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對我來說，是最難解讀的秘密。

　　它不僅僅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世界”，從金碧輝煌的大都市到便於俠隱的深洞，經過沙漠、聖山、原野、大海。有人懷疑它、有人迷戀它、有人渴望抓住它，可是它神秘地、矛盾地以晃動的身影時有時無地展示在我們眼前。它多麼龐大，與我所熟悉的西方世界多麼不同。每一處、每一地都有自己的特點，並且以它的獨特性呈現在我眼前。

　　解讀中國是很艱難的任務，因為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中國同時存在，我們必須經過很多深層的理解階段才能看出哪個是它的真相。同時存在著西方人眼裡的中國、中國人眼裡的中國、中國想給外界所顯示的形象等等。它能同時肯定又否定我腦子裡所有的文化定型，在敘事中強力地顯現真實的或虛假的傳奇，使我越來越眼花繚亂，直到一天我終於覺悟了：停止判斷對錯，開始觀察、細聽、觸摸、欣賞。

 

　　30年前，從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畢業的意大利本科生帕特裡西亞·裡貝拉蒂來到中國。如今，她更為人所熟知、也更願意別人稱呼她的名字是李莎。作為翻譯了多部中國文學作品的漢學家，在2014年中國作協主辦的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上，李莎用開頭這段話來回憶和表達自己初到中國的感受。

　　來中國之前，李莎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讀中文，學習漢字和中國語言文學。大學三年級，她和同學們開始學習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學者趙毅衡曾給他們授課，推薦了王安憶的“三戀”，李莎讀的王安憶第一部作品就是英譯本《小城之戀》。

　　1990年，李莎本科畢業來到中國。之后一年，她在歐共體與中國企業家協會合作的MBA項目中擔任培訓負責人。1991至1992年，李莎任意大利駐華使館科技參贊私人秘書，同時到使館文化處幫忙。1995年，她正式進入使館文化處工作，現任意大利駐華使館文化處文學出版項目負責人。除了組織和參與中意文學交流等使館日常工作之外，李莎最重要的身份就是譯者。她翻譯推介了中國作家的多部作品，並從2014年開始負責《人民文學》雜志意大利文版《漢字》的選稿和翻譯工作。2019年9月，為錄制系列短片《文學的力量》，記者專訪了李莎。今年2月，記者就訪談中的部分細節與李莎做了溝通、訂正，得知李莎年初時回到羅馬照顧生病的母親。她還對記者表達了對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注和對中國朋友的關切與祝福。3月7日，李莎按照之前的行程安排回到北京，需在家中隔離到22日。她也期盼意大利能盡快控制住疫情，恢復正常生活。

　　“它又是陌生，又是親切”

　　讀了王安憶的“三戀”之后，李莎又看了王朔的《動物凶猛》等作品。到中國后，因為參與一個文學項目，李莎採訪了王安憶，還寫了一篇小論文，同時也認識了王朔。她開始覺得中國文學非常有意思，想多讀一些，但那時還沒有想要做翻譯。一段時間后，李莎覺得光靠工作沒法提高自己，需要回到學校，於是報考中央戲劇學院戲文系。從1998年到2001年，她看劇本、分析劇本，又讀了一個碩士學位。畢業后，用李莎自己的話說：“就繼續看書，但還是沒有想過要翻譯書。”

　　有一次，李莎和意大利翻譯家米塔一起逛美術館后街的三聯書店，被一本書的封面吸引——莫言的《檀香刑》，米塔買下這本書送給她。李莎說，一般外國學生讀中國文學作品，10頁或15頁之后才能被作品抓住，一是因為語言問題，二是很多作品確實節奏比較慢。“但《檀香刑》我剛看了兩頁，就覺得非常有意思，我最后就放不下了，連續看完。”她把閱讀感受告訴米塔后，曾經翻譯過多位中國作家作品的米塔鼓勵李莎把這本書翻譯成意大利語。李莎不敢，米塔就幫她寫了一個內容梗概，說服出版社為什麼要翻譯和出版這部書。最終，意大利第二大出版社艾因奧蒂出版社同意了這個出版計劃。2002年，李莎一邊准備迎接雙胞胎女兒的出生，一邊開始了她的翻譯生涯，《檀香刑》成為她翻譯的第一部中文作品。

