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鬆新作《煙火》被贊“平民史詩” 描繪百年老天津練攤兒眾生相

2020年07月08日07:39  來源:北京青年報
 
原標題:王鬆:別急,先別急,總有張嘴的時候

《煙火》書中拉頁

有評論家稱贊小說《煙火》是一部平民的史詩,“天津需要這麼一本書。就像上海需要王安憶、需要《繁花》,北京需要老舍、需要《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樣。”

疫情發生之時,正是作家王鬆創作《煙火》最為緊張和忙碌的時候,那時的他大部分時間人坐書房中,大腦卻穿越回100年前的天津往事。

如今,《煙火》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回憶起疫情生活與平常的不同,王鬆隻記得出門需要戴口罩測體溫:“如果說疫情對我有什麼影響,也就是偶爾下樓,必須想著戴口罩。在我生活的小區門口出入時,要伸出手,讓值守人員用那個白色的小東西在手腕上叮一下。除此之外,好像並沒什麼影響。寫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是由寫小說這項工作的性質決定的,一般情況下,不會因為外在的原因改變。所以,疫情這段時間,我每天在自己的書房裡,仍然按著自己以往的生活節律起居。”

在王鬆看來,無論是哪兒的人,每一個人,不管他嘴上怎麼說,其實都熱愛生活。也正因此,即便是疫情之下,人們仍會熱愛生活,會懷揣各自的夢想,充滿向往地去拼命活著。

寫作契機就像鑰匙,但鑰匙不是可以開所有的鎖的

《煙火》從1840年的天津寫起,到新中國成立,時間跨度100余年。故事是從天津老城的北門外一個叫“侯家后”的胡同開始的。陸續現身的人物大都是以手藝謀生的胡同百姓,做拔火罐兒的老癟、刨雞毛撣子的王麻稈兒、狗不理包子鋪的高掌櫃、绱鞋的老朱、打帘子的馬六兒、拉膠皮的保三兒、玩石鎖的劉大頭……雞毛撣子杆兒輕,毛兒長,看著密實,一抖摟又很蓬鬆,撣土不用撣,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撣子上跑﹔賣燒煤球爐子用的拔火罐兒,先把土和成泥,再踩著轉滾子把泥拉成坯子,別看是用土燒制而成,卻燒得比炮彈還結實,扔到地上能蹦起來﹔绱鞋的,不光針腳密,還該硬的地方硬,該軟的地方軟,踩在地上不光跟腳,也輕巧……這些如今已經消失的街邊手藝,在小說中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是活生生的老天津練攤兒眾生相。

有趣的是,王鬆作為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在其創作的多部作品中,津味小說並不多,而談及此次《煙火》的創作契機,王鬆表示每個作家寫一部小說,都是他的宿命,什麼時候寫什麼題材,這也是宿命。“既然是宿命,也就很難說清楚,大概是冥冥之中,或潛意識中的事,覺得該為這個城市寫點什麼了。這和我當年突然寫出一批知青題材的小說一樣,當時我沒意識到,很多人也覺得很突然,我怎麼一下就轉到這個題材上來?我的那批知青題材的小說,后來被評論家稱是‘后知青文學’。所以,一個作家突然想起寫什麼作品,或寫什麼題材的作品,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很難說清楚。至於契機,當然有。但契機就像鑰匙,鑰匙不是可以開所有的鎖的。用天津話說,得‘投了簧’。所以真正有決定意義的不是契機,而是這個‘鎖’。”

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天津

美國電影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攝《戰爭啟示錄》時曾說,他拍這部電影,就是想帶著觀眾去東南亞的熱帶叢林做一次探險旅行。王鬆說自己在寫《煙火》時,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科波拉說過的這番話。“我從一開始就想,寫這小說,也權當是帶著有興趣的讀者回到過去的100多年裡,游歷一下這座城市曾經的市井,在歷史風雲的籠罩下,也體驗一下天津人曾經的生活。”

評論家王德領先生在評論《煙火》時說,王鬆在此之前,好像並沒認真打量過這個城市。王鬆十分認可這句話,他說在創作《煙火》的過程中,隨著“穿越”回過去的100多年,在北門外的侯家后一帶穿大街鑽胡同,和曾經的這些人一起生活,漸漸發現,他真的很喜歡這個城市,喜歡彌漫在這個城市街巷裡那種特有的煙火氣。“可以這樣說,無論是哪兒的人,每一個人,不管他嘴上怎麼說,其實都熱愛生活。也正因為熱愛生活,所以才會懷揣各自的夢想,充滿向往地去拼命活著。但我要說,就熱愛生活而言,天津人還要加一個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這座城市的文化,說起來可能有很多種說法,但這些說法放到一起就如同一個拼圖,拼出來的,就是天津人這種熱愛生活的習性。也正因為他們熱愛生活,所以才具有了這樣和那樣的諸多方面的脾氣秉性。”

