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抗抗

敢於自我批評的作家

這些年為抗抗老師做編輯工作，發現她的主要小說與散文有個共同的主題：人性與尊嚴。

抗抗老師把自己五十年的文學生涯分成四個階段：1972年至1979年為習作期﹔1979年至1989年為成長期﹔1990年至2002年為探索期﹔2002年至今，為成熟期。

1975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長篇處女作《分界線》，“這部文字還算流暢，發行量巨大的知青小說，為我贏得了文學之路上最初的聲名”。隨著年齡的增長、認知與學識的豐富、思考深度的增強，青年作家張抗抗逐漸認識到自己習作期作品的局限性和不足：“無論我可以有多少種理由為自己辯解：比如我渴望通過寫作實現自己的價值、比如這部作品完全出於‘自發’而非某種政治授意、比如文學不可能脫離當時那架龐大的宣傳機器而獨立存在、比如在那個蒙昧無知信息封閉的年代，如何要求一個未諳世事的小女生具有分辨是非的火眼金睛呢？然而，當我在后來的歲月裡一次次回頭審視那些所謂的‘作品’，我仍然會為自己感到羞愧。我知道它們經不起更多的追問：我為什麼要主動去寫這些‘文學’呢？我少年時期讀過的好書、血液裡流動的那些文學因子都到哪兒去了？我是如何喪失了對真假善惡美丑的辨識力？若是正視自己，我必須承認，除了潛意識裡對成功的向往、對虛榮的渴慕、對孤獨的恐懼，還有本能的自我保護、趨利避害，平庸愚昧，以至於不自覺地用筆說假話……我如何能夠輕易原諒自己？”（《張抗抗文學回憶錄》）每個人的精神成長歷程總是充滿曲折的，更何況身處一個復雜的年代。一個優秀作家也總是在勇於自我審視、自我解剖、自我批判中實現蛻變和升華的。20世紀70年代末，迎來了改革開放后，經受了思想解放洗禮的青年張抗抗，創作了一系列脫胎換骨的優秀作品：短篇小說《愛的權利》《白罌粟》《夏》，中篇小說《淡淡的晨霧》《北極光》等等。

1986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隱形伴侶》，“以亦真亦幻、現實與意識流交錯的個人敘事，表現人對自身善惡的辨識，它超越了‘知青文學’的苦難和傷痕，進入到對‘人’本質的探究。這是我在新時期重要的代表作、也是我文學道路上的裡程碑。”（《張抗抗文學回憶錄》）

敢於直面內心的作家

抗抗老師的重要長篇代表作《赤彤丹朱》醞釀多年，完稿於1994年，出版於1995年。這部小說主要講述了一對青年時期先后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戀人，歷經半個世紀的生死磨難，通過他們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悖論式的坎坷命運，折射出三代人的命運遭遇，並對歷史作出了深刻的反思。“內容涉及對‘抗戰’‘犧牲’‘愛情’‘背叛’‘階級’‘動機’‘文革’‘家族’‘血緣’‘人性’‘冤案’‘真相’等諸多詞匯的解構與顛覆。”（《張抗抗文學回憶錄》）

我認為《赤彤丹朱》是一部以小說手法寫成的歷史紀實與反思之作，是一位有良知有道義有擔當的思想型作家對一段復雜歷史寫下的証言。通過這部小說，讀者可以看到在巨變時代的列車碾軋下，人的理想、尊嚴與權利就如車輪下污泥裡的小草。當歷史翻過新的一頁，幸存者們又在遲暮之年想盡辦法向上申訴，隻為自己和他人挽回那曾被侮辱、踐踏、剝奪的尊嚴與權利。他們的大好時光，他們的才華智慧，甚至他們的一生都消耗在了爭取人的尊嚴與權利上面，而歷史是吊詭叵測的。

在《赤彤丹朱》中，作家不僅對歷史作出了深刻反思，對自己和親人也作了勇敢的審視與批判。回想起當年在母親遭受批判和隔離審查的最艱難時刻，十幾歲的她卻懵懂無知地隨著時代的洪流遠離至親，去往北大荒“上山下鄉”，她無比痛悔地寫道：“我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這是我一生中唯一對不起媽媽的一段往事。十九年來我同她相依為命，但我卻在她最需要我的時候不辭而別。當時，媽媽歷盡磨難的生命，已如游絲奄奄系於千鈞。我的遠行，在她不堪重負的勞累和無休無止的精神折磨中，猶如雪上加霜。她的痛苦不在於我下決心去邊疆，而在於我恰恰是在她身陷囹圄時離她而去。要是沒有爸爸和妹妹，她怎麼還有勇氣活下去？這是我一生中永遠無法解脫的愧疚和自責——當我離家北上時，我怎麼竟然會如此絕情又如此冷酷？革命的洪流，毫不費力地就把媽媽十九年裡一口一口喂給我的溫情、道義和童心，完全徹底地摧毀殆盡。我已不是媽媽的孩子了。”斯時，有多少青少年甚至成年人對父母做出過愧對良知的言行？有多少人做過悔恨莫及之事？但又有多少人敢於直面過去，直面自己的內心，勇敢地站出來懺悔？真誠與勇氣，這是衡量一個人品質的尺度之一，也是優秀作家所應具備的特質。《赤彤丹朱》以真誠與勇氣為世人留下了一份歷史見証。

她寫的是“人”的問題

接下來，張抗抗又陸續創作了《情愛畫廊》《作女》兩部女性主義小說。《情愛畫廊》主要講述女主人公秦水虹為追求自由的愛情而敢於沖破種種世俗藩籬的故事，其中不乏十分大膽和超前的觀念，當年曾“引起批評界有關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激烈爭議”。盡管小說對愛情的描寫有些理想化，但寫出了新時期女性獨立、自主、勇敢的特點，反映了女性的主體意識。《作女》則對某一部分現代都市女性做了更加生動鮮活的刻畫，通過她們的追求與夢想、放棄與嘗試，通過她們對男權社會戒律、規則的顛覆與反抗，表現了現代女性蓬勃激昂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從這兩部小說中的幾個女主人公身上，我們可以隱約窺見卡門、安娜·卡列尼娜、查泰萊夫人、霍麗（《蒂凡尼的早餐》女主人公）和洛麗塔等文學形象的影子，不論其他，單說她們身上體現出來的女性主體意識，在某些方面還比名著中的那幾位女主人公有了更多進步的自覺。畢竟，她們已是幾十年甚至一百多年后的新女性了，時代進步的烙印必然在她們身上體現出來。

談到自己寫作的主題和宗旨，張抗抗在《我們需要兩個世界》一文中寫道：“因為我寫的是‘人’的問題，是這個世界上男人和女人所面臨的共同的生存和精神的危機。新時期以來人的精神解放，價值觀的重新確立——這關系到我們民族、國家興亡的種種焦慮，幾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它們在我頭腦中佔據的位置，遠遠超過了對婦女命運的關心。”

論及人生與文學的關系，《張抗抗文學回憶錄》序言中有這麼一段話：“作者自有個人立場，但文學絕不是工具。更不應當順服於任何利益集團，懂得這一點雖然有點晚，但是足夠我一生遵循……寫作不是我的全部生命，而是我人生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在文學中日臻完美，從而成為一個豐富的人、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有尊嚴的作者……”我想這也應當是我輩后生為人為文的原則之一。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傅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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