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
人民網>>文化

大師筆下的方言之美

2020年02月26日08:09 | 來源:北京晚報
小字號
原標題:大師筆下的方言之美

張愛玲 胡適 徐志摩 老舍。插圖 馮晨清

吳語小說《海上花》張愛玲注譯本,1983年初版。

有人說,如果你一直都讀自己能讀得懂的書,就等於什麼也沒讀。這話說得極端了一點,但意在讓讀者換一換口味,改一改慣性思維,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就好比都知道清淡飲食對健康有益,但總不能頓頓都吃一樣口味與配方的營養餐,甚至頓頓都吃白米飯。文學,亦是如此。

方言之於文學,好比鹽之於飯菜。一頓飯有各種吃法,“舌尖上的中國”百味雜陳,可總也少不了一點鹽——有鹽才有味兒。遠的不說,就隻說大家耳熟能詳的四大名著,哪一部不是包含著南北各地的方言風味,哪一部不是總有一點增色添香的方言橋段?《西游記》有詼諧風趣的淮安方言﹔《水滸傳》有豪爽勁道的山東方言﹔《紅樓夢》則更是集各地方言之大成,蘇北、常州、南京、北京等地的方言大放異彩,在小說裡穿插自如,恰似一首大合唱。

文學作品的語言特點,當然跟作者籍貫、出生地、生活地緊密相關。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地方言成一家“鹽”,來自南北各地的作者,自然而然地把這“鹽”給撒進了自家的作品裡。無論讀者有啥口味,喜好啥味道,總能在文學裡的方言中,找到獲得感與歸宿感。這當然是方言的魅力,也是方言之所以總能活躍在文學作品中的根本原因所在。

且看秦始皇統一中國,車同軌、度同量、書同文,已經兩千多年過去了。漢語經歷了長時期的統一與同化歷程,逐漸成了天南地北的中國人都能統一交流的“官話”、“國語”或“普通話”。但這兩千年的語言統一歷程,並不妨礙各地方言的鮮活生長,它們依舊煥發著勃勃生機,不但在日常生活中依舊扮演著主角,一有機會,它們就會登堂入室,成為文學殿堂的寵兒。

“新文化”+“新文學”+“五四”運動,至今都已經上百年了。在這新潮涌動的上百年間,各地方言屢屢被作家們注入到作品之中,為中國現代文學創造出膾炙人口的新鮮滋味。

胡適+張愛玲:尋找《海上花》的方言密碼

終生倡導“白話文”寫作,一直以“文學革命”為己任的胡適,對方言運用與研究也頗為關注。除了研討《紅樓夢》中的方言究竟有幾種之外,胡適還如獲至寶地發現了另一部清末小說《海上花列傳》。

《海上花列傳》是一部在清末寫成的吳語(即蘇州方言)小說,亦名《繪圖海上風流傳》《繪圖海上青樓奇緣》,內容主要是描寫舊上海十裡洋場的男女情愛與日常生活。《海上花列傳》被胡適等視為中國第一部方言小說,認為在語言學與文學史研究領域,此書都是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海上花列傳》之所以被視作中國第一部方言小說,並不是說這是第一部使用了方言的中國小說,而是說這是一部以吳語、以“方言”為主體語言來寫作,有別於以“官話”為主體語言的小說。這就意味著,這一部小說的創作動機,是隻寫給使用或熟悉蘇州方言,尤其是上海地區的讀者看的。簡言之,外地人根本看不懂——“娘寧看伐懂,曉得伐”?

《海上花列傳》於“甲午之戰”那一年出版過單行本,之后流傳並不廣泛。因為這部小說使用的是相當地道的蘇州方言,資歷不深的上海移民是不太讀得懂的,真聽得懂小說裡的“蘇白”的老上海,可能又不識字,或者又未必能把書裡生造出來的發音字完全搞清楚。

隨便在書中找一段話,打個比方,就知道這部吳語小說為何難以流行。譬如,小說中雙玉與淑人一對戀人的對話(第六十三回),女子問男子說:“倪七月裡來裡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概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閑話,耐阿記得?”這句話如果完全按照發音讀出來,老上海是聽得明白的(如果不識字,只是去看書,一樣不明白),可外地讀者根本以為本子上印的是亂碼。其實,這句話翻譯成“官話”或者“國語”,不過是一句很簡單的“情話”,是說:“我們七月裡在一笠園,也像現在這樣子坐在一塊說的話,你記得嗎?”

