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259窟，禪定佛（北魏）。

2004年8月，樊錦詩在莫高窟第272窟考察現場。本文圖片均選自《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讀書者說】

這本書寫完之后，一直沒有合適的書名。

2019年春天，我和樊錦詩老師在北大燕南園，和出版社的幾位編輯商定書名和版式，為了打開思路，出版社的同仁找來了許多歷史人物的傳記。我看著身邊瘦小的樊老師，想到我們朝夕相處的日日夜夜，想到她神情疲憊、手不釋卷的樣子，想到四年前在莫高窟送別我的那個身影，耳邊始終縈繞她說過的那句話：“隻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

這本書的終篇是“敦煌人的墓地就在宕泉河畔”，我明白她的心。

宕泉河邊安葬著包括常書鴻、段文杰先生在內的27人，他們是第一代堅守敦煌的莫高人。保護區是不允許有墓地的，這個墓地很隱蔽，在遠處幾乎看不見。這些人來自五湖四海，最終心歸敦煌……“心歸何處？書名就叫《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吧！”大家沉默下來，接著是贊許，樊老師看著我說：“嗯，還是你懂我！”

“隻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來”

2014年夏天，我初到敦煌，也初見樊錦詩。那次會面，匆匆而別，我沒有想到命運會在我倆之間安排下如此深厚的緣分和情誼，我會成為這個世界上“懂她的人”，她也成為這個世界上“懂我的人”。從2014到2016年，樊老師多次向我們發出邀請。那段時間，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正在策劃人文學的書系，計劃訪談一些代表時代精神、代表中國當代人文精神的學者，並出版一系列書籍。當我們和樊老師交流這個想法時，她很快就答應接受我們的訪談。2016年暑假，我們再次赴敦煌考察，此行的任務有兩項，一是深入研究敦煌藝術，二是完成對樊老師的訪談。

為了這個訪談，我擬出了一百多個問題。但真正進入訪談，我擬出的題目基本失效。她的健談，她閱歷的豐富，思路的開闊，還有那些從來不為人知的往事，遠遠超出我的預想，似乎每一個小問題都可以打開她記憶的寶藏。樊老師的講述有她自然內在的邏輯，隻需一點觸發便能源源不斷地噴涌而出。而我要做的就是把她所說的話全部記錄下來。近60年的敦煌生活，她對那裡的每一寸土，每一棵樹，每一方壁畫都如此熟悉，莫高窟的歷史、洞窟壁畫藝術到考古保護工作的方方面面，她都如數家珍。

我們每天平均採訪三到四個小時，最多的時候，樊老師一口氣說了五個小時，我邊聽邊做筆記，同時以最快的速度整理談話的內容，以便后期整理。我負責提問和記錄，董書海博士負責錄音。十天后，當我們離開敦煌時，已經積累了將近20萬字的訪談稿件。

樊老師有每晚散步的習慣。她最喜歡從家裡走到九層樓，聽聽懸在檐下的鈴鐸，聽聽晚風掠過白楊的聲音，然后在滿天繁星升起之時，踩著月光，散步回家。離開敦煌前的一天晚上，她提議大家一起散步去九層樓。散步的時候她告訴我，沿著道路兩旁的是鑽天銀白楊，因為起風時發出噼裡啪啦的聲音，當地人管這種樹叫“鬼拍掌”。冬天的時候，樹葉落光，枝干直指藍天，這些白楊樹就更加氣宇軒昂了。她說，過去有位前輩對她說過一句話，要想在莫高窟生活，首要的功夫是要耐受住這裡的寂寞。也是在那天晚上，她對我說，大家都認為留在敦煌是她自己的選擇，其實她有幾次想過離開敦煌，我問她：“最后為什麼留下來？”她說：“這是一個人的命。”鳩摩羅什當年隨呂光滯留涼州達17年，也是在一種並非自己選擇的情形下開始佛法的弘揚，而樊錦詩是隨歷史與命運的風浪流徙至此，所不同的是鳩摩羅什當年是東去長安，后來在“草堂寺”負責佛經的翻譯工作﹔而樊錦詩是西來敦煌，在“莫高窟”守護人類的神聖遺產。好在有彭金章這匹“天馬”，在她最艱難的時候，“伴她西行”，不離不棄，陪伴左右，和她一起守護千年莫高，一直到他生命的終點。

