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游文脈從何而來？

她從來不是憑空而來，也並非天然長成。她是中華民族文脈中的一枝，在漫長的歲月裡被不斷滋養，生發出自己優雅的樣貌，以鐘靈毓秀的文化地理、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燦若星河的文化人物、華光疊彩的文化藝術、慎終追遠的文化習俗，闡釋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

鐘靈毓秀的文化地理

仙游的得名，流傳最廣的是最具仙山仙水氣息的“九仙說”。

成書於南宋寶祐五年(1257年)的《仙溪志》，記載了唐天寶元年(742年)，因泉州設清源郡使郡縣重名，泉州別駕趙頤正奏請改清源縣為仙游縣。《仙溪志》的編修者黃岩孫，立志“訂郡志之失紀載者，訪碑刻之未流傳者”，完成了這部現存最早的仙游縣志。他在書中特別記錄了“仙游”得名之源：“是謂縣有九仙人姓何，以兄弟九人登仙得名，遂改為仙游縣，隸清源郡。”后世乾隆《仙游縣志》還稱此淵源真是“典而雅也”。

九鯉湖。林瑤 攝

何氏兄弟“跨鯉成仙”的故事，發生在鐘山鎮的九鯉湖。九鯉湖有湖、洞、瀑、石之奇，被徐霞客稱為“福建三絕”之一，有人說其間四疊雙瀑還是北宋王希孟《千裡江山圖》的取景地。仙游的九仙文化以及延伸的祈夢文化，是道教神仙系統對民間信仰神祇的收錄，兼具有儒釋道成分。何氏九仙是否確有其人，不敢妄斷，但作為特殊人物符號長生於史籍傳錄與民間故事之中，並在后世被不斷演繹豐富，卻是無疑。

無論如何，仙游人選擇了本邑山水最明秀、最符合文化審美的地方，來承載最久遠的、最浪漫的，也與他們一生相關的傳說。“九人煉丹於湖上。丹成以食鯉，鯉變而朱，其傍有兩翅，昂首噴沫，便招風雨，湖水為溢。一日，鯉數躍欲飛，九人各乘其一上升。”這樣玄幻的描繪，又何嘗不是中國人對遙遠未知空間的想象與追索。

“一靈感格通無眹，九鯉飛騰去不還。贏得人間傳勝事，來游車馬日躋攀。”當這種想象與追索以文化的形態沉澱，為九鯉湖留下了歷代文人墨客雋永的詩文，也使其成為本縣摩崖石刻最為集中的地方。

與九鯉湖同在“萬山之中”的游洋鎮，曾是興化縣的治所，尤其在宋代“文物幾甲八閩”，被譽為“山中鄒魯”。“鄒”是孟子故鄉，“魯”是孔子故鄉，“鄒魯”之稱代表了對中華文脈的追崇，也代表了文化昌盛之地。在距離“鄒魯”之地遙遠的仙游，能有山海皆鄒魯的美譽，實屬特殊。

鹿鳴橋。張穎 攝

“海濱鄒魯”之“海濱”，得賴仙游唯一臨海的楓亭鎮。楓亭的太平港在宋元時通商便利、十分繁榮。元至正三年(1343年)的仙游狀元林亨在《螺江風物賦》詳述其景：“舳艫銜尾，風濤駕空。粒米之狼戾，海物之惟錯。遐珍遠貨，不可殫名者，無不輻輳於南北之賈客，朝夕之漁翁。”北宋名臣、楓亭人蔡襄的《荔枝譜》中也有記載，用紅鹽法制成的荔枝干通過莆仙的海外航線可“舟行新羅、日本、琉求、大食之屬”。雖然歷代朝廷對海外貿易限制嚴格，仍有仙游人隨著航線的延伸“冒風濤，歷險阻，以謀利於他郡外蕃”。經過上千年不懼風濤險遠的遠行與歸航，獨特的僑鄉文化也逐漸在仙游清晰和豐富起來。

同相鄰的泉州有六勝塔，福州有羅星塔一樣，太平港也有自己的航標塔。建在塔斗山頂的天中萬壽塔，俯視河口，一覽滄海，又被稱為望海塔。關於萬壽塔的建造時間，學術界略有分歧，還有傳說是蔡襄以建造洛陽橋的余石筑成，但普遍認為建成於五代到兩宋之間。

萬壽塔。 陳芝 攝

阿育王塔式的萬壽塔是一座吸收了異域文化特點，並融合了豐富的儒、釋、道以及民俗文化元素的建筑珍品。海上變幻莫測對航船的威懾，海潮倒灌民居和田地的經歷，使民眾的朴素訴求體現在了這座塔的建造中。比如，塔身四轉角各立有在佛教裡傳說會食龍的金翅鳥，但在須彌座束腰又浮雕有與傳統中國龍形象並無二致的八條蟠龍。金翅鳥的藝術形象通常是爪擒惡龍或毒蛇，經過了中國化之后凶猛狠惡的形象被逐漸淡化，祥和的色彩更為濃厚，在萬壽塔上則表現為雙爪各縛一條繩索的造型。是否設計者並不完全俯身於未知的強大力量，而是在傳達一種精妙的平衡，希望這種力量更好地理解人的願望，既降服興風作浪的惡龍，又不要誤傷帶來風調雨順的祥龍？

