陳彥的《主角》被認為是一部動人心魄的命運之書，以中國古典的審美方式講述了一則寓意深遠的“中國故事”。

最初，他以創作戲劇受到公眾關注，最被稱道的是“西京三部曲”，即秦腔《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這位戲劇界的“老將”，近年來在“戲台”外也屢有斬獲：出版有散文集《必須抵達》《邊走邊看》《堅挺的表達》，還有長篇小說三部曲——《西京故事》《裝台》《主角》。他堅持現實主義的寫作方式，咀嚼生活，取材底層，為無名者、邊緣人描影畫形，以悲憫之筆，洞察時代顛簸中普羅大眾的心靈悸動，回應和解讀社會問題。

秦腔起落折射血脈延續

茅盾文學獎結果揭曉那天，陳彥正在西安的家中。

調往北京工作后，他很少有時間回鄉探親，此次，借著年假，他和家人短暫相聚。正值飯點，陳彥和老母親在廚房裡忙碌，包著餃子、擀著面條，手機響了，一位朋友告訴他：茅盾文學獎出來了！你的《主角》在裡面！聽到喜訊，母親提議：咱們開瓶好酒，慶祝一下！陳彥搖搖頭：不喝了，我剛吃了頭孢。

半個月后，坐在中國戲劇家協會的辦公室裡，陳彥告訴筆者，雖然當天沒喝成慶功酒，能獲得專業評價體系的認可與褒獎，他十分興奮，也很欣慰。

《主角》動筆早在2011年。還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的時候，陳彥寫了個“角兒”的開頭，當時定的名字叫《花旦》，前后拉雜了四五萬字，卻覺得找不著頭緒，難以剪裁，半途擱筆。調到陝西行政學院后，和舞台拉開了一定距離，“廬山”漸遠，陳彥反而豁然開朗，利用新工作帶來的寒暑假，啃鍋盔、沖油茶，酣暢淋漓地將女演員憶秦娥的離合際遇娓娓道來，著成80多萬字的鴻篇巨制《主角》。

2017年11月，《主角》刊見《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選刊》轉載，陳彥自述：“有了老農秋收般的光榮，一時間，好像玉米也成了，大豆也成了，地畔子上順手擰回一個大南瓜。”

《主角》跨越了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描繪了女藝人憶秦娥近半世紀的人生，勾連出秦腔藝術的興衰起落，兩三百個人物在轉型期的沉浮躍然紙上。以性格而言，憶秦娥並無“主角相”，劇團裡圍繞角色分配，厮殺慘烈，她卻置身事外，甚至在同行發起陷害排擠的沖鋒時，還處於“痴懵”的狀態。可她越不爭，越被往台上推，終成一枝獨秀的大主演。

從戲曲研究院的編劇做到團長、院長，整整25年浸泡在劇團的生態中，憶秦娥這個形象揉進了陳彥的觀察。他發現，那些尋情鑽眼、上躥下跳的演員或許能風光一時，但若想在舞台上長久地站立下去，還得有真本領。“因為舞台上誰行誰不行，終究得觀眾說了算。憶秦娥能夠成功，一是因為她心無旁騖，隻知吃‘人下苦’去磨煉技藝﹔二是時代使然，動亂結束，文化復興，被禁演的秦腔浮出歷史地表，一肚子戲文的四個老藝人上了年紀，到處尋找衣缽傳人，他們發現了角落裡最努力的憶秦娥，傾囊相授。”

“大角兒需要一份不動如山的笨拙，大巧若拙。在秦腔演出之外，憶秦娥好像什麼事兒都不靈光、慢半拍，這份沉穩和篤定正是我們今天重提的‘工匠精神’。”陳彥說。在《主角》的下部，秦腔不再時興，出於自救，劇團中的人盲目地進行四不像的改良，收效甚微。此時，憶秦娥的四位師傅已經死的死、散的散，她隻身進山，去尋訪老藝人，吸納遺落的精華，“金皇后”再度煥發光芒。