為了創作《煙火》,王鬆跑遍了天津的大小博物館和天津當年的老城北門外的地方。跑博物館,是想看一看實物,比如天津當年的鞋帽店,門口挂的招幌兒是用一塊木板做成皂靴的形狀,非常形象,再比如當年櫃台上用的算盤,足有兩米多長,能幾個人同時用。這些東西在資料上有記載,照片上也有,但王鬆想看看實物。因為看實物會發現,這些東西至今還帶著當年的煙火氣。

又比如天津當年的老城牆在八國聯軍攻入天津城之后,全被拆毀了。這牆磚到底什麼樣,有多大,王鬆說看文字資料和照片,和看實物的感覺總是不一樣的。另一個問題,天津這座城市當年從開埠以后,就分成兩部分了,一部分是外國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自己原來的老城區,當然,這中間還有過渡的結合部地區。北門外離南運河很近,往東就是著名的“三岔河口”。《煙火》的故事也就發生在這一帶,所以,王鬆想到實地再仔細看看:“其實這一帶,我小的時候經常來玩。但這些年工作忙,這邊也沒事,已經很少再來了。而且天津這些年發展很快,變化也大,很多地方都不認識了。”

有一次,一個當年住在老城裡的朋友,陪王鬆在“鍋店街”一帶轉。“鍋店街在我這部《煙火》中,不止一次提到過。當時路邊有個擺小攤兒的老人,我跟他閑聊了一會兒。老人對當年這一帶的每條胡同和各種事都如數家珍。當然,他說很多事也是聽老輩人說的。但他用天津話講出來,非常生動。老人的小攤兒當時就擺在鍋店街老牌坊底下,這牌坊,他,連他的小攤兒,這三樣兒看上去,都像文物。”

寫作《煙火》讓王鬆對天津這個城市有一種“重歸”的感覺,而回到100年前,王鬆說讀者是不是真能回去,他不知道,但自己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簡單地去溜達一圈兒,而是真真切切地和這小說中的幾代人一起櫛風沐雨,似乎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0多年。說到這裡,也就有些感慨。看來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壽命真是無限的,想要多長就有多長,隻要他願意,而且還活著,有思維能力,他的壽命就是發散的,借用幾何的概念,不是射線,更不是線段,而是一條直線,兩頭兒都沒有端點。”

天津不是一本書,更像地下岩層

准備好素材后,王鬆卻並未著急動筆:“寫小說跟炒菜不一樣。炒菜把各樣食材備好了,一樣一樣都擺在那兒,如果總不炒,時間一長,也許這些食材就變質了,至少不新鮮了。寫小說不是。小說的素材准備好了,故事也有了,總不寫,也許反倒不是壞事。這一點有點兒像酒,總擱著,它會變得更醇,它隻會往好處變,讓這個故事越變越飽滿,也更充盈多汁。所以,我一直告訴自己,別急,先別急,再等等,總有張嘴的時候。”

寫作小說以來,王鬆說自己第一次決定,不讓這故事飛揚起來。“就像玩兒鴿子的,天津玩兒鴿子的把鴿子的翅膀不叫翅膀,叫‘膀兒’,‘膀兒’上的大翎子叫‘大條’,玩兒鴿子的如果不想讓他的鴿子飛,就把‘膀兒’上的大翎子都拔掉,行話叫‘拔大條’。被拔了‘大條’的鴿子飛不高,不過有一樣,等這些‘大條’再重新長出來,長全了,這鴿子的本事就大了,離地面幾萬米高的‘平流層’,如果有足夠的氧氣,它甚至也能飛到。”

在王鬆看來,寫小說沒有容易的,但這種不容易,又並不是艱難,應該說是樂在其中。如果說最難的,就是最初“無中生有”的階段,這個從“無”中愣要生出“有”的過程,就如同女人從孕育到分娩的過程,有陣痛,甚至是劇痛,但也有欣喜,甚至是驚喜。

而具體到《煙火》中,王鬆表示怎麼說明白天津文化並非易事:“天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擺在明面兒,你看得見,也摸得著,但就是無法用一兩句話把它概括地說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難一言以蔽之。我也聽一些人說過,天津是碼頭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運文化,或商業文化乃至工業文化等等,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種說法也都能舉出証據。比如,我曾有一個中學同學,他從小說話就有個習慣,烙餅時翻過來,不說翻過來,說劃過來﹔兩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說走岔了,而是說走向了。他這樣的說話習慣,顯然是受家裡影響,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來我才明白,他說的這些話,其實都與船家的禁忌有關。在河上行船,當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網,行船自然也最擔心走岔了,所以才會躲著這些字眼兒。當然,如果說天津是別的什麼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樣能找出很多確鑿的証據。可見,關於天津的這些說法兒似乎都對。可再細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對。其實這就對了。天津就是這樣一個矯情的地方兒。一百個人看天津,會有一百種看法,也有一百種說法。而這一百種看法和說法,也都有自己的道理。當然,這也就是天津這個城市真正的特質所在。”

也因此,對王鬆來說,天津不是一本書。“書在翻閱或研讀的過程中,就算還沒看到的部分,你也知道它的存在,總之,所有的內容都捧在手裡,心裡也就有數,隻要一頁一頁地去讀就是了。但天津這個城市不是,它更像地下岩層,隻有鑽探到不同的深度,才會發現不同的地質構造。沒鑽探到的地方,是無法臆想出來的。當然,這也恰恰是這個城市的魅力所在。”