腳踏祥雲的龍形象，同樣出現在無塵塔的門柱上。這座福建最古老的空心石塔，始建於唐、重建於宋，深藏在西苑鄉鳳山頂。無塵塔緣起於九座寺，開山祖師是正覺禪師。正覺禪師生於唐元和二年(807年)，俗名陳智廣，也被稱為智廣祖師。《仙溪志》說他生下來就不食葷腥，行於日月之中竟有十二個影子，常持鐵缽並有一隻白犬隨從，祈禱雨澤、叩禍福事很是靈驗。對五谷豐登的期望，使民間關於正覺禪師的傳說玄之又玄，甚至認為他是寶樹王的化身。正覺禪師將九座寺發展成當時福建的重要叢林，相傳與祈雨靈驗的民生功能不無關系。南宋隆興元年(1163年)，仙游境內大旱，寺僧們抬出了祖師的塑像，果然祈來了雨水。宋孝宗在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哲宗加封“慈應”之后，又為正覺禪師加封“普濟”。此外，中唐時隱居南林寺傳說示寂前詠作“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的了明禪師，唐咸通年間初建泉州開元寺東塔的文偁禪師，受北宋皇帝詔閣問道的雪徑淨明和祖照禪師，元代敕總管屬邑八十六庵院的無隱禪師，清末重建怡山西禪寺的微妙禪師等等高僧都出自仙游。

仙游人信仰的也許並不是佛道的形象，而是來自天地的力量，使那些辛苦埋下去的種子、仔細梳耙過的土地，獲得自然公平的對待，或是一季相適的氣候，或是一場眷顧的雨水。他們尋找與自然溝通的媒介，又恰好這裡有俊秀的山川，足夠供奉的物資，以及包容的風氣，寺院道觀便逐漸更多地建立起來。但不管是本土的道教，還是在中國化進程中的佛教，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努力與鄉土相適，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木蘭溪。傅振宇 攝

一脈水，一脈方言，一脈文化。仙游的母親河木蘭溪，串聯了人杰地靈的仙游文脈。她發源於鐘靈毓秀的戴雲山脈，碧水安瀾、文脈流芳，是福建主要河流“五江一溪”之一。木蘭溪流經的地方，生養莆仙人，通行莆仙話，孕育了特殊的語言和文化環境。莆仙話的形成，與歷代的人口遷徙有關，也有民族融合的原因。以北方移民帶來的中原古漢語為本，莆仙話在語音和詞匯上保留了古代漢語的許多特點，並因為行政區域的相對獨立，也有異於福州話和閩南話。

山的涵育、溪的滋養、海的補給，使仙游文脈兼具堅韌、聰慧與包容，並始終保持在傳承中發展、在融合中蛻變、在吸收中進取的文化底色。

崇文重教的文化基因

仙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適宜的自然條件，留住了由中原入閩攜帶先進生產技術與豐厚文化積澱的群體，也留住了經史典籍等更多文化載體，催發了文教的銜接與發展，使中華文化的根脈與枝葉更加緊密地聯系起來。

“地瘦載鬆柏，家貧子讀書”。這句莆仙千年家訓和學子的座右銘，傳說緣起於同榜高中的兩位莆田才子。南宋紹興八年(1138年)，宋高宗在召見狀元黃公度、榜眼陳俊卿時問及，為何興化軍“枌榆未五裡，魁亞兩雙標？”黃公度回答：“披錦黃雀美，通印子魚肥”，陳俊卿則回答：“地瘦栽鬆柏，家貧子讀書。”宋高宗聽后評價“公度不如卿”。莆仙學子讀書上進的故事也由此流傳下來。

莆仙的學子們在兩宋屢登龍門，源於文教傳承所作的預備。清乾隆《莆田縣志》評價：“莆之衣冠文物，實自露兄弟開先之也。”學者也一般認為，南朝梁、陳年間，鄭氏南湖三先生“開莆來學”，為莆仙文化教育首開先河。

從河南滎陽遷移而來的鄭露、鄭庄、鄭淑在莆田南山建湖山書堂，既授業又藏書，使當時開發水平相對落后的莆仙地區，先行改變在唐以前“閩人不知學”的狀況。鄭庄、鄭淑兩位先生后來遷居仙游，分別在潯陽(今菜溪鄉菜溪村)和鞏橋(今賴店鎮聖泉村)設書堂，是為仙游文教之起源。

清乾隆《仙游縣志》建置志記載“梁中郎將鄭庄宅，在潯陽。”社硎鄉湖洋村存有始建於明代的鄭氏宗祠，懸有“文章初祖”和“金紫流芳”匾額。鄭庄墓在今菜溪象鼻山、鄭淑墓在今鯉南飛鳳山，兩賢后裔在仙游衍播千年，俊才輩出。在1985年的文物普查中，還曾從鄭氏后裔處征集到一塊“唐常州別駕鄭公墓”墓碑，研究者認為是鄭淑的墓碑，現藏於仙游文廟。些些史籍遺痕，可做遙遠史實之的大致佐証。