小說中滲透了陳彥的反思：1976年后，秦腔為代表的傳統戲曲短暫輝煌后，遭遇了商品經濟的沖擊，甚至秦腔被矮化成展示絕活兒的東方奇觀，成了博物館裡的老古董，從業者紛紛改行、下海。長期與戲為伴的憶秦娥雖讀書不多，反倒比他人更早領悟到，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她緊緊匍匐於中國的大地上，不斷吸收民間的營養，待到他人醒悟，她已走得很遠。“我寫憶秦娥，是時鐘的敲擊，是現實的逼催，是情感的抓撓，也是理想主義的任性作祟。”他希望從成百上千年的秦腔歷史中，看到血脈延續的可能。

為無名者做傳

陳彥的筆觸描摹著劇團裡的苦樂悲歡，也捕捉著舞台下的艱辛苦痛。2015年，他的長篇小說《裝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照亮了現實的一角盲區。

《裝台》描寫了一群常年為專業演出團體搭建舞台布景和燈光的勞動者。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有四個演出團，需要大量的“裝台人”，陳彥和他們打過不少交道，彼此很熟悉。寫小說的念頭是由兩個場景激發的：陳彥習慣清晨鍛煉，經常在研究院的院子裡，看到空地上胡亂仰臥著眾多剛收工的裝台苦力，他們臉上的憔悴與疲憊，擊中了陳彥的柔軟。如今，提到這個畫面，陳彥唇角抖動，幾近落淚：“我覺得，他們是值得被書寫、被記住的。”

陳彥的院長辦公室在三樓，窗戶對著舞台的后台口，裝台施工人員常在這裡抽煙、休息、吃飯，他們之間的對話能清晰地飄到陳彥的耳邊，“這些人交談中的信息量極其密集，他們有故事。”他要為這些渺小者、無名者做傳。

小說聚焦在裝台的小工頭刁順子身上，他手下管理著二三十號人，到處找活兒。勞碌的奔波和持續的病痛外，他的家庭雞飛狗跳，第三位妻子蔡素芬、親生女兒刁菊花、養女韓梅紛爭不斷。刁順子人如其名，處事以“順”為先，他對劇團大小演員、各位領導卑躬屈膝，對待蠻橫的女兒刁菊花，完全喪失了父親的威嚴和自尊，放任自流、予取予求。全書基本上看不到他任何的奮起與爆發。

但在陳彥的理解中，刁順子不是純粹的窩囊、懦弱——面對龐大生活場域的碾壓，他必須做出乖順的轉圜，甚至以“奴才相”去博得施舍，才能在無所依傍的境遇下養家糊口。強硬不能提高他的地位，憂慮擠壓著他的個性，但他依舊保持了善良，幫襯著窮弟兄，撫慰著妻女。在陳彥看來，刁順子這樣的“渺小者”，凡庸而高尚。

刁菊花是陳彥精心塑造的典型人物。她撒潑耍賴、寄生在父親的血汗上，毫無感恩之心，辱罵繼母和姐姐，殺戮殘疾小狗。但通讀全書，讀者不會一味憎恨，也會交付同情。“刁菊花的變態性格有自身的原因，更是時代奢靡之風的產物。她的父親賺不到什麼錢，無法填滿她的物質欲望。同時，刁菊花面容丑陋，而這個社會逐漸講究‘顏值’，她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看到他人有一點兒舒心，便心生嫉妒，陷入了毀滅的瘋狂。”

當刁菊花有望跟隨大伯去澳門發財后，她如同脫胎換骨，變得厚道、體貼，獲得煙酒商譚道貴的愛情、准備出國整容時，她第一次對父親有了孝敬的舉動。這種反差讓刁菊花的形象獲得了社會學的意義——她並不是個天生“潑婦”，而是逼仄環境扭曲成的畸形怪胎。這也正是這部小說的意義所在，讓虛構的“這一個”找到社會生活的對應。

評論家李敬澤寫下了這樣的推薦語：《裝台》或許是在廣博和深入的當下經驗中回應著那個古典小說傳統中的至高主題：色與空——戲與人生、幻覺與實相、心與物、欲望與良知、美貌與白骨、強與弱、愛與為愛所役使、成功與失敗、責任與義務、萬千牽絆與一意孤行……此處是盛大人間，有人沉淪，有人修行。