王鬆還認為每個人鑽探,都會有自己的方式。方式不同,也就決定鑽探的角度不同。不一樣的方式和角度,也就決定,發現的岩層構造也不盡相同。

問王鬆在《煙火》中是否挖掘到了天津的核心岩層 ,王鬆說他覺得核心岩層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沒有想尋找這個核心岩層的想法。天津這個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特質,我覺得每一個層面都很重要,也都是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應該是缺一不可的。這需要充分的嚴謹和耐心。如果勘探到一定程度,或發掘到一定程度,就宣布已經找到了核心岩層,這是一種武斷。而且,我認為,這個‘岩層’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至今仍在發生著‘地質構造’的變化,甚至在發生著‘板塊漂移’。也正因如此,這個城市才充滿著活力。”

數學很可愛,而且離小說也並不遠

王鬆大學時學的是數學專業,生活中喜歡相聲和音樂,除了寫作,還當過導演,寫過相聲,作詞、作曲,可謂興趣廣泛,不過在王鬆看來 ,無論干什麼,他給自己的定位都是“寫小說的”。

王鬆說:“這聽起來好像有點矯情,或有‘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之嫌,其實不是。這裡有一個‘角色認識’的問題。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我告訴自己,我就是個寫小說的,這就跟一心一意去干別的不一樣了。當然,也有干著這個,忽然又去干別的,竟然也干成了,后來成了‘兩門抱’,甚至‘多門抱’的人,但那是人家。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隻能信奉‘術業有專攻’這句話。我無論涉獵什麼,實踐的目的只是為了解、體會,但就是這個了解和體會的過程,有和沒有就太不一樣了。具體說,這是一個改變思維方式的問題。你有了這些經歷,再想問題,角度、寬度和深度肯定就都不一樣了。至於導演,更是一門需要綜合藝術素質的行當,也就更是如此。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相信術業有專攻這句話。”

具體而言,王鬆認為因為他學了數學專業,掌握了一種特定的思考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方式,這個方式會伴隨,也可以說會影響人的一生。“很多人認為,學了數學的人就會像數學公式一樣地思考問題,其實沒有這麼刻板,這種思考方式本身是理性的,但化入思考過程時,會以感性的方式存在。如果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像數學公式一樣地思考問題,還別說他怎麼做事,關鍵是他還怎麼活?寫小說也一樣,小說的結構和敘事策略,有它自己的規矩和規律,這跟數學,應該還是兩回事。其實數學很可愛,而且離小說也並不遠,或者可以這樣說,不過是對一件事的兩種描述方式。”

談及喜歡的相聲,王鬆認為相聲不僅可以影響一個作家的敘述語言,真正影響的還是生活態度,它也是一種看待和思考生活的方式。“因為我曾涉獵的方面比較多,這些涉獵后來有的也就成了愛好,比如音樂、相聲,這是我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我喜歡養花草,這能讓人心平氣靜。喜歡花草的作家,每個人由性格決定都有自己的偏好,我除了喜歡竹科和闊葉的植物之外,還喜歡一種叫鳶尾的花,淡雅、恬靜,能被帶入一種意境。”

王鬆認為寫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是由寫小說這項工作的性質決定的,一般情況下,不會因為外在的原因改變。所以,疫情這段時間,他每天在自己的書房裡,仍然按著自己以往的生活節律起居。

問及是否會創作與疫情相關的題材,王鬆坦承自己還沒有時間思考疫情,“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課題,而且是多方面的,現在就急於說從這次疫情看到什麼,想到什麼,發現了什麼,這應該不是作家的事,甚至不是科學家的事,只是醫生的事。更深層的問題,需要冷靜下來時再認真思考。至少在目前,我還沒有寫這方面題材作品的想法。不過,偶爾會想到一些意味深長的情節,有一天也許會寫出來。不過還是那句話,這由心理環境決定。走著看吧。”

至於未來是否還會創作像《煙火》這樣的“津門小說”,王鬆表示肯定還會寫。但要說計劃,暫時沒有,“也許明天早晨一睜眼,想起個什麼事,就決定了,再寫一部這類題材的小說,也許還要再醞釀一段時間。還是那句話,這由宿命決定吧。

王鬆

出版有《王鬆作品集》(四卷)及《雙驢記》《豬頭琴》《哥尼斯堡七座橋》《陽光如煙》《蟾蜍怒放》等個人作品集共四十余種。其中,中篇小說《紅汞》曾獲《中國作家》“優秀小說獎”,《雙驢記》曾獲《小說選刊》優秀小說獎、《小說選刊》“讀者最喜愛的小說獎”、《北京文學》優秀中篇小說獎等,並位列當年的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中篇小說第一名。長篇小說《流淌在刀尖的月光》獲公安部金盾文學獎。長篇小說《尋愛記》獲首屆“中國文學好書獎”。(記者 張嘉)

(責編:孟麗媛、丁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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