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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推出兩部新作,疫情期間又在創作一部長篇

馮驥才:躲進書房寫天津往事

2020年03月13日08:14 |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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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20年來致力於文化遺產搶救的馮驥才,又開始回歸文學了。今年年初,他接連推出隨筆集《書房一世界》和《俗世奇人》(三)兩部新作。前者以書房中的一物一景起興,用77篇精妙短文串聯起人生的細節﹔后者則以十八個短篇小說連綴構成,描寫天津衛的鄉土異士和市井奇人。

  “不是我想寫小說,是小說找我寫它。”近日,在接受本報記者“雲採訪”時,馮驥才透露,一個多月的宅家時光裡,他在關注疫情的同時,又在創作一部新長篇,寫的依舊是天津的故事,但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了另一套筆墨,寫了另一半的天津。”

  書房是作家最不設防的地方

  “我看了很多古今中外的書,好像有一個題材作家們忽略了,就是作家的書房。”在人們的印象裡,作家可能都是奮筆疾書、十年寒窗、半夜青燈地寫作。然而馮驥才說:“遠非如此,我要告訴你們一個真實的作家的書房和作家的生活。”於是,有了這本《書房一世界》。

  書房,對年輕時的馮驥才來說,是個奢望。那時候生活困難,全家人擠在十幾平方米的小屋裡,一張桌子既是餐桌也是書桌,隻有等全家吃完飯收拾干淨了,馮驥才方能寫作,而他的孩子則隻能在板凳上寫作業。直到上世紀80年代走上文壇,生活慢慢改善,馮驥才終於有了書房。

  “一進我的書房,中間是書桌,上面擺著台燈和藝術品。陽光從朝南的窗戶射進來,看見的都是剪影,很美。”寥寥幾句,馮驥才便向記者描繪出一幅溫馨的書房小畫。更多的細節藏在書中,丁香尺、西晒的小窗、杯中泥土、小藥瓶、楹聯、節日風物……馮驥才書房裡的每一個物件都藏著獨特的故事,或承載著友人的情誼,或記錄了一段難忘的往事,抑或是作家本人的愛好所在。“許多在別人眼裡稀奇古怪的東西,再普通不過的東西——隻要它們被我放在書房裡,一定有特別的緣由。”

  和很多文人一樣,馮驥才愛收藏,但他的書房裡卻並無特別貴重的藏品。“珍貴的都放到博物館裡了,留下的都是我在心裡分量特別重的東西。”比如,他的書房裡一直擺著母親的一張舊照,“我母親今年103歲了,這張照片是她二十八歲那年拍的,年輕母親的清新與美麗都保留在這張照片上。”還有一張則是馮驥才22歲時,和愛人相識后拍攝的第一張合影。“從這張照片可以感受到我們在一起畫畫和交往那段歲月的無憂無慮。我那天高興中還有點緊張,因為她與我交朋友已經兩年,終於同意與我拍張合影照了,合影可是一種認可啊。”

  馮驥才的書房名為“心居”,在他看來,“作家的書房,正是作家最不設防的地方,因為你的一切想象、思想在書房裡都是赤裸裸的,都要真誠地表達出來,讀者不需要看一個虛假的字。同時,書房又是作家向外射子彈的戰壕,是安頓自己心靈的地方,是詩情畫意的地方。”現在,他已經把書房的門打開,“希望我的讀者進來。”

  淘書會有喜從天降的感覺

  作家書房裡最多的,自然是書。馮驥才也不例外,書、手稿、日記、資料……堆滿了他的書房。“我家有一個保姆幫我收拾房子,我要求她一張紙都不能動。所有紙都是雜亂的,但我知道我需要的那張紙能在哪一堆裡找到。”

  書越來越多,馮驥才就不斷地把它們搬進圖書館,但有一部分,是絕對不會拿走的。“這些書記錄了我潛在的閱讀史,具有人生意義。”比如上海兒童良友社彩色膠印的《黑貓的假期》和《奧林匹克運動會》,還有上海國光書店出版的《珊珊雪馬游月球》,都是馮驥才孩提時代閱讀的証物。“這些兒時的書,卻是我一生中看的遍數最多的書,至少幾百遍。書中每個形象至今還活蹦地印在腦袋裡。”

