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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記得我對北京大學最初也是最為深刻的印象，來自1998年5月我在徽州腹地休寧中學圖書館閱讀《南風窗》雜志的驚鴻一瞥。彼時正值北大一百周年校慶，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中國並在北大辦公樓禮堂發表演講為北大慶生。作為一個徽州縣城沒有見過世面的青澀男孩，第一次見到銅版彩色新聞紙印制的精美雜志，無論是圖像抑或文字都深深震撼了心靈。那一期的《南風窗》不啻北大校慶專刊，系統比較了北大清華的異同，還介紹了北大一百年來的風雨兼程，厲以寧先生的道德事功文章深深打動了我。我在心底默念：微斯人，吾誰與歸？

彼時正值高一年級下學期，面臨文理分科選擇的煩惱——我的文科理科都還不錯，都很有希望考上北大清華。但正因為這次邂逅，正是厲以寧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在1998年那個夏日的黃昏，我做出了人生的抉擇——選擇文科，報考北京大學，最理想的當然是考上光華管理學院，親炙厲以寧先生的教誨。

2000年的高考，我考出了理想的分數，要先估分后報志願。我毅然決然地報考北京大學，但對於具體專業的選擇，卻有著不同的聲音。我矢志報考光華管理學院，光華在安徽招生的具體專業是金融——那時候互聯網尚未普及，山區縣城無論是老師還是家長對中國高等教育的高峰都是一頭霧水——我特別敬重的教導主任也是全國特級教師，勸我不要報考金融，說金融有什麼好，出來就是在銀行干事情﹔我問那我報北大中文系呢，教導主任說中文系出來就是當秘書﹔父親為我參謀，還是報國際政治吧，當個外交官挺風光。

我后來陰錯陽差上了北大國際政治系，但做厲以寧先生門生的朴素願望一直深藏心底。到北大報到后不久，厲以寧先生給大一新生作報告，早早去佔位置聽講，沒想到辦公樓禮堂早已被擠得水泄不通。我挨著辦公樓禮堂的牆根聽完了厲先生一個多小時的報告，仍然記得厲先生引用《呂氏春秋》的典故，講了“子貢贖人”和“子路受牛”的故事。厲以寧先生深入淺出地講這兩個故事，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探討民營經濟在改革進程中所面臨的制度、觀念、激勵等多方面的因素。厲先生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切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通，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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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我從北大碩士畢業，到北外機關工作。時任北外校長郝平教授出身北大，對厲以寧先生非常敬重。厲先生欣然答應北外的邀請，擔任北外哲學社會科學學院名譽院長，並多次來北外做報告。2009年春天，我從北外機關調到外研社工作，有幸主持厲以寧先生文集的英譯出版。這部文集精選了厲以寧先生在1980年到1998年之間發表的關於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16篇代表性著述，其中心指導思想是：改革與轉型服務於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服務於社會普通公民的福祉。這些著述在發表時都對彼時的中國經濟實踐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代表了改革開放成功實踐背后中國經濟學派的理論貢獻。也正因此，這部文集不僅是厲先生學術思想演變的寫照，更展現了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宏大歷程。

外研社對英譯厲先生這部文集非常重視，由著名翻譯家凌原教授擔任主譯，並就其中的一些專業問題的翻譯與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蔡洪濱教授、周黎安教授等反復討論磋商，並請澳大利亞專家對語言進行潤色定稿。

2010年11月，恰逢厲以寧先生八十華誕，厲先生這部經濟學文集的英譯版以《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Economic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Way）之名正式出版，厲先生的學生、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倫敦大學亞非學院金融管理系首席教授孫來祥為文集作序。

為什麼厲以寧先生對這部文集冠以“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之名？異曲同工的是，為什麼為厲先生祝壽的學術研討會也取名為“經濟學理論和中國道路”？厲先生和我們談道：“我不用‘中國模式’，因為‘模式’往往是固定化的﹔我用‘中國道路’，因為它更容易博採眾長。中國改革開放所走出的道路，不僅借鑒了外國經驗，也吸收了自己的經驗教訓，是‘誰有優點就學誰’。”那正是“中國模式”的提法風靡一時之日，厲以寧先生以經濟學家的敏銳葆有冷靜的頭腦，堅持“中國道路”的概念。2012年秋，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三個自信的理論，厲以寧先生倡導的“中國道路”的理論范式為“道路自信”提供了學術參考。