僅此一例,就可以想見,即便是在通俗風情小說很流行的上海當地,《海上花列傳》這樣的吳語小說,也不太可能大紅大紫,並不是特別流行。不料30多年之后,胡適看到這部小說,卻把它視作“活寶”,認為這是“活的”方言文學范本,極為寶貴,對之大加贊賞與推崇。1926年,胡適邀約他的安徽老鄉汪原放為原書加上標點並校訂,重新印制出版了《海上花列傳》。為了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方言小說,熟悉蘇州方言的胡適特意為此書寫了一篇很長的序言來介紹與說明。他說:

《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貢獻還在他的採用蘇州土話。我們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吳語寫小說還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蘇州土話的第一部文學杰作。“蘇白”的文學起於明代﹔但無論為傳奇中的說白,無論為彈詞中的唱與白,都隻居於附屬的地位,不成為獨立的方言文學。蘇州土白文學的正式成立,要從《海上花》算起。

胡適很敏銳的觀察到,如今已成非遺的“昆曲”與“昆劇”(明代以江蘇昆山地區方言為基礎,結合古典戲曲音律創制的劇種,“傳奇”即劇本的概稱),劇本裡邊不唱隻說的部分,用的就是“蘇白”,即蘇州方言﹔而蘇州評彈裡,無論唱還是說的部分,用的都是“蘇白”。到了《海上花列傳》這樣的文學作品出現,蘇州方言登堂入室,“蘇白”的發音都白紙黑字地寫進了小說。這在胡適看來,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兒。他接著評價道:

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鬆、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昆曲的無不受吳音的訓練﹔近百年,上海成為全國商業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佔特殊的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少年心﹔向日所謂南蠻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吳中女兒最系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最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胡適話音落下半個世紀之后,聽得懂也講得出“吳儂軟語”、說了一輩子上海話的張愛玲,以“民國世界臨水照花人”的姿態,重新擔負起向中國讀者宣傳吳語文學的重任來。她決定要將這一部吳語小說翻譯成國語小說,讓所有中國讀者都能讀懂。之后,還翻譯成了英語,這是要全世界都能讀懂的架勢了。

上個世紀80年代初,年過花甲的張愛玲在台灣《皇冠》雜志上,陸續發表《海上花》譯稿,那六七十回的連載,看得人眼花繚亂、琳琅滿目。當時的中國讀者,再讀這一部百年前的晚清吳語小說,竟毫無方言上的理解障礙了。張愛玲恰到好處地用現代上海話與“國語”混搭,不但破解了原著的方言密碼,更彰顯了舊上海的時尚密碼。

1983年11月,台北皇冠雜志社將張愛玲譯述的《海上花》,結集出版。正文之前,印有胡適的“海上花列傳序”與張愛玲的“譯者識”。張愛玲簡略表達她的方言文學觀,且對譯述《海上花》的緣起也有交待。她這樣寫道:

半世紀前,胡適先生為《海上花》作序,稱為“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滄海桑田,當時盛行的吳語小說早已跟著較廣義的“社會小說”過時了,絕跡前也並沒有第二部杰作出現。“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不如說是方言文學的第一部杰作……全部吳語對白,《海上花》是最初也是最后一個,沒人敢再蹈覆轍——如果知道有這本書的話……我等於做打撈工作,把書中吳語翻譯出來,像譯外文一樣,難免有些地方失去語氣的神韻,但是希望至少替大眾保存了這本書。

時至今日,再重新回看這一部“吳語文學的第一部杰作”與“最后一部杰作”——《海上花列傳》,大部分讀者恐怕仍然隻能通過張愛玲的譯述來領略其風採了。

毋庸置疑,方言文學的獨特魅力,確有穿透時空與地域的力量。僅以胡適發現與張愛玲翻譯《海上花列傳》為例,二人皆為這部方言小說傾心,之后又皆全力推介﹔一部校點本,一部注譯本,兩者相隔竟達半個多世紀,足以見証方言文學的獨特魅力。

