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書中拉頁

有評論家稱贊小說《煙火》是一部平民的史詩，“天津需要這麼一本書。就像上海需要王安憶、需要《繁花》，北京需要老舍、需要《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樣。”

疫情發生之時，正是作家王鬆創作《煙火》最為緊張和忙碌的時候，那時的他大部分時間人坐書房中，大腦卻穿越回100年前的天津往事。

如今，《煙火》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而回憶起疫情生活與平常的不同，王鬆隻記得出門需要戴口罩測體溫：“如果說疫情對我有什麼影響，也就是偶爾下樓，必須想著戴口罩。在我生活的小區門口出入時，要伸出手，讓值守人員用那個白色的小東西在手腕上叮一下。除此之外，好像並沒什麼影響。寫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是由寫小說這項工作的性質決定的，一般情況下，不會因為外在的原因改變。所以，疫情這段時間，我每天在自己的書房裡，仍然按著自己以往的生活節律起居。”

在王鬆看來，無論是哪兒的人，每一個人，不管他嘴上怎麼說，其實都熱愛生活。也正因此，即便是疫情之下，人們仍會熱愛生活，會懷揣各自的夢想，充滿向往地去拼命活著。

寫作契機就像鑰匙，但鑰匙不是可以開所有的鎖的

《煙火》從1840年的天津寫起，到新中國成立，時間跨度100余年。故事是從天津老城的北門外一個叫“侯家后”的胡同開始的。陸續現身的人物大都是以手藝謀生的胡同百姓，做拔火罐兒的老癟、刨雞毛撣子的王麻稈兒、狗不理包子鋪的高掌櫃、绱鞋的老朱、打帘子的馬六兒、拉膠皮的保三兒、玩石鎖的劉大頭……雞毛撣子杆兒輕，毛兒長，看著密實，一抖摟又很蓬鬆，撣土不用撣，土似乎自己都能往撣子上跑﹔賣燒煤球爐子用的拔火罐兒，先把土和成泥，再踩著轉滾子把泥拉成坯子，別看是用土燒制而成，卻燒得比炮彈還結實，扔到地上能蹦起來﹔绱鞋的，不光針腳密，還該硬的地方硬，該軟的地方軟，踩在地上不光跟腳，也輕巧……這些如今已經消失的街邊手藝，在小說中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是活生生的老天津練攤兒眾生相。

有趣的是，王鬆作為土生土長的天津人，在其創作的多部作品中，津味小說並不多，而談及此次《煙火》的創作契機，王鬆表示每個作家寫一部小說，都是他的宿命，什麼時候寫什麼題材，這也是宿命。“既然是宿命，也就很難說清楚，大概是冥冥之中，或潛意識中的事，覺得該為這個城市寫點什麼了。這和我當年突然寫出一批知青題材的小說一樣，當時我沒意識到，很多人也覺得很突然，我怎麼一下就轉到這個題材上來？我的那批知青題材的小說，后來被評論家稱是‘后知青文學’。所以，一個作家突然想起寫什麼作品，或寫什麼題材的作品，帶有很大的偶然性，往往很難說清楚。至於契機，當然有。但契機就像鑰匙，鑰匙不是可以開所有的鎖的。用天津話說，得‘投了簧’。所以真正有決定意義的不是契機，而是這個‘鎖’。”

回到了100多年前的天津

美國電影導演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拍攝《戰爭啟示錄》時曾說，他拍這部電影，就是想帶著觀眾去東南亞的熱帶叢林做一次探險旅行。王鬆說自己在寫《煙火》時，不止一次地想起科波拉，想起科波拉說過的這番話。“我從一開始就想，寫這小說，也權當是帶著有興趣的讀者回到過去的100多年裡，游歷一下這座城市曾經的市井，在歷史風雲的籠罩下，也體驗一下天津人曾經的生活。”

