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書文化創意產品——折扇

女書《二十四節氣歌》

“女書”又稱“女字”，是迄今為止發現的唯一女性專用文字，經過數千年的洗禮與變革，已經成為我國民族文化的寶貴資源。女書文化起源於遠古，流行於湖南江永縣，故而又稱“江永女書”。

女書的由來

女書由古代女性創造和使用，民間關於女書的流傳十分豐富，包括九斤姑娘造字說、神台買書說、荊田胡氏皇妃傳書說和盤巧姑娘造字說等，這些坊間傳說無形中給女書文化增添了神秘色彩。女書作為一種特殊且獨立的文字，據研究判斷其發源時期應早於殷商，也有大量研究者從字形、事件記載、習俗等角度進行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和見解。可以發現，女書的起源時代及發展始終是一難解之謎，同時這也賦予了江永女書更多的神秘感，增添了其獨特的文化魅力。

研究發現，女書基本單字共有1700多個，其中借源於漢字而造的佔80%，暫不明來歷的自制字佔20%。女書字的外觀形體呈長菱形的“多”字式體勢，右上高左下低。斜體修長，秀麗清癯。乍看上去，好似甲骨文，又有許多眼熟的漢字痕跡。

女書，根據使用場合的不同，大致可分三類：第一類，私密性強，在關系親密的結拜姊妹或母女間交流傳看，這類作品一般是自傳，適合吟誦而不適合高聲歌唱。第二類是半公開的，例如姊妹結交書、賀三朝書（女書中的一種精裝本）等書信類作品，這類作品主要用於家族女性成員之間的人情交往、紅白喜事等場合。第三類則用於公開場合，如女性出嫁坐歌堂、哭嫁歌、讀扇等，這一類女書適合高聲歌唱，強調作品曲調，容易學習，適合人群合唱。

女書的文化價值

女書文化是一種習俗，包括做女紅、坐歌堂、趕廟會等，賦予了女書特殊的地域特色，起到了性別濡化的作用。女書書寫載體主要有紙質布面手抄本、紙片、布帕、花帶等形式。不僅如此，從女書文化中還可以提煉出豐富的傳統美德思想，如孝順父母、相夫教子、言傳身教、守信不渝等，中國傳統儒、釋、道三家文化的精髓中都有所體現。

女書作品一般書寫在精制手寫本、扇面、布帕、紙片上，並常以儀式化程序為當地婦女婚嫁提供心理上的支持，在不自覺中起到了女性心理輔導的作用﹔女性通過創立各種屬於自己的節日，為個性自我和才能的展示、心理放鬆以及自尊與願望的表達提供了平台。女書及女書文化對當地婦女群體心理具有支持、寬慰、輔導以及治療的作用。

另外，女書具有文字學、語言學、社會學、民族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多方面的學術價值，因而被國內外學者嘆為“一個驚人的發現”和“中國文字史上的奇跡”。

文創助力女書文化的傳承

江永縣厚重的文化土壤滋潤著女書，會讀寫女書的女子被稱為“君子女”，其中包含著一種高貴而美好的寓意。將女書文化內涵通過創意轉化而應用於產品設計中，既是對地方文化特色的彰顯，又能實現文化的傳承和傳遞。

然而，目前女書文化受制於流行地域及文化號召力，市場拓展嚴重受限。因此，在與文創產品的融合方面，既需要持續充實女書文化體系，更要積極拓展宣傳渠道，借助電視、廣播、互聯網等現代傳播途徑，形成戰略化的產業規劃。此外，要依托政府文化品牌的打造，積極向大眾推出具有傳統文化特色的文創作品，通過創新、創意的設計，最大程度上還原傳統文化之美。

民俗學家劉守華教授提出，女書文化屬於瀕危珍稀文化，不僅要按照傳統的靜態保護手段，更應遵循“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思維方式，讓女書文化在民間“活”下去。筆者認為，江永女書文化在文創產品的開發中，要培養文化傳承人，借助傳統文化技藝優勢，深化女書文化的內涵與價值。如挑花、織錦、八寶被、折扇、字畫、版畫等產品，要通過設計與實質工藝的結合，使其更具生活氣息，以提高文創產品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在緊貼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可以思考以下三個原則。一是便攜原則。結合旅游產業中游客需求，設計出大小、重量等符合攜帶要求的產品，讓文創產品產生更高的利用率。二是系列原則。女書文創產品應當以創新的系列性作為基礎，將文化表現進行系列化塑造，使地方文化得以延續。三是服務原則。以客戶需求為主，提升女書文創產品的經濟性和實用性。

江永女書是現存唯一的女性文字，挽救這一瀕臨消亡的傳統文化，融合時代文化特征，不斷彰顯其文化內涵，發掘其文化價值，刻不容緩。

（作者：賀煒煒，系江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副教授﹔陳佳璇，系江西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新媒體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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