仙游文廟。林山 攝

仙游文廟，是古代本縣最大的教育場所，也是官辦縣學、廟學合一的文脈殿堂。其前身是建於唐開元二十六年(738年)的城西清源縣學，大致在今天的城隍廟位置。北宋咸平五年(1002年)，由縣尉段全擇“東山左峙，寶幢右翼”之地，遷建於縣南今址。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知縣趙公綢重修文廟並完善規制，設學長、直學、學諭、教諭，並有忠告、明倫、篤志、懿文、宣德、誠意“六齋”，大書法家米芾還為尊道堂書匾。明正德年間，文廟始建有名宦祠祀賈郁等47人、鄉賢祠祀鄭淑等91人。仙游文廟幾度興廢，經歷60多次重建、擴建或修繕，見証了千年的歲月變遷，代代學子青衿雲集，始終弦歌不息、學脈不斷。

致仕官員和隱士，在仙游建學堂書院的也有不少。唐僖宗中和年間，“飛錢陳”的入閩始祖陳鄙，隱居於折桂裡(今榜頭鎮)，結草堂數間，治園為生，賦詩自適。他在光埔白岩院筑書堂，主要以六經教化學子，被稱為“萬泉先生”。 北宋景祐四年(1037年)，“博通墳典”的國子助教茅知至辭官回鄉，就在賴店建雙林書院並授徒講學，倡六經孔孟之道。南宋紹定五年(1232年)的特奏名進士喻峙，在仙游城北建大飛書院，陳讜、陳師復等許多文人曾到此講學題刻、觴詠唱酬。

歷代大儒，對仙游教育的發展也多有遺澤。朱熹就曾在鯉城金石書院、度尾東山書院、楓亭會元書院講學，仙游學子從其游學者也為數不少。宋代史學家、莆田人鄭樵寫《通志》時，也曾到過東山書院，並留下詩句：“一掬金丹向曉風，山前草木盡蒼蘢。讀書便是神仙味，更笑行沖問藥翁。”相傳這首勸學詩曾被挂在院塾裡，供學生們誦讀。

值得一提的是，仙游地區興盛的禪林，與書院教育也產生了關聯。有些布施者在捐贈寺院的同時也把書堂設在其中，一些寺院在廢棄后重修為書院書堂。比如，仙游的東山書院、文昌書院都與寺院有特殊淵源。

仙游的女性在教育家族子弟方面，也致力頗勤。南宋宰相葉颙的曾祖母黃氏，在二十多歲時守寡，傾盡家財開設義齋，專門聘請老師教授子弟讀書。受此福蔭，后來葉氏家族出了“一門八進士”，並以賢良清正之風流芳后世。

仙游私人藏書、家族藏書豐富，也對文教大開、文脈發展有很大助益。羅峰傅誠是北宋名臣傅楫裔孫，官至司封郎中，曾跟隨朱熹學習，愛與清介之士交游。傅誠唯好讀書，常以俸換書，既承崇儒好學的家風，也接續家族藏書傳統廣羅典籍。羅峰傅氏在宋代“三世登雲、四代攀桂”，出了25位進士，與藏書傳承積澱深厚不無關系。

南宋鄭僑是史學大家、藏書大家鄭樵的從子。鄭樵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得萬余卷，還創立了“求書八法”。鄭樵離世后，藏書傳於鄭僑。鄭僑繼承后又多方搜訪，加以豐富，后傳子鄭寅。鄭寅博間強記，多識典故，以經、史、子、藝、技、文、類為“七錄”，構建了自己的藏書體系。晚年鄭寅遷居莆田，現在的城廂區書倉巷就因是他當年藏書地而得名。

藏書為著述提供了催化劑，有不少仙游藏書家著述等身。據乾隆《仙游縣志》統計，從唐代到清乾隆年間，計有仙游籍作者121人、著作268部，在最盛的兩宋間有作者76人、著作156部。

歷經千年的賡續傳承，仙游文化教育在新中國成立后迎來新起點。作為重要僑鄉，有著深厚愛國愛鄉情結的華僑華人，對仙游教育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們闖蕩四海，嘗盡甘苦與沉浮，尤其對教育的重要深有體會，把回饋桑梓的最重點放在幫助家鄉發展教育、培養人才上。他們寄回僑批詢問教育情況，他們送來僑匯資助家鄉學子，更慷慨解囊捐建僑校。今天仙游的華僑中學、第二華僑中學、道德中學等學校都是以僑胞為主捐贈的。

“人家不必論貧富，唯有讀書聲最佳”。崇文重教的傳統，改變了許多出身寒門的仙游人的命運軌跡，也代表著一種從未斷過的矢志奮斗的文化力量。

燦若星河的文化人物

“論山川，必以產人杰為重。”家鄉的學風之盛名揚於世，曾讓蔡襄十分自豪地在《興化軍仙游縣登第記序》中寫道：“每朝廷取士，率登第言之，舉天下郡縣，無有絕過吾郡縣者。甚乎，其盛也哉！”