　　由此，李莎的翻譯熱情日益高漲。她又陸續翻譯了莫言的《生死疲勞》《四十一炮》以及一部自傳性質的中篇《變》。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李莎又應出版社的要求翻譯了《蛙》。李莎告訴記者，她和朋友合譯了一部莫言的“鬼故事集”，即將出版。

　　“中國離意大利那麼遠，又是當時不太了解、比較神秘的國家，文學是幫助你溝通的一個重要方法。一個外國作家為什麼吸引你，基本上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因為他跟你相似，二是因為他離你較遠。”李莎認為，莫言對這一點把握得非常准確和成功。“你看他的作品，覺得他特別像我認識的一個人。然后他突然做了一件事，我又沒想到他怎麼能往那個方向走，你的好奇心、注意力都被吸引了”，“因為它又是陌生，又是親切，最重要就是這個”。

　　此外，李莎的譯作還包括賈平凹的《老生》、劉震雲的《我叫劉躍進》、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與米塔合作翻譯）以及孟京輝的話劇作品《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台詞意文版）等。

　　在從事翻譯的過程中，李莎也試圖找到解讀中國當代文學的關鍵詞，在第三次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的論文中，她用三個詞來形容中國和當代中國文學——痛苦、韌性、重生。從自己的閱讀和翻譯經驗出發，李莎認為，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直至90年代，描寫痛苦以療愈創傷成為一批中國作家的創作目標。在經歷了翻天覆地的歲月之后，中國人以獨有的韌性對付苦難、找回自己、確定獨立的角色。雖然也受到了世界文學潮流的影響，吸收了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敘事和表現方式，但中國作家也在尋找自己獨特的文學樣式和風格。實驗、先鋒的90年代之后，伴隨著傳統文化的重啟，中國當代文學也在世界文壇初步亮相。進入21世紀，網絡的普及讓更多人獲得了想象和沉思的機會，也為人們的表達和交流提供了平台﹔而中國自身的進步也使得文化事業在提升的同時有了“走出去”的戰略要求。在李莎看來，現在更多的中國文學作品被翻譯成外文，還有電影、話劇、音樂、美術等多種藝術形式在世界范圍傳播，增強著“‘中國故事’在世界千萬個敘事中的獨立地位”。 “你得看見那個人，看見他怎麼做事”

　　初到中國，李莎常常感到疲憊。到王府井大街採購，往來的人流、身體與身體的接觸摩擦都挑戰著她的神經。她說，在中國的老外有一種說法：誰在中國待一周，能寫出一本書﹔待上一個月，差不多能湊合出一篇文章﹔時間再長就什麼都寫不出來了。時間長了，李莎自己也患上了“沉默症”。所幸她可以閱讀和翻譯，在快速變換的環境中以此慢慢地“重新發現自己”，調試從間離到歸屬的過程。在漢學家文學翻譯國際研討會的自述中，李莎說，突然有一天她意識到，“中國是一條巨大的鯨魚，混雜於上萬個黑色頭發的人山人海中的我是最安全的、最舒適的、最溫暖的”，她開始初步明白“為什麼不管是什麼外來的文化，終於都被中國吸收、消化了並納入其中的原因”，她開始學會“不讓第一個印象佔滿我的心裡”，學會“觀察細節，細聽語調”，重新發現了自己在中國的獨特性，並獲得一種歸屬感。

　　當然，30年的中國生活中，李莎和很多中國作家成了朋友。

　　在翻譯過程中會碰到各種各樣的問題，李莎的破解之道是從作家本人身上找答案。她會找作家詢問、溝通和對話，並得到解釋。不用像翻譯已經去世的作家那樣要靠不同譯本之間的比較和理解，“直接找他”是翻譯當代文學的優勢，在她看來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