評論家王德領先生在評論《煙火》時說，王鬆在此之前，好像並沒認真打量過這個城市。王鬆十分認可這句話，他說在創作《煙火》的過程中，隨著“穿越”回過去的100多年，在北門外的侯家后一帶穿大街鑽胡同，和曾經的這些人一起生活，漸漸發現，他真的很喜歡這個城市，喜歡彌漫在這個城市街巷裡那種特有的煙火氣。“可以這樣說，無論是哪兒的人，每一個人，不管他嘴上怎麼說，其實都熱愛生活。也正因為熱愛生活，所以才會懷揣各自的夢想，充滿向往地去拼命活著。但我要說，就熱愛生活而言，天津人還要加一個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這座城市的文化，說起來可能有很多種說法，但這些說法放到一起就如同一個拼圖，拼出來的，就是天津人這種熱愛生活的習性。也正因為他們熱愛生活，所以才具有了這樣和那樣的諸多方面的脾氣秉性。”

為了創作《煙火》，王鬆跑遍了天津的大小博物館和天津當年的老城北門外的地方。跑博物館，是想看一看實物，比如天津當年的鞋帽店，門口挂的招幌兒是用一塊木板做成皂靴的形狀，非常形象，再比如當年櫃台上用的算盤，足有兩米多長，能幾個人同時用。這些東西在資料上有記載，照片上也有，但王鬆想看看實物。因為看實物會發現，這些東西至今還帶著當年的煙火氣。

又比如天津當年的老城牆在八國聯軍攻入天津城之后，全被拆毀了。這牆磚到底什麼樣，有多大，王鬆說看文字資料和照片，和看實物的感覺總是不一樣的。另一個問題，天津這座城市當年從開埠以后，就分成兩部分了，一部分是外國人的租界，另一部分是自己原來的老城區，當然，這中間還有過渡的結合部地區。北門外離南運河很近，往東就是著名的“三岔河口”。《煙火》的故事也就發生在這一帶，所以，王鬆想到實地再仔細看看：“其實這一帶，我小的時候經常來玩。但這些年工作忙，這邊也沒事，已經很少再來了。而且天津這些年發展很快，變化也大，很多地方都不認識了。”

有一次，一個當年住在老城裡的朋友，陪王鬆在“鍋店街”一帶轉。“鍋店街在我這部《煙火》中，不止一次提到過。當時路邊有個擺小攤兒的老人，我跟他閑聊了一會兒。老人對當年這一帶的每條胡同和各種事都如數家珍。當然，他說很多事也是聽老輩人說的。但他用天津話講出來，非常生動。老人的小攤兒當時就擺在鍋店街老牌坊底下，這牌坊，他，連他的小攤兒，這三樣兒看上去，都像文物。”

寫作《煙火》讓王鬆對天津這個城市有一種“重歸”的感覺，而回到100年前，王鬆說讀者是不是真能回去，他不知道，但自己是真回去了，“而且不是簡單地去溜達一圈兒，而是真真切切地和這小說中的幾代人一起櫛風沐雨，似乎真的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00多年。說到這裡，也就有些感慨。看來一個真正的小說家壽命真是無限的，想要多長就有多長，隻要他願意，而且還活著，有思維能力，他的壽命就是發散的，借用幾何的概念，不是射線，更不是線段，而是一條直線，兩頭兒都沒有端點。”

天津不是一本書，更像地下岩層

准備好素材后，王鬆卻並未著急動筆：“寫小說跟炒菜不一樣。炒菜把各樣食材備好了，一樣一樣都擺在那兒，如果總不炒，時間一長，也許這些食材就變質了，至少不新鮮了。寫小說不是。小說的素材准備好了，故事也有了，總不寫，也許反倒不是壞事。這一點有點兒像酒，總擱著，它會變得更醇，它隻會往好處變，讓這個故事越變越飽滿，也更充盈多汁。所以，我一直告訴自己，別急，先別急，再等等，總有張嘴的時候。”