《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英譯版推出之后，很快受劍橋大學出版社青睞。劍橋大學出版社第一時間引進版權，收入劍橋大學出版社“劍橋中國文庫”(The Cambridge China Library)叢書。2012年4月16日，劍橋大學出版社專門於倫敦舉辦了該書海外版的首發儀式。我有幸隨厲以寧先生、厲先生夫人何玉春師母和車耳學長等赴英國專門出席首發式。厲以寧先生在首發式上作了題為《雙重轉型和中國道路》的主旨演講。厲先生在演講中總結經濟轉型的“中國道路”：“中國進行的經濟轉型實際上是雙重轉型。一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轉型，另一是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兩種經濟轉型在中國是重疊在一起了。二者同樣重要，同樣決定著中國的命運。”

2012年，厲以寧先生、何玉春女士出席劍橋大學出版社《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首發式

我在泰晤士河河畔的會場聆聽厲先生的報告。我想起了劍橋大學出版社曾經出版過的《劍橋中國史》系列和李約瑟博士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系列，這兩部中國主題的經典著作都是海外漢學家直接用英語寫作。厲以寧先生的英譯作品納入“劍橋中國文庫”出版，從中國學術著作對外傳播而言，有著開創性的意義。厲先生的演講和著泰晤士河的波濤，拍打著我的心靈，我也隱隱感覺到時代的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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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先生關於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創新遍及多個領域，他在股份制改革、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和証券法、非公經濟36條以及非公經濟新36條等經濟法規的制訂方面都做出了歷史性的貢獻。在2018年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厲以寧先生被黨中央、國務院授予改革先鋒稱號和獎章，譽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積極倡導者”。

在厲以寧先生撰寫的皇皇巨著中，除了《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厲先生還對《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和《超越政府與超越市場——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兩部著作頗為珍視。我向厲先生表態：“您有這個心願，我一定努力做好另外兩部書的英譯出版，讓國外讀者能讀到您英文版的三部曲。”

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厲以寧先生就提出用股份制改造中國經濟的理論，被理論界和政策制定者廣泛接受和採納。在比較研究中國和其他國家經濟的基礎上，他發展了“非均衡經濟理論”，並運用這一理論解釋中國經濟的運行，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認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就是厲以寧先生首次對中國經濟發展“非均衡經濟理論”的系統闡述。中國經濟改革發展的成功實踐，証明了《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一書蘊藏的深刻的思想理論價值。《非均衡的中國經濟》1998年被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2009年入選“中國文庫·新中國60周年特輯”，厲以寧先生也因為本書的貢獻榮獲“2009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在《非均衡的中國經濟》中，厲以寧先生從中國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並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這部著作是厲以寧先生對於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其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厲先生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非均衡理論對中國四十年的經濟改革影響深遠。

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為世人所熟知的是其經典著作《國富論》，他在其中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概念，對市場在經濟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做了深刻的探討。但這只是亞當·斯密的一面，他還撰寫了另外一部著名的倫理學著作《道德情操論》。世人大多記住了《國富論》，而對《道德情操論》卻知之甚少，至少要把這兩者放在一起考量，才能幫助我們理解一個完整的亞當·斯密。無獨有偶，厲以寧先生不但活躍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沿，撰寫大量經濟改革的著述，還以經濟學家的視角來剖析習慣和道德在經濟領域發揮的重大作用。《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凝聚了厲以寧先生這方面的思考。

在《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一書中，厲以寧先生首次將經濟學的關注焦點由傳統的交易領域引向非交易領域，引向對習慣與道德這一不可替代的第三種調節的重視。針對這個社會與經濟生活中日益重要的問題，厲以寧教授以哲人的思辨和學者的筆觸，從經濟學與哲學視角，對習慣與道德調節在經濟中的作用進行了深入的論述。作為超越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的第三種調節，由習慣力量或道德力量進行的調節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即使在市場經濟中，習慣與道德調節不僅存在著，而且它的作用是市場調節與政府調節所替代不了的。厲先生不是從倫理學家角度來討論道德和習慣問題，而是把習慣與道德問題納入經濟學的框架中加以研究。對社會經濟生活中習慣與道德調節的研究，厲以寧先生堪稱首開先河者。