文教的異軍突起，“家貧子讀書”的學風傳承，讓仙游的文武才子得以在更廣闊的空間施展抱負。當仙游“科第蟬聯、簪纓鼎盛”，他們或成為“慶歷之諫臣、元祐之君子、乾道之相業”，或享譽“一門兩公相、五裡三侍制”，或以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化身份，將自身才華與家國天下緊緊聯系在一起，也走進了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滾滾洪流。

《仙溪志》唐宋人物傳記中，寫在第一位的就是詩人鄭良士。唐昭宗景福年間，孝仁裡(今賴店鎮)人鄭良士一次竟上表獻詩五百余篇，很受賞識，而“以布衣一旦俯拾青紫”，被授以國子四門博士，后來任康州、恩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棄官歸隱后，鄭良士縱情山水，與名士唱酬，詩風更為雅逸超脫。鄭良士的八個兒子也是文採飛揚、登科入仕，被稱為“鄭家八虎”。

“九溪瀑影飛花外，萬樹春聲細雨中。”在仙游人文初興之時，鄭良士如飛瀑般脫穎而出，而仙游人的詩詞文章也將似萬樹春聲，在中華文脈中浴雨而生、佔一片好光景。

詩詞文章為國為民者，方是最高華。“憂國懷家睫不交”“剛腸似石那能拗”，南宋王邁為官強項不屈，作文一腔豪情。他認為“文亦有活法，先使意氣張﹔如破勁敵壘，須擒賊中王。”其詩、詞、文俱有見識和風骨。對於當時“吏肥富熏天，民貧怨刻骨”社會斃病王邁予以抨擊，對於冗兵不振他也大聲吶喊：“嗚呼！安得善獵與善兵，使我一見而心愜！”他的作品中始終閃爍著以詩映史的現實主義精神，“文字膾炙人口，其論諫雷霆一世。”王邁的作品在當時就很受關注，故存世較多，由《全宋詞》收錄十九首、《全宋詩》收錄五卷、《全宋文》收錄十七卷。劉克庄推崇王邁的風度與文章：“天壤王郎，數人物、方今第一。談笑裡、風霆驚座，雲煙生筆。落落元龍湖海氣，琅琅董相天人策。”

這位宋末文壇領袖、蘇辛派詞人重要代表劉克庄，常與仙游文人以詩唱酬，流連於仙游山水名勝，直白地用詩歌來表達對仙游風物的情感，甚至冒出想搬家落戶的念頭：“不見層崗與複岩，眼中夷曠似江南。煙收綠野連青嶂，樹闕朱橋映碧潭。丞相無家曾住寺，聘君有字尚留庵。荒山數畝如堪買，徑欲誅茆老一龕。”

這首詩裡寫到的“無家曾住寺”的“丞相”，正是仙游官宦清廉正直群像中的典型葉颙。當人們感慨於仙游科甲的成績時，那些風骨凜然的政治精英，對中華文脈重要組成的廉政文化的貢獻更不應被忽視。

葉颙是今大濟鎮古瀨人，官至尚書左仆射兼樞密院使。據《宋史·葉颙傳》記載：“颙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宋孝宗在乾道元年(1165年)召對葉颙問：“當官以何為先？”他回答：“清廉固臣子之本分，以公忠為先。”葉颙在返鄉時，因家中沒有修葺，又不願以私事住官家驛站，棲身在離家尚有三十余裡的龍華寺。葉颙以觀文殿學士致仕，因為人清介、為官廉潔，死后得謚“正簡”。相傳大儒朱熹拜謁葉颙墓時見不設墓亭也無石像生，感慨其簡朴，特揮毫書“后世必昌”以紀之。

《宋史》中記錄的另一位仙游廉吏，是蔡襄的曾孫蔡洸。作為幫助宋孝宗推進經濟改革的重要理財顧問，蔡洸常以“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為念，在任上多有善政。他曾任司農少卿、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戶部尚書等經濟要職，卻纖塵不染、宦囊蕭然，還常將所得俸祿“以振親戚之貧者”。這位廉吏在去朝之日“囊無余資”，隻好將皇帝賞賜的銀馬鞍變賣以籌措路費。

仙游歷史上頻生廉吏，也多出直臣，除任御史諫官者多之外，更與文脈正氣相關。

在《宋史》有傳的，還有節守剛毅的王回。王回是折桂裡(今榜頭鎮)人，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的進士。元符二年(1099年)，宋哲宗廢孟皇后而立寵妃劉氏，右正言鄒浩認為將壞朝綱意欲上奏又挂念老母，私下與王回商議。王回與鄒浩志同道合，認為“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勸他“移孝為忠”。鄒浩上疏諫言，並指權相章惇之短，被貶新州。南遷之時，人莫敢顧，唯獨王回慷慨大義，為鄒浩張羅行裝路費並安慰母親。王回受牽連被逮捕下獄時，還大聲誦讀鄒浩“幾兩千言”的奏章。在《宋史》中特地留有淒涼的筆墨，描述這位忠直之士在被罷官除名之后，孑然一身“徒步出都門，行數十裡”。當兒子追來問家裡怎麼辦，他竟漠然無言。王回不畏權貴，也不懼巫鬼。任江陵鬆滋縣令時，當地有“用人祭鬼”的惡俗，以至商旅不行、民生凋敝。王回雷厲風行、嚴加懲治，使惡俗斷絕、民風歸厚。

