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和越來越多的史前文化遺址的發現，表明在史前時代，淮河流域不僅有著燦爛的史前文明，而且有著自己獨立發展的文化體系。這種文化體系一方面持續地吸納周邊文化的精華而得到充實、發展，同時又對其他文化序列產生了重大影響。可以說，先秦淮河流域地區既是一個文化產生、發展的重要區域，也是一個多元文化融合的重要區域，這一區域的文化發展與融合對促進中華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淮河流域早在舊石器的不同時期便有多支先民在此生息。至新石器時代，由於淮河流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溫潤的氣候，更適合人類居住和文化上的交流，使得這一地區的文化得到快速發展。上游有距今約9000—7000年前的裴李崗—賈湖文化﹔中游有距今8000—7700年的小山口、侯家寨、雙墩文化﹔下游在距今8500—5000年之間分別有順山集文化、北辛文化、青蓮崗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等。這些文化類型無論在時代的久遠方面還是在文明程度上都不亞於黃河流域的大地灣文化、仰韶文化，長江流域的彭頭山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以及屈家嶺文化，與其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如內蒙古及東北地區的興隆窪文化等也毫不遜色。

早在上世紀70年代蘇秉琦先生就曾經提出注重淮河流域文化的獨特性，不應將淮河流域的文化淹沒於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文化之中。在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中，越來越多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現都說明，在史前時期，淮河流域的文化雖然也受到周邊文化的影響，並與之進行交流碰撞，但卻一直走著獨立發展的道路，形成了一種獨具特色的區域性文化。

要確立淮河流域史前文化的獨立性和歷史地位，首先需要弄清楚這一區域史前文化的主源文化和其后續的繼承與發展。奕豐實、邵望平、高廣仁、張敏等先生為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表明，史前時期淮河流域的主源文化應是賈湖文化。在距今7000年前賈湖人沿淮河兩岸漸次向東遷徙，最終到達蘇北和魯中南地區，並與這裡的土著居民相融合，首先影響到北辛文化，然后又生成了大汶口文化。於是，賈湖人的龜靈崇拜、隨葬獐牙器和綠鬆石飾以及豬牙器的習俗，賈湖人使用的石磨盤、齒刃石鐮和大石鏟等經典農業用具，賈湖人的陶銼，這一切都隨賈湖人的東遷被傳播至淮河中下游。可以說，北辛—大汶口文化的主要源頭即賈湖文化，而后天的山東龍山文化—岳石文化又是繼承大汶口文化發展而來，所以賈湖文化作為主源文化影響了整個淮河流域的史前文化。

考古發現証明，淮河流域最晚在新石器中期便已開始種植人工培育的水稻。淮河上游，在距今8000多年前的賈湖遺址的一些紅燒土塊內發現了保存很好的稻殼印痕，經過鑒定，這些水稻屬於人工栽培而非野生﹔淮河中下游地區，距今8000余年前的順山集遺址、距今7000多年前的雙墩遺址、距今6000多年前的龍虯庄遺址和距今5000年前的尉遲寺遺址等，都出土有人工培育的水稻。由於氣候的原因，我國上古時期南北所種糧食作物種類大有不同，南方的長江流域主要種植水稻，而華北和黃土高原地區則主要種植中國粟類和黍類作物。由於淮河流域是南北氣候的過渡帶，同時也是中國南方稻作農業區與北方旱作農業區的過渡地帶，其農業作物也體現出水稻和旱作物混作的特點。賈湖文化遺址中已有水稻和旱作物混作的農業模式，在賈湖遺址中發現有水稻、野大豆等植物的種子﹔雙墩遺址在紅燒土殘塊中發現水稻稻殼印痕，同時還有小麥族植物、薏苡、燕麥等植物的澱粉粒﹔順山集遺址出土有薏苡、水稻、小麥族等植物澱粉粒。這種水稻和旱作物混作的耕作方式一直持續至今。

