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文壇，歷史散文並不少，但就一般作品而言，以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為主體的“時間”書寫佔了較多比重，也由此簡化了“歷史散文”的復雜性。相對“時間”書寫而言，石一寧的散文集《履痕心緒》更注重書寫作為“空間”的歷史，通俗講，就是以現實性的地理空間為發散點，通過發揮自身豐富的歷史想象力，來講述該地域所包含的多元歷史文化，並經由現實與歷史的雙重敘述，形成自身的特點。如散文集的開篇《岳麓的雨》以“岳麓書院”為地理空間，漸次呈現岳麓書院的由來以及其中懸挂的“瀟湘槐市”“實事求是”等匾額的歷史知識。此外，“凌雲”中所包含的革命斗爭（《凌雲行思》）、“堯廟”中所蘊藏的人類文明進程（《堯廟幽思》）、“楚雄”中所涵括的古人類文明（《重游楚雄》）等“空間”歷史，逐漸展現在讀者面前，使其在閱讀中得以回看中國歷史文化。

　　以“空間”歷史為核心的散文寫作能夠擺脫固有“時間脈絡”的掣肘，使其既可以包蘊悠久的古代文明，又可以容納近現代的歷史風貌，同時，二者又能交匯於同一地理空間之內，據此形成開闊的寫作視野。如楚雄的“元謀”歷史與金沙江的長征歷史關聯起來，形成特殊的歷史文化景觀（《重游楚雄》）﹔在講述有關“上林”的記憶時（《上林憶想》），作者一方面將它與歷史人物“徐霞客”連接起來，另一方面又不局限於對徐霞客過往經歷的書寫，因為其中時常穿插著關於“歷史遺忘”的現實反思，使得這種講述包含了歷史與現實的雙重維度。可以說，選擇地理空間作為焦點，有效擺脫了“線性歷史”的束縛，在寫作思維的發散與想象力的生產中獲得了更為開闊的表達空間。同時，這種寫作正契合了散文之“散”的內在特性。因為“地理空間”可以將想象力集聚起來，從而生成更為多元的歷史表達。

　　在散文集《履痕心緒》中，石一寧對其“壯族身份”有著自覺的認同，這集中體現在他對廣西“空間歷史”的講述上。比如在寫到北海時（《北海的風》），作者聯想到“合浦還珠”的歷史故事，認為該故事作為一種“隱喻”，包含著“良政與民生、與生態，乃至與一切社會生活的關系”﹔提起南寧時（《回望高眼山》），作者沉浸在對其“神聖地位”的想象中，並通過敘述童年歷史——將“站在高眼山頂上朝南可以看見南寧”作為精神支撐，爬上了“壯美和恐怖”的高眼山——來塑構自身的壯族文化身份﹔講到河池時（《河池學院印象》），作者擴大了自身的民族情感，表現出對以“河池”為中心的多民族歷史與文化的深沉熱愛,並指明正是多民族的生活，“鑄造了河池多姿多彩的歷史文化、民族文化和民間文化”。

　　作為“空間”的歷史講述既直觀記錄下石一寧的“游記”歷程，更表現出他對當下現實的反思。如在觀看北海的“珠海路”時（《北海的風》），作者一方面回顧了其作為“老街”的近代歷史，另一方面則意識到“在全球化時代，珠海路的功能已轉化為博物館式的民居”。於是，“珠海路”成為一種關於歷史的記憶，其所包含的歷史文化自然需要得到應有的保護，這同時為當下的城市建設提供了參照。

　　由此說來，當我們去觀看與反思“多棱鏡”般的歷史時，會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文化樣態與當下現實之間存在著深刻聯系，而“歷史”在為我們提供豐富文化知識的同時，也為我們對於當下現實的審視創造了可能。在此意義上，石一寧通過他對“空間”歷史的講述，促使我們對當下的社會現實進行自覺的反思。他尤其要強調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社會的發展決不能以歷史文化遺產的“犧牲”為代價。

　　石一寧的《履痕心緒》中還有對自身人際交往狀況的書寫，對《民族文學》刊物發展的期待等，盡管其豐富性與復雜性有待讀者的進一步探掘。《履痕心緒》有所“跨界”（石一寧本身是文學評論家），但在筆者看來，他對“空間”歷史的講述卻是對散文創作的有益嘗試。

　　（作者系華中師大文學院在站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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