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士大夫》方彪 著

　　北京市西城區文物保護研究所 編

　 《北京士大夫》出新版了。這部書1992年由京華出版社首版后，由於其選題的獨特性、內容的豐富性、結構的嚴謹性、論述的流暢性、文字的生動性，特別是因為它填補了北京歷史文化研究的一個空白，一度一書難求。

　　新版《北京士大夫》，共分17章，形成“總-分-總”的敘述結構。前三章為概述，重點闡釋北京士大夫的產生土壤、生存環境以及文化特征﹔中間十章按照歷史發展脈絡，梳理各個時期北京士大夫的演變軌跡﹔最后三章重點介紹北京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人物、士大夫社會群體及風雅氣質。根據論述的主題和內容，書中採取了不同的闡釋方式，既有現象梳理，也有道理剖析、觀點闡發，力求從多種視角對北京士大夫這一歷史現象進行整體描述。

　　方彪先生以歷史發展時期為經，以文化內涵特征為緯，堅持大（全景式整體概述）-中（分期、分專題闡說）-小（典型個案描述）有機結合，依據豐富的史料，詳盡梳理京城士大夫這個社會群體的社會背景和演變脈絡，深入剖析其文化特征和言行舉止，充分闡述其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的獨特地位和重要作用。

　　北京歷史文化傳承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在方先生看來，就整體而言，士大夫階層是由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所組成﹔而在科舉制度確立之后，所謂士大夫階層可以說是在科舉制度下成長起來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士大夫階層和地主階級其他階層的分野，主要在於知識水平和文化素養上，而不是在政治和經濟地位上。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在傳播社會主導思想、確立主流價值觀、引領社會輿論、教化世道人心、推動歷史發展等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各個歷史時期，作為社會結構的中間環節，士大夫承載了其他階級或階層不可替代的重要使命，呈現出既“同中有異”而又“異中有同”的多彩面相。

　　作為一個整體，北京文化包含若干重要組成部分。士大夫文化既是皇家文化和市井文化、雅文化和俗文化、陽春白雪和下裡巴人之間的重要過渡，起著承上啟下的輻射和反饋作用，推動著不同層級文化的下移和上傳﹔同時又是躋身於各種形態文化之中的重要元素，起著穿針引線的貫穿和串聯作用，推動著各類文化的碰撞和相融。在不同發展時期的歷史風雲中，在各種文化形態的演變過程中，或隱或現、或多或少都能看到士大夫忙碌的身影。

　　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的思想表現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在士大夫這一特殊群體的身上，濃縮了中華傳統社會對理想人格、理想生活方式的典型追求，他們的精神特質和文化特征也是今天不少人特別是文化人的向往。《北京士大夫》告訴我們，把握京師士大夫文化這個轉化和融合的關鍵環節，有助於我們更加全面、深刻、准確地認識北京文化的特征。

　　從首都的高度看明清士大夫

　　著名學者史樹青先生在為本書的題詞中寫道：“幽州台上見古人直面來者”。對此，我們可以這樣來解讀：隻有站在“幽州台上”，才可以真正明了“古人”之本來面目，也才有資格與“來者”正面對話。

　　方先生從北京作為都城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演變的高度考察士大夫這個特殊群體的歷史地位、文化特點、社會作用，從而得出結論：明清兩朝“在輻輳輻射的過程中形成的京師文化代表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向和總體水平”，而“京城士大夫的活動也在全國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形成了真正的京師士大夫階層”。

　　從一定意義上說，首都的功能定位與京師士大夫的地位作用互為背書，存在著強烈的互動關系。因為北京是首都，京師的士大夫就勢必從思想上和文化上引領全國的文人志士﹔因為京師士大夫在全國思想文化界引領和示范作用的充分發揮，北京才愈加強化了自己作為全國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絕對權威與核心地位。兩者在互相促進對方發展的進程中，也在不斷地豐富和提升著自己。

　　北京士大夫文化的西城述說

　　方先生一直生活在素以“文淵”“文藪”著稱的西城，因為父母的關系，與輔仁大學、北京大學淵源頗深，又長期從事北京文史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研究功底深厚，對京師士大夫階層、對西城都有著比常人更深一層的了解和情感。書中，作者對京城士大夫的分布，做了詳盡的歸納﹔設立專節，重點介紹以“宣南士鄉”為代表的士大夫社會。他將元代的耶律楚材、劉秉忠、郭守敬、薩都剌、關漢卿，明代的楊椒山、鄒元標、沈德符、李東陽，清代的顧炎武、紀曉嵐、林則徐、魏源、龔自珍、康有為、譚嗣同等京師士大夫的前世今生，如數家珍般為我們一一道來，並指出，通過他們在社交方式、生活方式方面的風貌，通過他們在書文化、詩文化、收藏文化、書齋文化、戲曲文化、飲食文化、茶文化等方面的風姿，可以生動地、典型地反映出京師士大夫的風雅氣質。

　　方先生明顯受傳統文化影響，有著獨特的文字表達風格，簡潔而不簡陋、繁復而不龐雜，全書一氣呵成，行文非常流暢。特別是，他注重從不同事物的對比中進行闡釋，比如說到士大夫在封建社會中的地位，就有“天子愛‘英才’，社會禮‘斯文’”，邏輯關系准確清晰，主謂賓對仗工整，而且詞性相符，讀來印象十分深刻。

　　“苦茶還沒有喝完”而“殘局黑白已定”。伴隨著城市的成長和歷史的發展，作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群體，北京士大夫已經在清末民初畫上了句號。但是，作為首都歷史文化的典型代表，他們遺風猶存。或許，在方先生的下一部專著《舊京官俗》中，我們還能依稀看到他們的身影。（戴時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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