寫作小說以來，王鬆說自己第一次決定，不讓這故事飛揚起來。“就像玩兒鴿子的，天津玩兒鴿子的把鴿子的翅膀不叫翅膀，叫‘膀兒’，‘膀兒’上的大翎子叫‘大條’，玩兒鴿子的如果不想讓他的鴿子飛，就把‘膀兒’上的大翎子都拔掉，行話叫‘拔大條’。被拔了‘大條’的鴿子飛不高，不過有一樣，等這些‘大條’再重新長出來，長全了，這鴿子的本事就大了，離地面幾萬米高的‘平流層’，如果有足夠的氧氣，它甚至也能飛到。”

在王鬆看來，寫小說沒有容易的，但這種不容易，又並不是艱難，應該說是樂在其中。如果說最難的，就是最初“無中生有”的階段，這個從“無”中愣要生出“有”的過程，就如同女人從孕育到分娩的過程，有陣痛，甚至是劇痛，但也有欣喜，甚至是驚喜。

而具體到《煙火》中，王鬆表示怎麼說明白天津文化並非易事：“天津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城市，它的文化就擺在明面兒，你看得見，也摸得著，但就是無法用一兩句話把它概括地說明白，就算本事再大的人，也很難一言以蔽之。我也聽一些人說過，天津是碼頭文化，或殖民文化，或漕運文化，或商業文化乃至工業文化等等，這些似乎都有道理，而且每種說法也都能舉出証據。比如，我曾有一個中學同學，他從小說話就有個習慣，烙餅時翻過來，不說翻過來，說劃過來﹔兩人互相找，走岔了也不說走岔了，而是說走向了。他這樣的說話習慣，顯然是受家裡影響，他家是地道的天津人。后來我才明白，他說的這些話，其實都與船家的禁忌有關。在河上行船，當然最怕翻，而水路上河汊如網，行船自然也最擔心走岔了，所以才會躲著這些字眼兒。當然，如果說天津是別的什麼文化，在方言中也同樣能找出很多確鑿的証據。可見，關於天津的這些說法兒似乎都對。可再細想，又好像都不完全對。其實這就對了。天津就是這樣一個矯情的地方兒。一百個人看天津，會有一百種看法，也有一百種說法。而這一百種看法和說法，也都有自己的道理。當然，這也就是天津這個城市真正的特質所在。”

也因此，對王鬆來說，天津不是一本書。“書在翻閱或研讀的過程中，就算還沒看到的部分，你也知道它的存在，總之，所有的內容都捧在手裡，心裡也就有數，隻要一頁一頁地去讀就是了。但天津這個城市不是，它更像地下岩層，隻有鑽探到不同的深度，才會發現不同的地質構造。沒鑽探到的地方，是無法臆想出來的。當然，這也恰恰是這個城市的魅力所在。”

王鬆還認為每個人鑽探，都會有自己的方式。方式不同，也就決定鑽探的角度不同。不一樣的方式和角度，也就決定，發現的岩層構造也不盡相同。

問王鬆在《煙火》中是否挖掘到了天津的核心岩層 ，王鬆說他覺得核心岩層是不存在的，“至少，我沒有想尋找這個核心岩層的想法。天津這個城市的文化和精神特質，我覺得每一個層面都很重要，也都是一個有機的組成部分，應該是缺一不可的。這需要充分的嚴謹和耐心。如果勘探到一定程度，或發掘到一定程度，就宣布已經找到了核心岩層，這是一種武斷。而且，我認為，這個‘岩層’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至今仍在發生著‘地質構造’的變化，甚至在發生著‘板塊漂移’。也正因如此，這個城市才充滿著活力。”

數學很可愛，而且離小說也並不遠

王鬆大學時學的是數學專業，生活中喜歡相聲和音樂，除了寫作，還當過導演，寫過相聲，作詞、作曲，可謂興趣廣泛，不過在王鬆看來 ，無論干什麼，他給自己的定位都是“寫小說的”。