北宋紹聖初年，孝仁裡(今賴店鎮)人朱紱被旨召對提出“正心、誠意、知人、安民”，得宋哲宗任命皇宮侍講。朱紱立朝皆正色讜言、無所顧忌，常常上疏力救因忤怒蔡京被貶的循吏，也為流放在外的元祐臣僚據理力爭。大觀元年(1107年)，蔡京復相。朱紱遺書蔡京，怒斥其鼓吹新法不過“特借是以固權位、復恩怨爾”。是書惹蔡京大怒，朱紱很快又遭打擊，落職提舉洞霄宮，被排擠出朝堂。蔡京當權時，有不少仙游人同朝為官，但多不肯與之同流。民間對蔡京仙游人的身份諸多避諱，也是對為官為人界限與價值的一種自發審定。

南宋鄭僑飽學多才，在乾道五年(1169年)為宋孝宗親擢殿試第一，授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鄭僑善理財，又肯為民請命，救荒之舉在鎮南、浙淮、建康等地頗見成效，為各地所效法。淳熙十六年(1189年)，鄭僑受命出使金國，受金人挑舋，欲引其從金國臣僚進表章的東上閣門入。鄭僑手持國書，風骨凜然，傲立不從。據《金史》相証：“宋顯謨閣學士鄭僑、廣州觀察使張時修等賀正旦。上大漸，宋正旦使遣還”。此事為鄭僑一生官跡之亮點，為朝堂江湖交相稱贊。嘉定八年(1215年)，鄭僑病逝，追贈太師、邠國公，賜謚忠惠。

明代鄭紀也是仙游歷史上一位重要經濟名臣，活躍於英宗、憲宗、孝宗三朝，病終后贈戶部尚書。他政績顯明、文行昭著，尤其在理財救荒上很有建樹。鄭紀曾提出《上清理財賦四事》，建議國家廣邊屯、征寺租、折逋負、清鈔貫以解決邊防不支、民力不堪的問題。他也特別關心民瘼，提出《備荒六事》，建議國家統一調度，以豐補歉，在中國荒政制度史上留下仙游人的筆墨。鄭紀曾在歸隱故裡20多年間興學勸耕、植樹造林、革除舊弊、滌蕩民風，倡建青龍、嵩溪、鹿鳴、步雲、登瀛等橋梁，為民眾所稱頌。

文星點點，武將也不遑多讓。

在《東坡全集》卷六十三中，可以找到一份《乞擢用林豫劄子》。蘇軾對林豫青睞有加，在元佑七年(1092年)的這份奏章中向朝廷推薦：“其人勇於立事，當有為國捐軀之意，試之盤錯之地，必顯利器。”紹聖四年(1097年)，北宋與西夏邊境兵凶戰危，西夏軍隊撤霸橋深入。林豫時任河北沿邊安撫使，興筑城柵，鞏固要防，抵御入侵。黃仲昭曾在《未軒文集》中贊其“備邊有策，臨民有惠”。

林豫“為國捐軀之意”，投射到跟隨他悉知邊事的兩個兒子身上。長子林師舜在靖康年間“以守職不肯避虜”，全家死難。次子林師益，是北宋末年一員名將。名儒楊時向宋徽宗力薦林師益“通曉軍政”，旋授京畿正將。宋人李俊甫的《莆陽比事》及周瑛、黃仲昭纂《重刊興化府志》有師益死國較詳細記載。林師益授京畿正將后，守御鄭州、原武，在“諸將皆遁”之勢下巍然不動。后林師益奉命孤軍倍道回援京師，在封丘率部大破所遇之敵后，受重兵重圍。他鼓勵部下“虜眾我寡，吾當以死報國”，遂力戰而死，以身許國。此外，林豫三子林師說也深通軍事，勇而有謀，南宋莆田大儒林光朝專為其撰《林兵部墓志銘》。

南宋名將陳吉老，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南宋紹興元年(1131年)，他在清流縣丞任上，組織民軍打退一萬多襲擾閩西的金兵。紹興初年在京東提刑任上，率部收復宿、毫、徐、海四州失地。他提出“練將率、廣儲積、修城堡、集民力、嚴策應”等五策，得宋高宗贊賞並提為延州安撫使。他痛恨秦檜，力持異議，最終遭受排擠而北伐壯志未酬，卒於任上。

崇文尚武之風，也讓仙游民間多生豪士。仁德裡(今龍華鎮)人魏昇少年習武，在清乾隆《仙游縣志》有傳，說他16歲時即有“一日射三虎”之驍勇，后跟隨名將沐有威學習兵法。魏昇招募訓練鄉勇組成的“魏家軍”，在明成化年間屢奮英勇，痛擊侵犯南日島、海門島等地的倭寇。魏昇在家鄉買谷平粜、固堤筑壩、義田助民，鄉民為祭祀他而建有壯烈祠。