同時也不必諱言,方言文學的獨特魅力,可能也正是其流行限度所在。無論是胡適,還是張愛玲,在相隔半個多世紀的各自評述中,都深知如果將方言翻譯出來,難免有些地方失去語氣的神韻。所以,胡適只是選擇了推介校點本的方式將原著重新出版一次,只是想將這部方言小說留諸后世,留給懂方言的讀者﹔而張愛玲則更進一步,希望讓更多的、尤其是不懂蘇州方言的讀者也能讀懂。

尋找方言文學的工作,並非一人能夠完成。一直有人在嘗試,也一直有人在批評﹔一直有人在開拓,也一直有人在質疑。

沈從文VS徐志摩:湘西土話也可以寫詩

與張愛玲用夾雜著現代上海話的“國語”來翻譯“吳語”相類似,徐志摩用中文翻譯外語的時尚嗅覺,也出奇的敏銳。

把意大利的佛羅倫薩翻譯成“翡冷翠”,把法國巴黎的商業中心大道翻譯成“香榭麗舍”,把英國的劍橋翻譯成“康橋”,把日本語的“再見”翻譯成“沙揚娜拉”——都是徐志摩的創意與詩意。無論是再別康橋,不帶走一片雲彩﹔還是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沙揚娜拉,徐志摩的確是一位用外國語境與語匯寫“洋詩”的高手,絲毫沒有沾染上方言的“土氣”。

無可否認,徐志摩的新詩是那個時代的文學時尚之一。雖然他在上海與北京生活過,卻很少用上海話和北京話來寫作,更不會用浙江海寧方言。徐志摩的詩裡,甚至在他講演與撰文時,也總是有意無意地捎帶著一些新譯詞匯,總會讓人覺得有文藝的氣味。

可在湘西土生土長的沈從文並不贊成中國作家在文學創作時趕時髦。他要另辟蹊徑,用方言來寫詩。這樣的“新詩”別具一格,自然又是另一種新生事物了。

1922年,在湘、川、黔邊境與沅水流域一帶當過四五年兵的沈從文脫下軍裝,來到北京求學。他渴望上大學,可是僅受過小學教育,又沒有半點經濟來源,隻能在北京大學做旁聽生。時年剛二十歲出頭的沈從文,獨在異鄉為異客,旁聽北大也發愁。百無聊賴,突發奇想,他要用湘西土話寫新詩了。

1925年,比胡適等大張旗鼓宣傳《海上花列傳》還要早一年,沈從文就用湘西方言開始寫自由體新詩,寫了好幾首,竟然都在《京報》上發表了。《鄉間的夏》是這一組方言詩的第一首,也是使用湘西方言最多的一首。

1925年6月20日,北京的初夏,已經熱得夠嗆。沈從文在租住的“窄而霉小齋”中,回憶起湘西那鄉間的夏天,就用湘西土話寫成了一首當時很流行的自由體新詩。可能是擔心北京的讀者看不懂這樣的方言詩,他還給這首新詩做了8個注釋。

當時就在北大任教授的徐志摩,也是北京各大報刊副刊版面上的常客。不知道徐志摩等每天照例翻看《京報》之時,突然瞅到沈從文的這一首方言詩,作何感想?或許會覺得“土”得掉渣,或許會不屑一顧。總之,恐怕真是“非主流”的感覺吧。其實,即便如今來看這首方言詩,要徹底看懂、弄明白,恐怕還得再多加幾個注解才行。

然而,四年之后,從湘西“邊城”來北大旁聽的沈從文,卻被當時已經赴上海公學出任校長的胡適聘為講師,為上海學生講授中國文學去了。這位隻有小學學歷的大學講師,也就此把一口湘西土話帶到了上海。正是在那裡,沈從文遇見了心目中的“女神”,他班上的學生——張兆和,愛上了這位從蘇州庭院中款款走來的“三三”(張兆和在家中四姐妹中排行第三),寫出了“我行過很多地方的橋,看過許多次數的雲,喝過許多種類的酒,卻隻愛過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人”這樣美好的詩句。