在全書的結局處，陳彥戰勝了大團圓的誘惑，讓一切歸零：刁順子娶了工友的遺孀做第四位妻子，刁菊花的愛人譚道貴因賣假酒獲刑，失去經濟支持，她的整容半途中斷，一無所有地帶著塌陷的面容回家，與新繼母戰火再起……“刁家的好運是短暫的，‘改頭換面’談何容易！輕浮廉價的許諾會背離現實主義的原則，矯揉造作，虛幻不實。”陳彥說。

刁順子還將繼續騰挪在循環的困境中，如作家阿來所說，《裝台》寫出了古往今來莫之能御、無從逃遁的生命之重。

持守恆常的價值

很難衡量，文壇和戲劇界的陳彥哪個更成功：《主角》頒獲茅獎，2018年登臨“中國好書”文藝類圖書榜首，同時還獲“施耐庵文學獎”﹔《裝台》也榮登2015年“中國好書”文藝類榜首，並斬獲“首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而戲劇界的頂級獎項同樣對他青睞有加——三獲“曹禺戲劇文學獎”“文華編劇獎”，獲得首屆“中華藝文獎”，戲劇作品三度入選“國家舞台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先后五次獲“五個一工程獎”。

和小說創作共通的是，陳彥在編寫戲劇時，從不接受“命題作文”，隻有在被打動、有感悟的時候，才會動筆。

現代戲《遲開的玫瑰》綻放在1998年。在當時的普遍觀念中，女性隻有受教育、當白領或者做生意、住別墅，才算實現了人生價值。這部戲卻反其道而行之，女主人公喬雪梅考上了大學，卻因老父癱瘓、弟妹年幼，放棄了求學機會，撐起了家庭。陳彥說，他的身邊有很多這樣的“背運大姐”，她們托舉了至親，自己卻黯淡於家務勞作中。陳彥認為，命運是冷酷的，能夠一往無前，抵達光鮮亮麗，是奢侈的幸運。變故和困頓難以躲避，無奈的收縮屢見不鮮。陳彥希望，通過《遲開的玫瑰》，呈現社會塔底的負重，向犧牲了青春與前途的平民英雄致敬，釋放出他們被遮蔽的光華。

《遲開的玫瑰》問世至今，多家劇團移植，在舞台上存活22年，演出上千場，觀眾累計達百萬人次以上。

《大樹西遷》的戲劇矛盾同樣集中在一位女性身上。劇作以交大西遷為背景，生在上海、留過洋的高校教師孟冰茜習慣了優裕的條件，雖然出自對於丈夫的感情，來到了西安，但一直想著東歸。退休后，孟冰茜如願回滬，卻發現自己的情感根系已經移栽到了西部，耄耋之年，她自願返回古都。

西遷是個宏大的主題，陳彥思索過眾多表達的路徑，最終還是落在一個覺悟不高的普通教師上，“起初孟冰茜不是先進分子，她保留了朴素的願望，想讓全家過得舒適。但西部人的熱情與仗義，助她渡過了危機與難關﹔西部人對事業的執著，感動了孟冰茜，召喚出中國知識分子血液裡傳承的使命意識。”

本想朝歷史題材轉向的陳彥又將精力投給了《西京故事》。“我住在西安的文藝路地區，附近有個自發的勞務市場，我常去走動，和這些農民工聊天，發現其中有個群體，是追隨著上大學的孩子而來。在城鄉間的鮮明對比中，他們如何自處？如何獲得內心的安寧？”陳彥難以抑制思緒的沸騰，改了又改，一寫三年。

《西京故事》中的羅天福本在鄉村任教，女兒羅甲秀、兒子羅甲成雙雙考入名牌大學，他帶著老伴進城，以做餅的手藝給子女攢著學費和生活費。但兒子羅甲成在貧富差距中迷失，自卑作祟，喪失了直面現狀的勇氣，甚至出走挖煤。面對兒子的動搖，羅天福站立於做人的底線上，寸步不讓，最終讓羅甲成認識到，誠實勞動才是安生之本。這部戲首輪演出即過百場，“觀眾反響熱烈，緣於主創人員的審美表達與他們焦灼的人生命題相遇、碰撞，並提供了解答。”