論及仙游文脈中的歷史人物，蔡襄可能是千百年來最為耀眼的那朵星辰。1012年，蔡襄在楓亭一戶農家出生。他正直忠厚，政績卓然，文光射斗，是文學家、書法家、藏書家、建筑家、農學家、發明家、軍事專家、水利專家，也是廉吏楷模、賢臣示范。蔡襄甚至因斷案如神被宋仁宗夸贊：“君謨精吏事，京府無冤獄”，因在鄉裡普及醫學被朱熹贊曰：“此仁人之心也”。 在政治上，蔡襄是“慶歷新政”的堅決支持者，彈劾呂簡夷力薦范仲淹，還曾不畏權勢作《四賢一不肖》詩，盛贊范仲淹、歐陽修等四賢。在軍事上，蔡襄指出當時軍隊“處將乖宜，練軍不實，官名不正”的問題，並建言減少冗兵、整頓軍治、加強邊防。

更為世人傳頌的是蔡襄在民生上的貢獻。在福建路轉運使任上，蔡襄“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使民生得以恢復。嘉佑四年(1059年)，得賴蔡襄立石為粱、種蠣作礎的發明，“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的萬安橋建成。蔡襄欣然為之作記勒石，悉數建造者，唯獨不提自己的功業。為庇道路免行旅酷暑，蔡襄發動官員民眾自福、泉、漳於道旁植樹700余裡，閩人刻碑紀德，還有民謠“千古萬古搖清風”之頌。

那燦若星河的中國文化人物的品德、操行、才華、業績，仿佛都可以在蔡襄身上找到印証。他走過的地方，人們感激他、紀念他，他寫下的《荔枝譜》《茶錄》，建造的陂渠橋梁，倡導的民風民俗，也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遺存。

當仙游人文蔚起，仙游人物頻頻出現在中國歷史舞台上，他們的故事被載入歷史，也被民間傳頌。而他們身上閃耀的崇文重教、愛國愛民的精神，更以典范的樣貌成為仙游人歷代追崇的文化氣質。

華光疊彩的文化藝術

隨著那些仙游人的名字出現在中華文脈的星河，仙游文脈已非孤懸在外、靜安一隅，而是帶著特殊的文化精神，積極地參與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流變、發展、鼎盛的各個歷史時期。在先賢的開創與集體參與下，濃厚的文化積澱成就了文化藝術的噴薄，書法、繪畫、雕刻、戲曲、音樂等等各簇繁花也隨之綻放並延展開來。

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蔡襄自書詩》卷，在2013年被列為國家禁止出境文物。北宋皇佑二年(1050年)，蔡襄由福建轉運使赴任汴京修起居注，一路北行半年多，得五言與七言詩共11首，書於此卷，行楷略備，無不臻美。蔡襄的書法“科斗、篆、籀、正、隸、飛白、行、草、章草、顛草，靡不臻妙，而尤長於行。”在星光閃耀的宋代，他的作品被歐陽修譽為“獨步當世”。同為北宋書法四大家的蘇軾也給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的評價。南宋詩人陸游則將歐陽修的文章、蔡襄的書法、梅堯臣的詩歌，合譽為“三者鼎立，各自名家”。更為重要的是，蔡襄的書法上承唐代尚法派，下啟宋代尚意派，使得書法藝術更加人性化，是中國書法傳承和創新的重要一章。

書與畫，其具兩端，其功一體。登大雅之堂的，還有仙游畫家的佳作。在人民大會堂國賓廳，懸挂有《鬆青鶴白東方紅》《鬆鶴遐齡》兩件體法高古的巨幅畫作。朝日噴薄，蒼鬆偉岸，仙鶴雅逸，在國家重要的外事活動場所，向世界展現中華底蘊和大國氣派。這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根據度尾畫家李耕的畫稿，由他的高足張英運用福建傳統堆漆工藝制作完成的。李耕稚童早慧，刻苦好學，少年時因家貧在母親過世后隨父親賣畫為生。他白天砍柴，夜晚燃竹篾為燈，苦練畫藝，終成大器。李耕的畫“熔百家而不沉於一派”，為海內外人民所喜愛，《東坡笠屐圖》《秋雨歸帆》在1928年中法繪畫聯展上摘得桂冠，被徐悲鴻贊譽“有以奇拙勝者，首推李君耕，揮毫恣肆，可以追蹤癭瓢，其才則中原所無。”