從此之后,沈從文一發不可收拾,把他那一口湘西土話一次又一次地付諸文字、注入文學,用方言抒寫鄉愁、表達情感,俘獲了一大批並非來自湘西的各地讀者。不難發現,沈從文在中國文壇的地位,絲毫不遜於任何一位來自“官話”中心區域的作家,絲毫不遜於任何一位來自諸如北京、天津、上海或江浙一帶中心城市的作家。當年那一首土得掉渣的方言詩,以及后來那些夾雜著湘西方言寫成的《邊城》等文學作品,已然成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道不可不看的風景了。

老舍+周作人:“京味兒”文學榜中榜

沈從文在北京用湘西方言創作新詩那會兒,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倆也都住在北京。

魯迅創作的《狂人日記》與《阿Q正傳》等小說,雖然偶爾也閃現出紹興方言的魅力,可大體上仍然是“官話”體的白話文小說,各地讀者都能看得懂,自然流行起來也頗迅猛。周作人不怎麼愛寫小說,主要是從事翻譯外國文學與撰寫雜文與隨筆,但十分熱衷方言文學的搜集與研究。總體而言,這兄弟倆對於方言運用於文學創作,都有相當深厚的研究,但都沒有用純粹的紹興方言或某一種他們也曾熟悉的方言去集中創作文學作品。當然,他們也沒有把北京方言用於文學創作,只是偶爾在雜文中捎帶幾句“國罵”而已。

舒慶春當時正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任講師,教學工作間隙,也難免百無聊賴,有些想家了。與沈從文在北大旁聽間隙時用湘西方言寫詩的情形相仿,舒慶春也琢磨著寫一點老北京的故事,以此一解鄉愁。

1926年,舒慶春向國內的《小說月報》投稿,開始發表其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連載第1期署名“舒慶春”,第2期起將署名改為“老舍”。從此,中國文壇上多了一個名叫“老舍”的北京作家。這位作家是土生土長的老北京,寫的也是老北京,寫作用的也是北京方言。

老舍的代表作《駱駝祥子》,是集多項藝術優勢於一身的作品,也是其最終確定小說創作道路和藝術風格的代表作。上個世紀30年代的中國文學界,藉此重新發現了老舍。《駱駝祥子》這部現代文學世界中永不褪色的經典之作,與茅盾的《子夜》和巴金的《家》鼎足而三,可謂中國現代小說領域裡的“殿堂級”作品。當然,這部經典之作,也是用北京方言創作的現代小說代表作之一。

提到北京方言,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北京話中的“兒化”音。《駱駝祥子》裡的“兒化”音,比比皆是,簡直“兒音繞梁”。常用的“今天”、“明天”、“昨天”,用北京話說就是“今兒個”、“明兒個”、“昨兒個”﹔還有什麼“一邊兒”、“一星半點兒”、“麻利兒的”、“碴兒”、“飯轍兒”、“打鼓兒”、“繃著價兒”、“哥兒們”等等。這些小說中的北京話兒,就擱在“今兒個”,北京城裡也是不絕於耳,透著一股子熱乎勁,一股子北方味兒。

可曾經住在北京八道灣胡同裡的魯迅,卻不怎麼喜歡老舍的作品,主要原因竟然就是其大量使用北京方言。據老舍的兒子舒乙回憶,“魯迅在自己的文字裡隻有兩處提到老舍,都是在給友人的信裡。在這兩處裡頭,他瞧不上老舍。一處說他地方色彩太濃,他是寫北平的。第二處是說他是林語堂創造的那種幽默理論下頭的一個人物,說老舍的幽默是一種油滑、一種輕浮,不可取。魯迅的這種說法,老舍本人並不知道,他對魯迅崇拜得要命,一輩子都說魯迅的好話。實際上現在來看,魯迅罵過不計其數的人,罵老舍算是最少的。”當然,最終魯迅還是認可了老舍的文學成就。據說,“1936年魯迅快去世的時候,他有一次對美國記者斯諾說,老舍、沈從文、郁達夫是中國短篇小說最杰出的代表,他是承認老舍的文學成就的。”