在陳彥看來，無論寫小說還是編戲劇，都要去尋找“永恆主題”，它們存在於生活裡，當被重新排序、演繹后，會成為始終照耀人類前行的燈塔。創作者要善於洞察時代的顛簸，通過重現普通人的心靈悸動，為弱勢群體發言，持守著恆常的價值，感知他們靈魂深處的崇高。

搞創作要關緊門窗

去年年底，陳彥調入中國戲劇家協會擔任分黨組書記，在與筆者交談的兩個小時內，他被公事打斷了近十次。

但在陳彥看來，職務工作不會干擾他的文學創作，反而能夠源源不斷地輸送素材，“不能抱著腦袋憑空想象，要感知煙火氣息，咀嚼現實，化棗成泥。”

為寫《大樹西遷》，陳彥在上海交大住了35天，在西安交大住了四個半月，採訪過100多位相關人士，錄音攢了幾十盤。他提醒想要投身文學的年輕人做好“兩個要害建設”，一是下苦功去感受生活，二是花大力氣去閱讀書籍。

陳彥的身上流淌著一股清新雋永的書卷氣，他安靜斯文，話語緩慢，時而凝神沉思，斟酌用詞。雖然注冊了微信號，他的朋友圈裡內容稀落，也沒有電子郵箱，寫作之外，遠離電腦。對觥籌交錯的熱鬧，陳彥也不感興趣，應酬能推就推，下了班就往家走，吃過飯便鑽進書房，過得規律而簡單。每次出差坐飛機，陳彥都要在行李箱裡塞上幾個大部頭，在高空中仔細閱讀。有時即將降落，書沒讀完，他還會暗自祈願：再飛一會兒！

陳彥的書單覆蓋了歷史、經濟、哲學等諸多領域，他認為，合格的創作者要做百科全書式的人物，沒有足夠厚重的知識支撐，情節必會蒼白缺血。“以己之昏昏，必不能使人昭昭。要呈現一瓢水的體量，必須要有一桶水的庫存。”

在陝西省戲曲研究院期間，陳彥每天晨跑一小時，利用這段時間，他背誦了大量元典，包括《道德經》《逍遙游》《齊物論》《秋水》《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近期，陳彥在重讀四大名著，“小說是一個國家文化樣貌的鏡子，無論如何吸收借鑒外來資源，都不能以埋沒自己的傳統為代價，我希望通過研究經典，效法先賢，找到民族化的表達方式。”他說，中國的水土，應該生長出適合本國人欣賞的文字。

陳彥承認，新媒體會在一定程度上重塑現代人的閱讀習慣，但他並不認為純文學會一敗涂地。在百花齊放的今天，沒有一種文藝形式能夠獨霸天下。深沉的思考陣地長存，因為它稀缺而珍貴。想要在文學上有所建樹，就要耐得住寂寞，不能左顧右盼，也不可投機取巧。

陳彥分享了個人的心得：“創作得把所有的急躁關在門外，用無形的繩子把自己捆起來，越緊越好，有時我感覺自己像個粽子。不要說你多苦多累，關緊你的門窗，把苦累訴說給自己聽，能最終解開繩索搭救你的，隻有你自己，那就是把那個要你命的作品完成了。”

有個題目一直在他的腦海盤旋——他曾經主持過兩個單位近千套房子的分配，每次風聲傳來，總能攪動起巨大的漩渦，喜劇、悲劇、鬧劇輪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他相信這個題材能帶出不少東西。

當被問到未來是否有書寫“北京故事”的可能時，陳彥表示，創作應該是在密集的生活褶皺深處，思想情感的自然引爆。“我來京尚不足一年，隻算個異鄉人，也許十年后，切膚感受到這座城的冷暖時，會有所動作。”（崔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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