這部《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連同厲以寧先生的其他經濟學論著一道，體現了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所應具有的終極關懷，並直指經濟學研究的本質。海外有學者將厲以寧先生譽為中國的亞當·斯密，就《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這三部代表作而言，我想，厲以寧先生是當之無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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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英譯本由外研社和劍橋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之后，我又主持《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與《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兩部著作的英譯工作，並就其海外出版與施普林格出版集團商洽合作。施普林格（Springer）是世界第一大科技和醫學出版機構，它的logo是國際象棋中騎士的形象，彼時對出版中國主題的人文社科經典學術作品頗為看重。施普林格負責選題的資深編輯李琰女士是北大九七級社會學系學姐，我和李琰學姐就由外研社與施普林格合作出版厲以寧先生這兩部著作的英譯本很快達成共識。我們也繼而想到，在這個合作的基礎上，能不能擴展為策劃一套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研究和當代中國人文社科研究為主題的學術文庫？這個想法也得到了雙方高層的肯定。

我們很快發起了外研社·施普林格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的籌備工作。曾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嵐清對文庫非常重視，還專門為文庫篆印作為logo。我們也邀請厲以寧先生作為文庫的學術委員，厲先生對此欣然同意。

2012年8月29日，外研社·施普林格“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正式啟動。厲以寧先生與湯一介先生、樂黛雲先生、陸學藝先生等諸位賢哲以耄耋之齡蒞臨現場並講話，給我們莫大的鼓舞。我們把這套叢書對標的是商務印書館策劃翻譯出版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把各個學科的世界學術名著介紹給中國讀者，開啟民智，馨香長存，是當代中國學術史和出版史上的裡程碑。

我們有這樣的期許和願景，就是希望外研社·施普林格“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能夠與《漢譯世界學術名著》比肩，成為在中外文明互鑒交流方面的出版“雙璧”，以開闊的學術視野和敏銳的學術意識，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現當代中國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學術經典以英文的形式介紹給全世界讀者，幫助世界讀者了解和認識一個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歷史中國，了解和認識一個改革開放、和平發展的當代中國。時至今日，外研社·施普林格“中華學術文庫”英文叢書已出版著作38種，初具氣象，沒有辜負厲以寧先生等前賢的厚愛和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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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讀者有幸，世界讀者有幸。

厲以寧先生以經濟學理論闡釋中國道路的學術著作，越來越多地被譯成外文。迄今為止，由外研社譯介的厲以寧先生經濟學著作外文版已初具規模。《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在成功出版英譯版之后，相繼輸出《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的塞爾維亞語、西班牙語、阿爾巴尼亞語、法語、保加利亞語版本和《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的西班牙語和日語版本。

厲以寧先生這三部代表性的經濟學著作譯成外文之后，在國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15年12月14日，哈薩克斯坦總理卡裡姆·馬西莫夫、第一副總理巴赫特江·薩金塔耶夫一行訪問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就中哈經濟發展合作、中國經濟轉型與改革和“一帶一路”等議題與厲以寧先生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馬西莫夫總理曾在中國留學，是個“中國通”。沒想到馬西莫夫總理還是厲以寧先生的超級粉絲，一見面就拿出厲先生《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與《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的英譯版請先生簽名，說曾反復研讀，並受益匪淺。

厲以寧先生部分外譯著作一覽

為什麼厲以寧先生的著作在國外讀者中也深受歡迎？我想這與厲先生淵博的知識、深厚的學養、嚴謹的學風和對現實問題的關切密不可分。厲先生早年在北大求學的時候，陳振漢教授就諄諄教導：要想在經濟學研究中取得成就，必須在經濟理論、統計、經濟史三個方面打好基礎。厲以寧先生從負笈北大開始，就像海綿吸水一樣如飢似渴地學習，系統研讀馬克思、哈耶克、蘭格、凡勃侖、康芒斯、馬歇爾、韋伯、熊彼特、凱恩斯等學者的著作。

厲先生1955年大學畢業留校工作，曾創作詞作《鷓鴣天》自勉：

溪水清清下石溝，千灣百折不回頭。兼容並蓄終寬闊，若谷虛懷魚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沉沙無意卻成洲。一生治學當如此，隻計耕耘莫問收。