王鬆說：“這聽起來好像有點矯情，或有‘吃著碗裡的，看著鍋裡的’之嫌，其實不是。這裡有一個‘角色認識’的問題。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我告訴自己，我就是個寫小說的，這就跟一心一意去干別的不一樣了。當然，也有干著這個，忽然又去干別的，竟然也干成了，后來成了‘兩門抱’，甚至‘多門抱’的人，但那是人家。我不行。我自己知道，我隻能信奉‘術業有專攻’這句話。我無論涉獵什麼，實踐的目的只是為了解、體會，但就是這個了解和體會的過程，有和沒有就太不一樣了。具體說，這是一個改變思維方式的問題。你有了這些經歷，再想問題，角度、寬度和深度肯定就都不一樣了。至於導演，更是一門需要綜合藝術素質的行當，也就更是如此。但就我個人而言，我還是相信術業有專攻這句話。”

具體而言，王鬆認為因為他學了數學專業，掌握了一種特定的思考問題和分析問題的方式，這個方式會伴隨，也可以說會影響人的一生。“很多人認為，學了數學的人就會像數學公式一樣地思考問題，其實沒有這麼刻板，這種思考方式本身是理性的，但化入思考過程時，會以感性的方式存在。如果一個人，無論做什麼事，都像數學公式一樣地思考問題，還別說他怎麼做事，關鍵是他還怎麼活？寫小說也一樣，小說的結構和敘事策略，有它自己的規矩和規律，這跟數學，應該還是兩回事。其實數學很可愛，而且離小說也並不遠，或者可以這樣說，不過是對一件事的兩種描述方式。”

談及喜歡的相聲，王鬆認為相聲不僅可以影響一個作家的敘述語言，真正影響的還是生活態度，它也是一種看待和思考生活的方式。“因為我曾涉獵的方面比較多，這些涉獵后來有的也就成了愛好，比如音樂、相聲，這是我生活中不可少的。而且，我喜歡養花草，這能讓人心平氣靜。喜歡花草的作家，每個人由性格決定都有自己的偏好，我除了喜歡竹科和闊葉的植物之外，還喜歡一種叫鳶尾的花，淡雅、恬靜，能被帶入一種意境。”

王鬆認為寫小說本身，就是一種生活方式，這個生活方式是由寫小說這項工作的性質決定的，一般情況下，不會因為外在的原因改變。所以，疫情這段時間，他每天在自己的書房裡，仍然按著自己以往的生活節律起居。

問及是否會創作與疫情相關的題材，王鬆坦承自己還沒有時間思考疫情，“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很大的課題，而且是多方面的，現在就急於說從這次疫情看到什麼，想到什麼，發現了什麼，這應該不是作家的事，甚至不是科學家的事，只是醫生的事。更深層的問題，需要冷靜下來時再認真思考。至少在目前，我還沒有寫這方面題材作品的想法。不過，偶爾會想到一些意味深長的情節，有一天也許會寫出來。不過還是那句話，這由心理環境決定。走著看吧。”

至於未來是否還會創作像《煙火》這樣的“津門小說”，王鬆表示肯定還會寫。但要說計劃，暫時沒有，“也許明天早晨一睜眼，想起個什麼事，就決定了，再寫一部這類題材的小說，也許還要再醞釀一段時間。還是那句話，這由宿命決定吧。

王鬆

出版有《王鬆作品集》（四卷）及《雙驢記》《豬頭琴》《哥尼斯堡七座橋》《陽光如煙》《蟾蜍怒放》等個人作品集共四十余種。其中，中篇小說《紅汞》曾獲《中國作家》“優秀小說獎”，《雙驢記》曾獲《小說選刊》優秀小說獎、《小說選刊》“讀者最喜愛的小說獎”、《北京文學》優秀中篇小說獎等，並位列當年的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中篇小說第一名。長篇小說《流淌在刀尖的月光》獲公安部金盾文學獎。長篇小說《尋愛記》獲首屆“中國文學好書獎”。（記者 張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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