　　一來二去，李莎和很多中國作家的交情就不隻限於譯者和作者。她經常和劉震雲一起吃河南菜，她的女兒和劉震雲的女兒也是朋友。劉震雲女兒執導電影的時候，也請李莎過去待幾天，分享心得。李莎還去過阿來家，見到了阿來的家人們，和他們一起吃飯……李莎和作家們的交流就是日常的交流，“就是生活吧，一起分享”，但是“特別有意思”。她在翻譯徐皓峰的《師父》時，因為寫的是武術，有一天她跟徐皓峰說，“一塊兒吃個飯吧，說一下這個事兒”。席間，徐皓峰說著說著就站起來，開始擺一些武術動作，“整個飯館都在看，好玩極了”。

　　這種朋友間的交流對於李莎來說非常重要，不僅僅在於作家回答了翻譯中某個具體的問題，而是因為“你多了解他們，你就多明白他們寫的東西”。李莎一個人做翻譯的時候，看到一句話，會想起來那個作家的臉或者他正在寫的東西，這可以激發她的想象力。多年來，李莎積累了一套翻譯心得，“你得明白他怎麼想，才有方法把他的思維變成自己的語言。你得看見那個人，你得看見他怎麼做事，你得進入他的腦子，才能翻譯他的東西。”

　　“把中國文學介紹到外國，是我們願意做的”

　　隨著對中國文學的熟悉，李莎的翻譯工作開始忙起來，到現在，“幾乎沒有一分鐘閑著的時間了”。忙歸忙，李莎覺得很滿足，她覺得“中國故事”自己隻解讀了一小角，雖然很難，但越看越有趣，各種各樣的工作也會給人成就感，讓人變得越來越敏銳。

　　近幾年，李莎在中國文學的意大利語翻譯方面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3月12日，意大利夜間出版社憑借《關於愛欲和食物的8篇中國小說和8篇意大利小說》一書獲得了2019年意大利國家獎中的翻譯及文化交流獎項。該書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和夜間出版社共同策劃的意大利文版，2019年由夜間出版社出版發行。李莎是該書的主編之一，從2017年開始，她和另一位主編、意大利漢學家、翻譯家傅雪蓮一起，負責為這本書尋找意方出版社、中意雙方的聯絡、選取合適的意文和中文小說，並組織和參與該書的宣傳活動。她還翻譯了作品集中文珍的《西瓜》、馮唐的《麻將》、葛亮的《浣熊》、殳俏的《雙食記》4篇中文小說。目前，她正在與人文社討論其他主題的中意雙語互譯作品集。

　　李莎和傅雪蓮的相識始於《人民文學》雜志意大利文版《漢字》的創辦。2011年，《人民文學》創立英文版《路燈》。2012年，李莎應時任《人民文學》副主編的邱華棟邀請，參加《路燈》的研討會。看了《路燈》后，她非常喜歡，並建議也做一個意大利文的版本。2014年，邱華棟給李莎打電話說，可以做意大利文版了。經邱華棟介紹，李莎認識了米蘭比克卡大學的傅雪蓮，兩人開始合作《人民文學》意大利文版《漢字》。

　　《漢字》第一期於2014年出版，刊發了鐵凝、李敬澤、麥家、范小青、李洱、劉慈欣、翟永明、於堅、魯敏、盛可以、田原、阿乙、路內、笛安、任曉雯等作家的作品，涉及小說、隨筆、詩歌等。李莎說，第一期對於作品的選擇意在提供對中國文學的全景式掃描，反映當今中國社會人們所關注的不同方面以及對歷史的認知和思考，並有科幻等不同形式﹔在作者的選擇上則側重中國文壇的中堅力量和新生代作家。之后，每期《漢字》都有不同的主題和側重，比如2015年第二期以女性為主題，之后有一期以城市為主題，還有一期以“絲綢之路”為主題，選擇了一些少數民族作家作品。2019年最新的一期則以科幻為主題，選擇了劉慈欣、陳楸帆、夏笳等作家的科幻作品。