夜幕降臨時，九層樓的四周愈發安靜，安靜得彼此仿佛都能聽到對方的心跳。我們的耳畔是隨風傳來的一陣陣叮叮當當的鈴聲，斷斷續續，若隱若現，似有若無……樊老師說那是九層樓的鈴鐸，鈴鐸的聲音躍動在黑夜和白天交替之際，讓人感到仿佛游走在變幻莫測的夢境。直到滿天星斗閃耀在我們的頭頂，微風從耳際流拂過，那壁畫裡飛天彈奏的音樂也好像彌漫在我們的周圍……

我突然明白了樊錦詩願意一輩子留在敦煌的原因了。塵世間人們苦苦追求的心靈的安頓，在這裡無須尋找，隻要九層樓的鈴鐸響起，世界就安靜了，時間就停止了，永恆就在此刻。

“我的人生正是和敦煌聯系在一起”

我把錄音和訪談稿件帶回了北京，很快就整理出了文字稿。口述的內容整理出13個部分，分別涵蓋了“童年”“大學”“實習”“歷史”“學術”“劫難”“至愛”“藝術”“保護”“管理”“搶救”“考古報告”和“莫高精神”，這就是這本書13章的最初框架結構。按照這個框架，不僅包涵樊錦詩的個人命運、人生經歷，還涉及敦煌的歷史、藝術、學術以及敦煌保護管理等各方面的問題。但是，我不能確定樊老師是否同意這樣的框架，當我忐忑不安地給她看全書的框架設計時，她的話讓我心中的這塊石頭落了地，她說：“我很贊同你的設想，我沒有什麼傳奇故事，我的人生意義正是和敦煌聯系在一起的，我和敦煌是不可分的。我樊錦詩個人的經歷應該和具體的時代聯系在一起，你的想法也是我所希望的。”

完成此書，除了跨學科的難度之外，還有各章內容的不平衡。因為口述帶來的一個直接問題就是章節內容不均衡，有的充實，有的薄弱，需要事后翻閱資料、查漏補缺﹔此外，口頭表達避免不了口語化，而其中涉及敦煌歷史、敦煌藝術、敦煌學、考古學以及遺產保護等問題卻是專業性、學術性極強的話題，必須要確保知識性的內容准確無誤……如此一來，我深感訪談的稿件離最終成書距離遙遠。究竟如何來處理這近20萬字的採訪稿，成了我面臨的一個難題。怎麼辦？樊老師遠在敦煌，我在北京，不可能每天和她通電話，也不可能把所有的問題全部拋給她，畢竟她重任在身，不能因為這本書佔有她全部的時間。並且大多數寫作中遇到的問題是無法通過電話採訪解決的，必須要查閱相關資料，才能加以豐富和充實。

我找來了樊老師全部的著作、論文以及講演，通過閱讀她的文章，我理清了她在學術上始終關切的核心問題，在敦煌學研究上已經或試圖突破的問題，在遺產保護方面主要抓住的問題，以及她在時代轉型時把握的重大問題。隨著對她的學術思想、思維方式、表達方式越來越熟悉，整個寫作過程也變得異常神奇，我常常聽到她在我耳邊敘述，這些文字不像是我寫出來的，而像是她以特有的語氣、思路和節奏說給我聽的。

為了更好地了解1958年樊老師入學時候的北大，幫助她回憶起當時的真實情況，我們特意去北京大學檔案館借出了樊錦詩在校期間的學籍卡以及各門功課的成績，查看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和考古系的相關歷史檔案，查閱了1958年左右入學的北大校友的回憶錄，力求真實地再現樊老師大學期間每個學期的課程學習、下工廠勞動情況、食堂伙食情況，力求還原大學時代的樊錦詩在北大求學的那段生活。當我把那些檔案復印給她的時候，她驚喜地說：“這些資料你都是從哪兒挖出來的？”