厲以寧先生在北大經濟系資料室埋頭工作二十多年。他踐行了詞作裡的志向，轉益多師，兼收並蓄，在深入研習的基礎上，翻譯了外國經濟史的多本著作，還撰寫了關於希臘羅馬拜佔庭經濟史的專著。厲先生數十年對外國經濟史和西方經濟學理論用功頗深，但他並非“言必稱希臘”之輩，相反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對中國現實問題的關切，形成系統的思考和研究。

厲以寧先生作為中國經濟改革進程的重要親歷者與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的提出者，對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具有深刻的見解。他那些在不同程度上推動了改革的演講和論文則是對歷史轉折處最生動直觀的描述。厲以寧先生的經濟學著作將有助外國讀者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路徑和內在邏輯擁有更為清晰的理解和參考。正如厲先生2012年在劍橋大學版《中國經濟改革發展之路》新書發布會上所作的主旨演講中所總結的，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轉型是一個雙重轉型的軌跡——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現代社會的轉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相信國外學界從厲先生“中國道路”“雙重轉型”等充滿智慧的理論創見中也會深受啟發。

撫今追昔，距嚴幾道先生將亞當·斯密《國富論》譯成《原富》在中文世界流布，已將近兩個甲子的光景。在這兩個甲子的時間裡，伴隨著中國的富強和復興，更多具有中國氣派、中國氣象的經典學術作品也走向世界，為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產生世界性的影響。

2012年，我隨厲以寧先生、何玉春師母和車耳學長訪問英國愛丁堡時，曾專門尋訪亞當·斯密故居，並合影留念。這真是一張具有歷史意義的合影。厲以寧與亞當·斯密的相知相遇，是對兩個甲子中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極好注解。我想起了厲以寧先生1984年的詞作《菩薩蠻·黃山歸來》：

隔山猶有青山在，彩雲更在群山外。尋路到雲邊，山高亦等閑。

問君何所志，縱論人間事。寄願筆生花，香飄億萬家。

2012年，厲以寧先生、何玉春女士於愛丁堡亞當·斯密故居

2012年，作者與厲以寧先生、何玉春女士、車耳先生於愛丁堡福斯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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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先生青年時期即從事詩詞創作，他的詩詞作品清新質朴，別開生面。我特別喜歡厲先生那些治史論學、飽含哲理的詞作，還曾赧顏請先生親手題寫了三幅詞作收藏。轉眼即是厲先生九秩壽辰，我挑選了先生一百零八首詩詞作品，請資深翻譯彭琳女士翻譯成英文，計劃在先生壽辰之日出版。把准備英譯的厲先生詩詞數量定在一百零八首，亦有“何止於米，相期於茶”的美好祝福。

中國古典傳統對何以長壽有著不同的解讀。儒家講“仁者壽”。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篇》）道家講“煙雲供養”。明代書畫家陳繼儒感慨：“黃大痴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余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煙雲供養也。”（《妮古錄》卷三）黃公望、米友仁筆下的富春山居、米家山水一派道家氣象，甚至黃公望本人也是不折不扣的全真道士。陳繼儒認為黃公望、米友仁的長壽，是因為他們常常作畫山水，煙嵐雲岫蕩滌心胸。

我覺得儒家和道家二者的說法都可以解釋厲以寧先生的長壽。厲先生關切民生、關心民瘼，在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踐行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是真真切切的儒家，“仁者壽”三個大字對厲先生而言是完全匹配的。

厲先生還寄情山水，胸中自有丘壑，他詩詞裡的每一道山每一條河都靈動著真情和哲思。以“煙雲供養”來形容厲先生的胸懷自然恰如其分。前些日子，就厲先生詩詞英譯出版事，我專程去府上拜望先生。厲先生泡了一杯猴魁綠茶在家等候。何師母說厲先生就喜歡而且一直都喝我家鄉黃山的猴魁綠茶。我想起西南聯大的一代哲人都喜歡喝茶。汪曾祺先生《泡茶館》一文探討了泡茶館對聯大學生有些什麼影響。答案是：可以養其浩然之氣，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戰勝惡濁和窮困。我來自徽州茶鄉，酷愛喝茶，在人生最困頓的時候曾反復默念汪曾祺先生的這段話，“吾養吾浩然之氣”，“保持綠意蔥蘢的幽默感”，雲雲。茶客與茶人有所不同，前者是消費者，后者可以是制茶者，但更是精神上的愛茶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汪曾祺先生是茶人，我曾親炙教誨的趙寶煦先生是茶人，厲以寧先生亦是這樣的茶人。茶人胸中自有丘壑，葆有綠意蔥蘢的幽默感。真正好茶所生發之處，必然是高山之巔、煙雲供養。