與其兄的意見完全相反,周作人認為老舍的作品不錯,從一開始就表示贊賞,且認為老舍的作品好就好在使用了北京方言。《駱駝祥子》的日譯本在東京出版時,書前就印有一篇周作人於1942年9月已寫好的序言。周序對老舍及其作品大加贊譽,稱:

中國用白話寫小說,已有四五百年的歷史,由言文一致漸進而為純潔的語體,在清朝后半成功的兩部大作,可為代表,即《紅樓夢》與《兒女英雄傳》。現代的小說意思盡管翻新,用語有可憑藉,仍向著這一路進行,至老舍出,更加重北京話的分子,故其著作正可與《紅樓》、《兒女》相比,其情形正同,非是偶然也。

周序中,將《駱駝祥子》與《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相提並論,充分肯定了老舍的文學成就。這樣的評價,堪稱是《駱駝祥子》問世以來,在中國文學界得到的最高贊譽了。

方言文學版圖:北上廣三分天下 湘川陝異軍突起

當年胡適在熱捧《海上花列傳》,贊嘆吳語文學的同時,也早就把“京味兒”文學視作方言文學的主流陣營。就在他為《海上花列傳》新版所寫的序言中,已經提到: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遠。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與駐防,近年京調戲劇的流行,這都是京語文學傳播的原因。

誠如胡適所言,中國方言文學的三分天下——“京味兒”文學、海派文學與粵語文藝三大版圖,至今都還客觀存在。如今,中國方言文學“北上廣”的三大版圖劃分——仍是以地緣政治的根基深淺、區域經濟總量的輕重、方言覆蓋人群的多寡為主要依據的。

至於粵語文藝,在方言文學作品方面,一般讀者會覺得不是特別發達。近百年來,在中國方言文學領域中,在全國范圍內似乎既無知名度特別高的粵語作家,也無十分流行的粵語小說。可是別忘了,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粵語歌曲與“港片”(粵語影視劇)在內地大眾文藝領域是如何的風光無限,是何等的炙手可熱。70后與80后兩大人群,對那一口“港腔”的靚歌金曲至今還記憶猶新。由此可見,廣東方言的文學創作,只是換了一種更大眾化、更通俗化、更商業化、更容易接近青年人的方式,進行快餐式創作、流行與傳播而已。粵語文藝,在中國方言文學中依然榜上有名,隻不過換成了“金曲榜”或者“票房榜”的方式,來與當代中國的青年大眾更為親密地接觸罷了。

當然,“北上廣”方言文學的“三分天下”之外,南腔北調的中國方言文學也各有各的路數,也都酒香不怕巷子深。自沈從文以方言詩與《邊城》開創湘西方言文學以來,方言文學創作生機勃勃,新人新作品多有涌現。譬如,李劼人以四川方言寫袍哥江湖與川西風俗的《死水微瀾》引人入勝,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中不乏四川方言,張恨水的《紙醉金迷》裡也多有重慶方言。“川軍”就此在中國方言文學版圖中異軍突起,四川話甚至還成了曾為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之一、瑞典人馬悅然的“鄉音”(其妻為四川人,馬氏也很喜愛搜集四川方言)。再后來,陳忠實、路遙、賈平凹等“陝軍”一系崛起,《白鹿原》上《平凡的世界》,讓更多中國讀者在《秦腔》中品悟到了“最美的平凡”。

總之,中國方言文學的版圖一直都在,也一直都在百花齊放。在這些版圖上的特定文學、文藝形態與特別的作家與作品,一直都在花樣翻新,層出不窮。北上廣三分天下之外,自有湘川陝異軍突起。可以預期,版圖亦是拼圖,自然還會有一代又一代的方言文學家們來重新拼合與書寫新奇。(肖伊緋)

(責編:劉穎穎、丁濤)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

推薦視頻
  • 雲游大家故居:李白故居
  • 《燕雲台》主演談如何解鎖歷史人物
  • 王千源:別丟掉,對表演的熱愛
返回頂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