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季羨林先生。本文作者供圖

　　遇到一個有成就的好人，就如同讀一本有沉澱的老書。初時不過是以貼近的虛榮，似懂非懂地蹭著陳舊的封面、貌似虔誠地品味夸張的傳說、感同身受地傳播有趣的軼事，但隻有在歲月中載沉載浮過，才慢慢明白那個人的確彌足珍貴，和他相處，如同清渙中浸浴的月華，給你智慧和警策，讓你有所學、有所知、有所惕。

　　季羨林先生就是這樣一個好人！

　　我一直相信，世間那些智慧有趣的靈魂人物，常對我們乏善可陳的生活有著重要啟迪。倏忽之間，季羨林先生已經離開十年之久。2005年7月，溫家寶總理曾看望先生並預祝他的生日，先生信心滿滿地表示：“我94周歲了，並不打算‘走’，我要活到108歲。”在8月的末尾寫這樣一篇文章，系曾在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古印地語和南亞宗教文化的佛學院學友和同窗，惦及以先生在人間仍被記憶的生辰算，此際正是他豪言的108歲，故勉勵我寫一些文字，以斯紀念。但我深知寫這樣的文字是困難的：季羨林先生是在舊時代成長、又被新時代喚醒、可以作為我國學術史歷史標點的人物。中國古學經典、碰撞融匯的東西方文化、稀缺的專業領域、特定歷史時段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反差中的人才狀況，非常機巧地鋪陳在其年壽與經歷中，觀其一生的成就，是萬千平庸如我者聯袂也無力營造的蔚為大觀的學術風景。多年來知名學者如過江之鯽，但季羨林先生卻始終如立在江邊的一株生動盎然的植物，真實、飽滿而清白，其身后追思或研究的文字，雖非汗牛充棟，但也算是連篇累牘。因此，我隻能從相處的軼事出發，對他過往的路有所勾勒。

　　在日常生活中，季羨林是個執而不迂的人，其所執者，真也。大多數人都會因為生活打磨而主動褪去天真，卸下執著，常對“復雜”妥協，對“現實”低頭，對“成熟”贊賞，像是煮熟的扇貝，聽不到濤聲，沒有海洋的氣息，沒有蔚藍的向往，以不成章法的順從，蝕損內心潰不成軍的堅持，但先生不是。2005年8月，有小學教材編寫機構拜訪先生，北京大學張保勝教授等和我陪同。編者希望將《留德十年》和《牛棚雜憶》中部分文章節選錄入小學課本，在初步討論了內容、版權問題后，編者善意建議先生可以自行將《留德十年》和其他散文集、日記重新編訂成書，教材編訂機構可以納入為小學生的名著推薦讀本，並開玩笑表示“有些提到女人的內容不利於您這大師的形象”。本來當時賓主相談甚歡，聽到這句話后，斜倚在病床上的先生，急急地坐起來，雙眉因激動幾乎蹙合在一起，用手指著編寫者說：“你不能你不能，我按時間日記，照著事情寫散文，小學生要長大，他是理解一個人，不是理解一個聖人，我不是聖人，你們也別把我編成聖人”！編者隻好尷尬地進行了解釋，直到保証不改動內容，他才安靜下來。十余年后回想此事，深覺他的確以純良的本性，執著地恪守一個“真”字。記得少時家門長者曾作為先生的醫生，力督我多跟隨他有所進益，見過幾面后我向家人抱怨他的鋼筆字寫得非常差。不料下一次見面，先生竟認真向我解釋，表明在德國讀書期間，因為語言原因，對所學的古語言隻能速記，有時甚至畫個隻有自己認識的符號代替，長此以往則積習難改，並勸我應當寫好鋼筆字。對於個人字體這樣的小事，先生都謙謹地向一個晚輩認真解釋，對於小學教材，在他看來顯非小事，他不在乎突然降臨的榮譽，也缺乏恆久地在人心中塑造完美大師形象的野心，他顯然在乎語文學習，在乎讓孩子心中豎起一根強健的天線，接收四海八荒、古往今來的人文信號，盡量長成一個真實的人。

　　在學術上，季羨林先生專而不炫。2003年，宗教管理專責部門為使藏傳佛教傳承能夠有法可依，因此希望熟悉藏傳佛教知識、有宗教管理部門的經歷者學習法律知識，能夠在規章制定和法律普及方面有所作為。我曾向先生求教，表明想考取北京大學法學院的在職研究生，對藏傳佛教轉世傳承的儀軌、制度有所參研。他在電話中談起曾讀過一位叫俞榮根的北大校友的文章，對中國傳統和法律有很獨到的見解，並認為政治和法學符合我的性格，因此建議我去俞教授所在的歌樂山下的西南政法大學認真讀幾年，並特別建議學習法律要以登堂入室的儀式感，從本科開始。事實上，他的信息已滯后，待我進入西南政法大學，俞榮根教授已不在學校，而西南政法大學也早已遷離歌樂山，但這一選擇改變了此后迄今我的全部生活，這是后話。