同樣走出國門的，還有被吳昌碩稱為“人物第一家”的李霞的作品。在《福建省志·文化藝術志》中，李霞與李耕被同歸於“仙游畫派”。李霞的《十八羅漢渡江圖》和《函谷騎牛圖》，分別參加了1914年巴拿馬全球繪畫賽會、1923年紐約全球賽會，雙雙獲得優等獎章，讓世界人民感受到仙游繪畫的獨特魅力。抗戰期間，李霞筆下“工寫互參”的翎毛、山水、人物，多了熱血報國的壯懷激烈。1935年，李霞與閩侯人何遂在南京舉辦“李雲仙何敘甫兩先生國畫展覽會”，還特刊了一方“我非亡國奴”印章。何遂毀家紓難，賣掉自己所有的房產捐款給國家。李霞則委托南洋愛國會義賣了五十幅畫作。據李霞后人回憶，在戰事膠著之時，身患胃癌的李霞支撐病軀，堅持作畫支援抗戰，並在每幅畫上鈐印“國難當前，賣畫助餉”。

李耕畫作。(仙游縣博物館供圖)

在仙游，似乎藝術品與工藝品在藝術標准和運用范圍上的界限溝壑並不那麼深。仙游的藝術家願意為百姓生活增加色彩，百姓也日用不覺地體驗美學。林肇祺、李耕等大家的畫作就經常出現在民居和宮廟祠堂中。郭懷師徒的石雕作品則留在了仙游文廟、度尾南潮宮、鯉城東門石坊。木雕工藝是仙游民居的重要裝飾，並由民居的需求延展到藝術創作的領域，在今天發展成“仙作”產業，繼續澤被后人。

仙游人重視祖居，加上行走八方帶回多元的建筑理念，使仙游民居體現了自己的建筑語言。僑厝就是其中很有特色的建筑藝術作品，也是五洲四海游子在家鄉的根脈所系。

據普查，仙游縣由華僑出資建造的50年以上建筑現有81處，龍華鎮貂峰村遠峰厝就是其中一處。“遠峰”取意“遠離家鄉踄洋泗地展鴻圖，峰疊圖屏返裡庚投建家園”，該厝由印尼華僑吳嘉模於1958年動土並耗費十余年建成。遠峰厝燕尾飛檐、紅磚赫瓦的建構，以及厝內“麒麟送子”“漁樵耕讀”的裝飾元素，都是中國式的表達，而牆面貼磚則形狀多樣、繽紛炫彩，帶有南洋風格。

仙游建筑融入多元文化的例子可以追溯到更早。比如，形成於南宋，全國少有以“丁”字排列民居的蓋尾鎮前連村﹔形成於元代之前，莆田市唯一同時被列入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中國傳統村落的石蒼鄉濟川村等等。

同樣歷史悠久的文化藝術，還有緣起於唐五代、形成於宋，成熟於元、興盛於明清、煥新於現代，被稱為“南戲活化石”的莆仙戲。莆仙戲以中原地區“百戲”為源頭，廣泛吸收北曲南戲藝術元素，其中不少傳統劇目被學者稱為宋元“南戲遺珍”。老舍曾在觀看鯉聲劇團演出的《春草闖堂》后寫下：“可愛莆仙戲，風流世代傳。弦歌八百曲，珠玉五千篇。”到了19世紀，莆仙戲還頻繁走出福建，到我國的台灣地區和南洋各國演出。

莆仙戲劇照。(仙游縣委宣傳部供圖)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莆仙戲班藝人挺身而出，排演抗戰劇目。仙游成立了“抗日劇社”，陳嘯高、鄭田青等人一群愛國青年，在衣食無著的情況下四處公演巡演。據《莆田通史》統計，在抗戰8年間，劇社演出了獨幕劇50個、多幕劇19個、歌劇和啞劇各1個。

仙游縣鯉聲劇團曾九次進京獻演，1959年還走進了中南海懷仁堂，受到了周恩來、朱德、陳毅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親切接見。1960年，按照周總理指示，鯉聲劇團在赴長春電影制片廠拍攝了戲曲片莆仙戲《團圓之后》。

慎終追遠的文化習俗

獨特的文化生態與人文精神，反映在了仙游人特殊的習俗文化，最為重要的是家國情感的投射。贊美愛國的英雄、凝聚親近的族群、迎接遠歸的家人，融入了仙游人的骨血與信仰，而在表達形式上則體現了仙游人的歡喜與浪漫。

從中原遷移入閩入仙的人們，在新的落腳點保持著族群的結構，在仙游歷史特別是文化發展史上產生了影響，也受到了史家的積極關注。比如，《仙溪志》就以特殊的編撰體例來關注仙游的家族群體，別出心裁地處理《人物傳》的排列方式，將蔡襄家族等比較有影響力的群體人物集中敘述。

遠道而來的這些中原人士，經歷永嘉之亂山河破碎的痛楚，天然帶著家國的情懷。聚族而居的初期形態，使他們需要建立祠堂、修纂族譜以“敬宗收族”，更激發了強烈的家族觀念和對后輩培養的不遺余力。祠堂、祖廟、宮社建成，繪制畫像、供奉祖先，把崇拜的神祇或對當地有重要貢獻的先賢請入，成為“舉族集祠下，恪恭祀事”的場所。