龜靈崇拜是我們史前文化中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龜靈崇拜在賈湖文化中已經出現，賈湖人隨葬的龜甲數量與死者的地位、身份有關，其用途或反映出賈湖人的某種宗教習俗。隨著賈湖人的東遷，這種習俗被帶到了海岱地區，為北辛—大汶口—龍山文化所繼承。如果說賈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龜靈崇拜現象只是我國龜卜文化的萌芽的話，到了凌家灘文化中則發展成比較成熟的龜卜文化。在安徽含山縣凌家灘一座大墓中，墓主人腰部正中位置放置有1件玉龜及兩件玉龜狀器物，玉龜背甲尾端有兩個對鑽的小圓孔﹔玉龜腹內各置一件或兩件玉簽﹔與玉龜同時出土並疊壓在一起的還有一塊玉版，玉版正面有兩個大小相套的圓圈，內外圓之間有八條直線將圖案分為八等份。凌家灘人將賈湖—大汶口文化中的龜靈崇拜進一步發展：龜靈崇拜的材料由原來的自然生物之龜甲變成了玉質龜甲﹔龜殼內所放置的石子、骨針等簡易之物換成了精致的玉簽﹔簡單的佔卜變成了配以天地四方、太陽崇拜等復雜內涵的高級儀式﹔在賈湖—大汶口文化中地位較高的人都可以擁有龜甲，或可以行使佔卜之權，但到了凌家灘時期則成了由極個別人使用的神秘工具，佔卜行為甚至成了最高權威的體現。於是，原始的龜靈崇拜演化成了史前宗教文化，多數人可以隨身攜帶的物品變成了由個別人掌管的部族聖物，原始佔卜行為變成了決定部族命運和行使生殺大權的神秘儀式。古老的佔卜術、原始的八卦文化在凌家灘文化中得到了升華並逐步走向成熟。起源於淮河流域的這種古老的龜靈崇拜、佔卜方式直接開啟了我國傳統的八卦文化和易經文化，同時也啟發了商人用鑽灼牛骨、龜甲定吉凶的方法。

文字的起源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至少在新石器中期，我們的祖先已經在他們制作的陶器、石器等生活用品上通過刻畫某些符號、繪制形象或抽象的圖案來傳達某種思想或作為某種標識。盡管這些不能算是后來我們所認可的漢字，但卻是漢字的雛形，是漢字在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刻畫符號與圖形正是漢字的起源。在淮河上游的賈湖遺址出土的龜甲、石器、陶器上發現有一些刻畫符號，這些符號很像后來的漢字目、九、乙、甲、八、日、永等﹔在淮河中游的安徽蚌埠雙墩遺址發現了數量更多的刻畫符號，這些符號大多數是刻畫在陶碗的外圈足內，也有少數在外腹部和器物的圈足內，它是一套刻畫講究、應用范圍較廣、表意較為成熟的系統符號﹔在淮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圈中，也發現日、月、山、斤、斧、錛、炅、戌、旦、封、皇、凡、南等文字符號。上述這些具有表意、記事功能的區域性的文字符號或圖案盡管不能稱為成熟的漢字，更不可能是廣為流傳的系統文字，但卻經過了一個群體在某個時期的使用，並通過文化交流的方式得以在一定范圍內傳播，最終成為后代漢字的有機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淮河流域也是我國文字的一個重要起源地。

在新石器時代，多支文化在淮河上游和中游地區交匯、融合、發展。隨著炎帝、黃帝族的勢力進入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也隨之進入淮河上游地區﹔以太昊、少昊氏為部族首領的東夷人力量得到快速發展，東夷部族在北辛文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汶口—龍山文化也隨著東夷部族人群的遷徙和文化的交流等原因而漸次進入淮河中游和上游地區﹔長江流域的屈家嶺文化通過豫西南進入淮河上游地區，在豫南廣泛傳播，並與外來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並存。正是這多種文化因素的相互交流與融合，最終為獨具特色的中原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與此同時，在淮河下游地區，大汶口和良渚文化這兩種鄰近的文化又有著長期的交流與影響。從考古發現來看，在大汶口文化的早期階段就與環太湖地區的崧澤文化有了一定的交流，這種交流到了良渚時期則顯得更為頻繁和密切。良渚文化的一些因素為大汶口—龍山文化所吸納，又通過文化交流與人員遷徙等因素進入中原地區，為中原文化所吸收並積澱下來，從而對后來的夏商周文明產生了一定影響，如良渚玉器中的玉琮、玉璧、玉鉞，陶器中的鼎、豆、壺三者的組合等，都為以后的商周禮制文化所繼承，從而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一部分。

正是通過淮河流域這一特殊的過渡與交匯地帶的文化融合作用，我國新石器時代主要的文化譜系如裴李崗—賈湖文化、仰韶文化—中原龍山文化、北辛—大汶口—山東龍山文化、馬家浜—崧澤—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跨越長江與黃河得以完成交流與融合，從而奠定了后來中國上古文化大融合、大發展的堅實基礎。

經歷夏商至西周和春秋戰國時代，隨著楚人勢力的北漸，淮河流域不僅是楚人與中原諸侯爭奪的前沿，同時也是中原文化與楚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黃金地帶。當吳越勢力從長江流域向北發展之時，吳越文化、齊魯文化、中原文化與楚文化都匯聚於淮河流域，從而實現了幾大最具特色的區域文化的大交流與大融合。至戰國中后期，隨著周代眾多諸侯國的相繼滅亡、不同族群之間的融合，以中原族群為主體的華夏民族的概念越來越清晰，以中原文化為核心的華夏文化越來越豐富。淮河流域的族群融合、文化交流史不僅是先秦時期我國族群演化與文化融合的有機組成部分，同時更是這一時期族群與文化融合最具代表意義的重要區域之一。

（作者系信陽師范學院淮河文明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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