比如樊老師回憶蘇秉琦先生，她只是簡單提到畢業之際蘇先生找她去朗潤園談話的往事，至於談了什麼，為什麼找她談話，這些記憶都已經非常模糊了。然而，隻有在我自己的意識中復活一個活生生的蘇秉琦，才能真正理解並懂得蘇先生為什麼要找樊錦詩作一次談話。僅僅這一章，就需要對蘇秉琦先生考古學的研究成果、他對中國考古學的貢獻、他的考古學理念，他何以成為考古大家等諸多方面進行必要的研究。沒想到，樊老師看到這一章時非常感動，她說：“謝謝你！我以前覺得蘇先生很了不起，現在更加覺得蘇先生了不起，我的一生能有這樣的老師真是幸運！”

此外，關於她如何度過最艱難的歲月，從哪裡汲取精神動力，一直是我反復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沒有任何資料可考，需要我自己用心去探尋。樊老師最喜歡第259窟的“禪定佛”和第158窟的“涅槃佛”，她心靈的答案就藏在這些偉大藝術之中。當我介紹敦煌的壁畫和雕塑時，不是從陳述敦煌藝術知識的角度來講敦煌，而是從存在的角度體悟樊錦詩和敦煌藝術之間的生命關聯，這需要我闡釋敦煌藝術的意義，如何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了樊錦詩的整個生命。在這個過程中，我的藝術學理論的專業積累，我的藝術闡釋學的學術思考幫助我完成了這項難度最大的工作。

這本書不僅是樊錦詩個人的傳記，書的內容涉及了對幾代敦煌人的回憶，這既是樊錦詩個人的奮斗史，也照應著敦煌研究院的發展史，是幾代莫高窟人守望莫高窟的一份歷史見証。樊錦詩是第一個做出了莫高窟考古報告的人。從考古學的角度來說，《敦煌石窟全集·第266∼275窟考古報告》作為中國考古學的當代成果，意義重大，她在書中毫無保留地貢獻了對於石窟寺考古的全部思想和觀念﹔關於世界遺產的保護，未來所要面臨的問題，遺產保護過程中如何建設數字化保護工程？因此，這本書也具有檔案的價值，凝聚了樊老師畢生的智慧和心血。

“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

2017年春天，彭金章老師查出晚期胰腺癌，這是不治之症，這件事猶如晴天霹靂。

樊老師一邊陪護在彭老師身邊，一邊還要為敦煌的工作四處奔波，她當時已是一位八旬老人了，我們都非常擔心她的身體，每次通話我就在電話裡安慰她。那段時間幾乎每天我們都通電話，我感到她為彭老師的病情非常著急、痛苦和焦慮。她始終覺得這一輩子老彭為自己、為這個家付出太多了，自己對不起老彭，因為忙於工作，自己沒有盡到做妻子的責任。

兩位老師最后一次來到北大，我記得很清楚，那一天是2016年9月8日，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鄧小南教授（鄧廣銘先生的女兒）請樊老師做關於敦煌保護的演講。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聆聽彭老師熱情洋溢的發言，他說起兩地分居的艱難，說起他引以為豪的敦煌北區考古發掘，說起和樊老師的愛情，“相識未名湖，相愛珞珈山，相守莫高窟”，說起自己無悔的一生……場面令人動容，那一天很多與會者都落淚了。那一次會后，他們倆一同去藍旗營看望了宿白先生，沒想到這次探望竟成永別。2017年7月29日彭老師去世，葬禮異常朴素，她沒有驚動任何人。次年2月，宿白先生也去世了。

2017年中秋節那天，我的手機上顯示了樊老師發來的一條短信，她說：“今天是中秋，我一個人在九層樓下散步，今天莫高窟的月亮非常圓，每逢佳節倍思親，我現在非常想念你……”當時我的眼淚就止不住往外涌，我知道痛失愛人的樊老師把我當成了自己的親人。我撥通了她的電話，我聽到了九層樓夜晚的風聲，風中傳來她疲憊的令人心疼的聲音，她說自己每天整理彭老師的遺物，還找出了一些供我參考的研究材料和關於敦煌學的書，准備打包整理好寄給我。2016年下半年，我對全書又進行了核對和修改，准備擇時與樊老師核對書稿。沒有想到的是2017年年初，我父親確診為晚期肺癌，之后的一年我陷入了極度的忙亂和焦慮中，2018年7月，我父親去世，整整一年我無暇顧及其他事情。出版的時間一推再推。2019年3月，樊老師對我說：“顧老師，我想好了，我要到北京去住一段時間，我覺得我應該全力配合你校對書稿。”就這樣，從3月到6月，我們先后躲在北大勺園和中關新園，朝夕相處，分章校對，除了吃飯其余時間都在核對書稿，終於把這本書一章一章地修改完畢。