  “藏書、寫書、編書,我這一輩子和書沒分開過。”馮驥才每到一個城市,最喜歡的就是逛舊書市場。“淘舊書時還總會有一些不期而遇和意外發現。發現到一本不曾知道的特殊的書,像發現一片未知的新大陸。”因此,他也呼吁,每座城市都應該有自己的舊書市場,應該讓它成為城市的文化聚集地,“換一個角度看,一個擁有一些生氣勃勃的舊書市場的城市,必定是個‘書香社會’。”

  現在,馮驥才每天都要花半個小時逛孔夫子舊書網,再托年輕朋友幫他下單。前不久,他剛剛發現了一位比利時畫家於1864年在天津創作的一本版畫集,書中對當時的天津風貌作了頗為精細的圖摹,他馬上聯系海外的朋友,無論如何也要淘到這本書。

  除了逛舊書市場,每次出國,馮驥才還喜歡參觀博物館和作家故居。“有一次我跟王蒙在愛爾蘭看蕭伯納的故居,我倆吃驚地發現,蕭伯納書桌對面的牆上挂了一張很大的畫像,畫像裡的人一雙眼睛咄咄逼人。一問才知,那是專門批評蕭伯納的批評家,而且批評得非常嚴厲。蕭伯納把他的畫像放在書桌對面,就是為了激起自己的精神。”

  在國內,馮驥才也進過不少作家的書房。比如上世紀80年代初,他常去孫犁的書房,“裡面沒有任何裝飾,干淨、清淨、平靜,和他的文章一樣﹔桌上有個天青色的瓷缸子,裡面放著十幾顆雨花石,每個石子都像他的文字一樣,純粹、透明。”馮驥才頗有感觸地說,作家的書房和人的氣質、習慣、文風是一致的。

  新長篇用另一套筆墨寫天津

  “作家的骨子裡帶著城市的性格,就像王安憶的上海,方方的武漢,城市的文化精神是不自覺地滲透在文字中的。”也正因為如此,天津這座城市的性格,不僅體現在馮驥才的個性上,更生動地跳躍在他的文字間。《俗世奇人》,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俗世,就是普通平凡的社會生活﹔奇人,或是不尋常的人,或有非同一般的性情,用天津話來說,就是‘各色’。”馮驥才對入選《俗世奇人》的故事有一個標准,下限是“意想不到”,上限是“匪夷所思”。這樣的故事看似難尋,但對他來說又是信手拈來。“我一輩子沒離開過天津,做過太多工作,工人、業務員、教師、畫家,又喜歡交朋友,可以說是三教九流都接觸過,好玩兒的人、有趣的事聽得見得太多太多。”每有觸動,馮驥才便會記在身邊構思的本子上,等到心血來潮時就付諸筆端。

  在《俗世奇人》中,人物雖然性情迥異,卻都有天津地域文化的共性,這也是馮驥才最喜歡的。據他總結,天津是碼頭,是中西碰撞的地方,因此天津人豪爽、義氣、爭強好勝、好面子、幽默,但這幽默又和北京人不同。“北京的幽默是順茬兒,天津的幽默是嗆著的,喜歡正話反說、明話暗說。北京是精英文化,聊的是郭沫若、齊白石、茅盾﹔天津是市井文化,喜歡聊馬三立、泥人張。”

  《俗世奇人》系列,並不是完全用天津方言寫的,這是為了讓小說能被更多的外地讀者接受。但馮驥才給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追求的不是天津味兒,天津味兒是一個表象,我追求的是天津勁兒,就是天津精神。”

  這段時間,馮驥才和很多人一樣宅在家裡,也一直在關注著疫情。“家事國事天下事,知識分子都應該關心。”每天早起,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疫情新聞,但看到九點多就強迫自己關機,開始寫作。一月份以來,他開始了一部新長篇小說的創作。“大家都知道,寫長篇是不能斷的,不能被干擾。寫到什麼境界最好呢?書裡的幾個人物,你打他一巴掌,就知道他的反應。”得益於這段特殊的宅家時光,馮驥才寫得格外投入。

  在記者的再三追問下,他也透露了新長篇的主題,仍舊是寫天津的故事,但這一次不寫老城,而是寫租界。“天津是個華洋雜處的城市,租界區和老城區完全不同,我就出生在英租界。以往我的小說都是寫老城,很多讀者不知道另一半的天津是什麼樣,不把它寫出來,對不起生我養我的天津。”正因為寫的是“另一半的天津”,馮驥才說,這部長篇小說的人物、氣質、文本、語言,都和《俗世奇人》完全不同,用的是“另一套筆墨”。(記者 李俐)

(責編:韋衍行、丁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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