如何儒道兼濟？朱光潛先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之語甚得我心。我曾創造性地把四條河流組成一個短語——“洙泗濠濮”，來詮釋這個含義。

“洙泗”，即洙水和泗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春秋時在魯國地界。孔子曾於洙泗二水之間講學，后世因此以洙泗代指孔子教澤，譬如“海濱洙泗”“瀟湘洙泗”皆此種含義。

“濠濮”，即濠水和濮水。《庄子·秋水》中有關於濠水和濮水的兩則富有哲思的故事。一則是庄子與惠子濠上觀魚。“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這組洋溢著辯証法光輝的對話即出於此。另一則故事是寫庄子在濮水邊釣魚，楚王派使者來請庄子去做官。庄子以神龜作喻，向使者發問：“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涂中乎？”眾人的選擇皆是“吾將曳尾於涂中”。后世往往將濠濮並列，寄托庄子《南華經》中遺世高蹈的情懷。北海公園的“濠濮間”與頤和園諧趣園中的“知魚橋”等都出自“濠濮”的典故。

我一直傾慕朱光潛先生“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之風骨，把“洙泗”和“濠濮”視為志趣的兩端，也正因此把書齋陋室取名為“洙泗濠濮”四水堂。洙水泗水濠水濮水四條河流，恰如我徽州老宅之四水歸明堂。今年春節，我以“洙泗濠濮”和“鬆柏桐椿”為鏡像自撰聯：“聞鷓鴣，熟讀稼軒，歌洙泗濠濮﹔打草稿，搜盡奇峰，寫鬆柏桐椿。”我突然發現這副對聯完全可以獻給厲以寧先生，暗合了先生左手作詩填詞、右手寫經世濟民論著的旨趣。厲先生的詞作頗類稼軒，多闋《鷓鴣天》余音繞梁，洙泗濠濮是先生風范。厲先生做經濟學研究，特別注重田野調查，在耄耋之年仍堅持深入中國經濟改革第一線去獲取第一手信息，從這個角度而言，他與“搜盡奇峰打草稿”的石濤苦瓜和尚是曠代知音。“鬆柏桐椿”取“鬆柏同春”之義，古人常以此為題入畫，寄托壽慶祝福和美好願望，沈周、文徵明、八大山人、吳歷等皆有《鬆柏桐椿圖》傳世。厲先生關切貧困地區的發展，貴州畢節地區的脫貧凝聚著先生數十年的心血——正如先生2012年第七次赴畢節扶貧時創作的詞作《踏莎行》：“積雪消融，山林甦醒，縱橫百裡黃花影。杜鵑綻放漫坡紅，春風已過烏蒙嶺”——先生為畢節扶貧攻堅一點一滴的進步而驚喜，鬆柏桐椿是包括畢節在內的中國廣大地區經濟改革成就的寫照，是先生詩意人生的寫照。

“當一條河伴隨著你成長時，或許它的水聲會陪伴你一生。”這是美國作家安·茲溫格作品《奔騰的河流》中的名句，出自自然文學研究學者程虹教授的譯筆。我非常喜歡這句譯文。洙泗濠濮就是流淌在我心靈深處的四條河流，我能感受到它們的涓涓細流和滾滾奔騰。我讀厲以寧先生的詩詞，也經常會升騰起“洙泗濠濮”之感，先生精彩的詞作常有水聲相伴。比如，1968年作於昌平北太平庄的《破陣子》：“既是三江春汛到，不信孤村獨自寒，花開轉瞬間”，東坡稼軒的豪氣力透紙背。

我最喜歡厲先生1987年的詞作《踏莎行》，先生彼時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整理手稿《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賦詞抒懷：

戒律清規，閑人流語，隨風吹過身邊去。藏書樓裡作忙人，樓高那管花飛絮。

不計浮華，但求警句，願將心血其中聚。清清流水出深山，須經沙石千回濾。

謹以此文獻給厲以寧先生九秩壽辰。

（吳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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