走近樊錦詩，懂得樊錦詩

寫作這本書的過程，讓我真正走近樊錦詩，懂得樊錦詩。

她和雙胞胎姐姐六個半月就出生，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她得過小兒麻痺症，幾乎癱瘓，卻沒有落下后遺症﹔她遭遇過青霉素過敏，死而復生﹔她經歷過父親在文化大革命當中的非正常死亡，經受過含冤受辱的日子﹔她也忍受過夫妻兩地分居19年的艱難歲月……她能夠活下來，還能活出她希望於自己的那個樣子，做出一番令人動容的事業，是一個奇跡。她那兩條瘦弱的腿，從上海走到了北京，從北京走到了敦煌，走過荒漠和戈壁，走過許多常人難以想象的坎坷和崎嶇，這一走就是50多年。

樊錦詩是善於觀察，善於學習，善於自我約束的那種人，也許她在她父親那裡學會了謙虛和果敢，繼承了父親溫柔敦厚的文人氣質，以及在決定了任何事情之后，永不更改的決心﹔在母親那裡學到了安靜慈悲以及簡朴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老師蘇秉琦和宿白等人那裡，她懂得個體作為社會的一員，應該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自己在社會和整個的人生中實現自己的價值，摒除任何矜驕之心﹔她也在敦煌的前輩那裡學會了意志的堅定，懂得了在任何時候都要學會堅持和隱忍，懂得了信賴自己的真心，懂得了要有大的作為必定要經歷大的磨難，以艱苦求卓絕，在任何的艱難和痛苦中鎮定如常，如如不動。

而所有這些在她身上所體現的美德，都是她生命中所敬慕的那些人以人格的方式傳導給她的，每一位接觸過樊錦詩的人都可以在她柔弱的軀體裡感受到一種至剛的力量，感覺到一種堅定、謙遜、溫和的精神氣質。正是這樣一種內在的和諧，讓我們看到她和她所從事和堅守的事業融為一體，她所在的地方就是敦煌，就是莫高窟，就是考古保護事業﹔而敦煌的所在就是她的所在，她的名字就代表著莫高窟。她選擇敦煌和莫高窟作為自己心靈的歸宿，敦煌和莫高窟選擇了樊錦詩向世人言說它的滄桑、寂寞、瑰麗和永恆。

我想，可以用“守一不移”四個字來概括樊錦詩一生的追求和意義。這個“一”就是莫高窟，她來了就再也沒有離開過﹔這個“一”是她作為北大人的自覺和自律，離開北大以后，一直在她身上傳承和保留了的北大精神﹔這個“一”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她從沒有忘卻也沒有背叛過。所以，她的一生就是“守一不移”的覺悟的人生。唯有莫高窟的保護，才是她確証自己存在的最好方式和全部目的。用她自己的話來講就是：躺下醒來都是莫高窟，就連夢中也是莫高窟。正是這種堅貞和執著，使她“飽嘗著對自己精神產品的享受”，在世人面前呈現為這樣的一個純粹的人。

在樊錦詩的身上，呈現著一種少有的氣質，單純中的深厚，寧靜中的高貴，深沉中的甜美。當我這樣感覺她的神氣的時候，我發現，這正是我面對敦煌壁畫時候的關於美的體驗。壁畫穿越歷史的美，那種滄桑中的清雅和燦爛，在這裡以一種奇妙的方式滲透在一個人的氣度之中。她的高貴來自她思想的嚴肅、庄重和純正﹔而那種深沉也許來自長年的關於文物保護的憂思，來自她對於莫高窟這一人類絕無僅有的寶庫的現在和未來的強烈的責任﹔而她的童真，年屆八十卻依然如少女一般純真的笑容，是偉大的藝術和神聖的使命所賦予她的那種安寧和靜謐的心靈所造就的。

她一生的成就都源自她的心，她一生最高的成就就是她的心！

（作者：顧春芳，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

樊錦詩 口述 顧春芳 撰寫

譯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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