　　從2016年開始，《漢字》在原有一年一期的基礎上，每年增加了一本中意雙語版。李莎介紹說，雙語版是考慮到能夠給意大利的出版社提供一些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和獲得重要文學獎項的作品。在主題和內容選擇上，李莎有自己的觀察角度和想法。“我們既然做了科幻，那也可以做一個系列，就叫類型文學，按主題選擇一些比較經典的作品，比如懸疑。”她也在考慮應該做一期網絡文學，因為中國現在已經有很多比較成功的網絡作家。李莎甚至想，在每一期固定的詩歌板塊，也許可以選擇一部分rap歌詞，把這些rap歌手自己的語言作為詩歌藝術來呈現。“好玩吧？這是中國年輕人喜歡聽的也關注的東西。我覺得把這些新的東西介紹給意大利的年輕一代，可以使這兩群人更接近一點，互相理解。畢竟將來他們是有機會互相接觸的。”

　　現在，《漢字》在意大利的發行由羅馬和米蘭兩個較大型的書店發售紙質版，包括亞馬遜在內的網上書店也能買到電子版，主要的讀者來自高校、評論界和出版社。《漢字》是意大利十幾所教漢語的大學的選讀或必讀參考書，老師和學生們不只是用來閱讀，也用來做一些翻譯。李莎介紹說，他們每年會舉辦一個翻譯比賽，鼓勵學中文的學生們參加，從《漢字》中選擇作品，獲獎的翻譯作品將在《漢字》上推介。這樣做的初衷是因為中文和意大利文的區別太大，翻譯有可能把一本不太好的書變成一部杰作，或者把一部杰作變成垃圾。“我不一定翻譯得對，你可能有一個方法比我做得好﹔或者我的翻譯是一種選擇，還有其他五六種選擇也很好。我們也可以討論為什麼會這樣翻譯。”

　　早些時候，大部分意大利讀者熟悉和喜歡阿城、蘇童等中國作家，“一方面的原因是他們的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帶文學進來的”。但近幾年，李莎更希望意大利出版社和讀者能更直接關注到有代表性的中國作家和作品。雜志是一種媒介。除了學中文的學生或者對中國感興趣的普通人，李莎希望能夠通過《漢字》向意大利的出版社推介更多新的作家和好的作品。所以在選擇作品時，她們會有意識選擇以前很少或沒有作品被翻譯成意大利語的作家。現在已經有更多中國作家進入了意大利讀者的視野，李莎的策略是，“我們拿短篇吸引出版社的興趣”，將這些重要作家介紹過去。

　　當年看了英文版而喜歡上王安憶的作品，而現在，李莎希望意大利學習中文的學生能夠通過意大利文來了解中文、了解中國文學。劉慈欣《三體》的意大利文版是從英文翻譯的，還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通過法文轉譯為意大利文。李莎覺得這種通過第三種語言轉譯“是上個世紀的做法”，“當然，英文是很重要的語言，但我們的語言不是英語，而是意大利語”。對於重要的作家作品，李莎認為必須要由中文直接翻譯成意大利語。她對翻譯力量比較樂觀，大學裡有老師和學生對中意文學翻譯抱有熱情，意大利也有很多優秀的中文翻譯，“當然你不能認為這件事一做就能成功，你得作出精神上的投資，必須付出時間才能有所收獲”。

　　接受採訪時，李莎說：“把中國文學介紹到國外，這不是義務，而是因為好玩、有意思，我們願意這麼做。”今年是中國與意大利建交50周年，在籌備使館文化處的各種紀念活動之外，李莎正在翻譯李洱的小說《花腔》。或許李莎口中的“好玩”“有意思”，正是在於她通過當代文學，克服了初到中國的“沉默症”，覺得“有話可說”，從而打開了解讀中國的一扇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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