　　2005年起，在參與相關規章制定的間隙，我寫了很多自覺有哲理的關於宗教理解的句子，2007年整理后寄給先生，不久后他叫季承先生聯系我，說要從醫院回到北大等我“好好交流一下”。但2007年9月，當我興致勃勃地帶著久別且有所積累的驕傲，從西藏飛越重重的山、重重的水，到達北大他居住的園子時已是黃昏，推門進去后，余暉瀉過房屋的玻璃，先生一臉的嚴肅甚至冷厲，他雙手扶著椅托，被病症折磨得瘦削的身體和寬大的實木椅子構成了一種奇妙的反差，坐在那裡彷佛砥礪著一種精神。至今仍然記得分別兩年余，見面的第一句話是：“我怕你走偏了，我要趁著還活著想勸勸你，你寄給我的不是學術論文，是炫才大全”！本以為多年積累的對學術的理解足以取得對等的贊賞，卻在甫一碰面被抽打得不知所措。但他沒有照顧我的尷尬，而是對文章的每一個段落和很多我認為成功的句子進行了點評，最后他說：“這篇文章我大概數了，有兩萬零七百多字，包括題目、你名字，全文我能看懂、覺得別人能看懂、對題目而言有用的大概一千三百多字……”就這樣，我在充滿辯解的欲望和急切中，聆聽了大約兩小時的指正和批評，直到護士要求他必須回醫院了才停止。在我臨出門的時候，他說“三保（我的小名）你等一下，”我以強裝出來的、可以接受一切批評的微笑看著他，他盯了我好一會兒，然后緩緩地說：“我送送你！”

　　那是北京9月的夜晚，先生行走已經有些顫巍，但能走的地方堅持不讓我扶，我們慢慢地穿過北大校園，月光傾瀉，柳葉婆娑，未名湖的秋水裡還留著殘荷。在老東語系的樓前，我們走了五個來回，說了一些以前的人和事，秘書便開始催他回醫院。他匆匆對我說：“做研究不是學屠龍術，不是為了炫耀才華，更不是為了把神都能看懂的東西寫得人都看不懂，研究是為了與有共同求知興趣的人交流，這些東西你真想懂，得把《菩提道次第廣論》《戒律論》認真讀一百遍，最好讀十年再寫。”我對他突然提到的兩本藏傳佛教經籍有些莫名，看著他希望他有所解釋，但他沒有，秘書扶著他徑自站著，閉上眼睛仿佛滿心疲憊。在我說了告別走出一截后，他又喊住了我，然后輕輕抬了抬手，聲音微弱地說了聲：“好好的！”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腳下，他站的地方和我站的地方構成了兩條垂直又各自延伸往遠處的路，而我，恰好站在一個通往三個方向的中心，一時間，我不知道該朝著哪個方向與他告別。

　　那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直到他去世之后的第九年，在考証“轉世”一詞詞源的時候發現了昔日舊文，用電腦統計了全文，是21003個字！那一瞬我才突然明白，他收到信后，並沒有人把我的文字打在電腦上供他計算字數，而他以前也並不精熟藏傳佛教典籍，我不知道他是如何拖著病體，以已經散視的眼睛，認真地數出了兩萬多字！后來季承先生告訴我才知道，先生在收到我的信后，把藏傳佛教五部大論翻閱了一遍，對《菩提道次第廣論》《戒律論》進行了認真閱讀，才找我回來有所教誨。那是他生命可貴的最后兩年，以他多病的身體和漸次遲鈍的反應，我能想象他在閱讀那繁復玄秘的語句時的艱辛……先生去世前，又鄭重委托家人將部分與我研究相關的手稿、筆記、物件轉贈給我，希望對我關注的領域有所助益。而作為晚輩，童性頑劣，庸庸碌碌，幾無所成，回憶那一次所謂的“教誨”，顯然至少他已經感知到衰朽的、殘年的臨近，在看到一個晚輩的文章后，遂以早年的負責，需要在最后的日子對他有所警策，而“好好的”三個字，是一個歷經風雨的長者以曠達和依戀對一個晚輩最深沉、最凝練的祝福……

　　季羨林先生在學術上以廣博的積累呈現了他的識見，在風格上又精工細密，仿佛中國古代壁畫般重彩復色，繽紛有致。他一生真正做到了以學術為志業的忠誠博雅，忠誠代表了職業上的堅持，而博雅則不僅是知識的豐饒，最主要的是包括了心智的簡朴化與蓄納能力，這種能力體現為對美的熱愛、對理智的追求、對他者和異見的寬容，博雅不僅在氣質上顯得溫文爾雅，而且有言語上的風趣率真、行為上的禮貌周到，那是一種個體化的文明，其中融貫著中國古典知識分子的深沉渾厚，以及現代學者特有的敏銳細膩。季羨林先生一生最大的貢獻是通過古語言學，將印度古典文獻與中國古代宗教文獻融合開拓為東方學。如今，先生門下以及承繼的弟子多達兩千余人，他們很好地葆有同樣開闊的古今中外視界，使得中國的東方學研究在世界獨樹一幟。

　　季風來臨的時節，端坐於秋，季風不寂。

　　（作者系國務院扶貧辦中國財富雜志社總編輯、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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