對祖先的祭祀常在重要節慶，以及學子登科、大厝落成、新人成婚等重要喜事時，期間還常請來莆仙戲戲班演出。過去不少村鎮在祠堂附近搭設戲台，供全村老少一同觀看，各家其樂融融，成為鄉裡交流感情的載體。祭祀的貢品一般比較豐盛，大的祭祀活動常備有豬羊，但對普通家庭也有簡化的慣例。比如，以豬頭、豬肝、豬尾為“頭尾肝”，象征供奉了一頭整豬﹔貢品不用一整盤時，可用三個一組來代替。象征團圓的“紅團”、象征吉祥的橘子經常出現。也有一些與方言諧音的供果，比如仙游話叫做“地生”，寓意“添丁”的花生。祭祀結束，一家人擺上筵席，“饗祭余而歸”，一些貢品也常被送給幫忙的同鄉或者周邊的婦孺老幼。

以戲曲娛神，呈現的是村社人群的歡喜﹔以美食敬宗祭祖，享用的是遠方歸來的親人。仙游人還特別看重清明、冬至兩次掃墓，常常舉家返鄉。

仙游人把對家的感情擴展到對國家的感情，尤其明代倭寇帶來的劇痛，更使這種意識刻骨銘心、代代相傳。明嘉靖年間，倭寇屢犯興化，燒殺搶掠，帶來深重災難，包括眾多文人在內的莆田人民慘遭屠戮，文脈更是劫難空前、受創至深。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興化府城陷落。倭寇毀壞府學，殺進士19人、舉人53人、庠生350多人。創立“三一教”的林兆恩率門徒收殮遇難尸骸，竟達一萬六千多具。

倭寇直接進犯仙游，尤以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仙游之圍”最為慘烈。面對一萬余倭寇圍困，而城內僅有守軍二百多人的懸殊對比，知縣陳大有率仙游兵民拼死抵抗，智勇兼用牽抑敵軍，死守了50多天直到戚繼光援軍趕來大破倭寇，是為蕩除福建倭寇的重要之戰。

這段歷史除了在仙游留下“十八戰”“九陣尾”“五百洗”等地名，以及祭祀戚繼光的戚公祠，也在習俗上留下仙游人民與戚家軍保家衛國的文化遺痕。

最為特殊的是對仙游春節年俗的影響。仙游人除了在大年三十“做歲”，還要在正月初五“做大歲”，緣起就是倭寇大屠殺后退走，逃亡的百姓回到家中補過春節，並把初二作為“探亡日”，相約回避親友互訪。莆仙地區特有的“白額春聯”，即在紅紙之上露一白頭，就是為了紀念離世的親人。傳說初二日“探亡”以后，老人們擺宴席召集親人慶祝劫后余生。后來，仙游人選擇大年初三，為年齡逢“十”的老人們“做壽”，闔家歡慶也答謝鄉鄰與親朋。

線面制作。鄭金相 攝

仙游人在大年三十這天要吃線面(有些地方在初一早上)，並配以“長菜”，主要是菠菜，有時也用韭菜。一根線面據說長可達一公裡，因為莆仙話中“長面”與“長命”諧音，成為仙游年俗中最重要的食物，代表平安順利健康的祝福。跟興化米粉一樣，線面也是種速食食物，滾水中汆燙片刻就可食用，遠行的游子們常常會帶走這種家鄉的味道。

還有些特色美食，也跟抗倭的歷史有關。比如溫湯羊肉，仙游人更多叫做干燜羊肉，並把“燜”字發音為“咩”，十分有趣。相傳，仙游龍華鎮一戶宰羊人家剛殺好了一隻羊，突然聽到倭寇來了，趕緊藏在一大桶沸水裡，掩上鍋蓋蓋住稻草就匆忙逃難去了。等倭寇走后，把羊撈出切開，居然成了熟食，羊皮晶瑩，羊肉不膻，鮮美無比。還有仙游的小吃光餅，其實由來已久。但仙游人說，這是百姓送給戚家軍的軍糧，便於串起來挂在脖子上急行軍。他們就是這樣，把美味的食物，以文化的味道，與家國的記憶和英雄的故事聯系起來。

此外，一些在其他地區也有的儀式，在仙游被賦予保衛家國的意涵。比如在正月，很多村社結隊而游的板凳龍燈長達數裡，傳說是由當年村民為戚家軍助陣殺敵點燃火把而緣起，帶著悲壯與慷慨的文化氣息。

遠峰厝。林瑤 攝

關於燈的民俗，仙游最具特色、規模最大的要屬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楓亭游燈。楓亭游燈源於古代上元節迎神燈會，融合北宋汴京開封游燈踩街形態，意在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楓亭游燈不僅是燈藝的展示，更是聯結舞蹈、戲劇和雜技等多種元素的文化匯演。游燈伴以仙游古老的鼓吹樂“十音八樂”，三弦、八角琴、橫笛、檀板邊行邊奏，鼓、鈸、鏘協作同行。還有皂隸舞、棕轎舞穿插其間，扮相奇特、舞姿玄奇。途經民居紛紛點起火堆、燃放煙花，一時火樹銀花、魚龍游動、鄉情融融。

這段話頭，管中窺豹。那久遠的、多彩的、流動的仙游文脈，有待更多人去發現、去體會、去講述……

(福建省委統戰部 傅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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