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藝是人民的藝術，是民間性情之響，也是傳統社會中最深入人心的大眾文化樣式，沉澱著中國人生活經驗中默默印証著的情感、道德和倫理傳統，映照著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詩。

剛接觸曲藝時，有三點讓我印象深刻，同時也有些憂慮：第一，曲藝傳統特別豐富多樣，全國有近500個地方曲種，隨著方言的式微，目前發展逐漸趨向“低、小、散”。第二，曲藝特別接地氣，它來自民間勾欄瓦肆，帶著市井煙火卻不忘高台教化，但這種傳統社會的“生活氣”在網絡生態、數字媒體和娛樂工業的沖擊下正變得岌岌可危。第三，曲藝是“文藝輕騎兵”，創作快捷，演出便利，能夠在說說唱唱間迅速帶動情緒、生發興味，但同時，曲藝也發展出一種略帶油滑的“晚會體”，有時甚至淪落為大型展演的調味品。

曲藝是當代“國風”，從人間的最底層興發，直達人性和心靈的最深處。曲藝能否突破“晚會體”，探索自主自足的藝術創作路徑？曲藝能否承載時代精神，能否表現大主題、大敘事？大型曲藝音詩畫《伊莎白》的創作，是曲藝界同仁們的一次重要嘗試。

伊莎白·柯魯克1915年出生在成都，104歲獲中華人民共和國“友誼勛章”，2023年在北京去世。作為潛心西南彝藏地區社會研究的人類學家，作為投身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國際主義戰士，作為北京外國語大學的重要創建者，她的一生都選擇了中國。這位世紀老人108歲的人生，見証了中國社會從戰爭到和平、從苦難到解放的歷史，見証了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百年歷程。用她自己的話說——參與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類群體的史詩般的社會實驗”。對於曲藝人來說，這是一個過於復雜、過於陌生的題材。

成功的藝術作品必定始於良好的創作動機。這部“曲藝劇”的初心，就是通過伊莎白的世紀人生，探討中國革命的世界意義、反法西斯戰爭的人道價值，禮贊國際主義精神及其背后的同情、奉獻和愛。同時，我們也希望通過這個宏大且陌生的主題，讓曲藝嘗試著去表現大歷史，承載大敘事，抒發大浪漫。

我一直覺得，傳統曲藝表現重大題材，不是把“大事化小”，而是要“以小切口導出大脈絡，用小場景展開大格局”。伊莎白的故事裡，有中國社會的百年變遷，有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宏大圖景，也有一個女性的情感抉擇。我們抓住“我選擇了中國”這條主線，以“生在中國”“愛在中國”“心在中國”“留在中國”四幕結構，讓個人命運與時代洪流相互激蕩、小歷史和大歷史彼此映照，既彰顯了歷史的宏闊與厚重，又不失藝術的敏感、人性的復雜與溫度。

曲藝帶著中國民間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其生命力在於能夠不斷地與時俱進。在充分保存和發揮曲藝自身藝術特性的前提下，主創團隊做了許多新的嘗試，其要害之處，一言以蔽之，就是“時間的空間化，空間的能動化”。

首先，主題即結構。把伊莎白的故事搬上舞台，結構是第一道關。主創團隊決定打破常規的“編年史”敘事，從“出生100天”和“人生100歲”這生命的兩端相向推進——8歲、18歲、28歲的伊莎白，與98歲、88歲、78歲的自我“雙向奔赴”，在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門廣場匯合。故事持續演進，記憶不斷閃回，百歲老人與懵懂的新生命隔著漫長的世紀遙遙相望，相向而行，最終融合為一，個人生命的小歷史與一個民族的大歷史也合而為一。

在這個過程中，伊莎白一生中的無數次選擇被突顯出來。每次命運的抉擇都在面向前程的“未知”和回憶前塵的“已知”這對矛盾辯証之間，變得既充滿張力又理所當然。觀眾不是在看歷史、聽故事，而是在感受一個人，感受伊莎白的理智與情感、內心斗爭與命運抉擇，更真切地體味到她對正義的堅守、對和平的渴望、對事業的執著、對中國的熱愛。

其次，多曲種劇場。我們選取了伊莎白出生、工作、生活過的12個區域的地方曲種，包括四川清音、湖北大鼓、京韻大鼓、陝北說書、四川評書、四川揚琴、四川金錢板、長子鼓書、蘇州評彈、評話、快板、單弦等。這不是晚會式的曲藝連綴，而是高度結構化的主題形式。曲藝是說唱藝術，更是方言的藝術，南腔北調的地方曲種如何統一為多元一體的結構？這是個大難題，我覺得黃宏導演解決得非常好。其一，伊莎白是加拿大人，有英文道白很自然，面對純粹的外國語種，各路方言“求同存異”，變得不那麼沖突。第二，交響樂團烘托出宏大感人的場景氛圍，所有曲種在其中自然嵌合，突出而不突兀。第三，這些地方曲種與伊莎白的人生線索、命運抉擇和情感基調精准匹配，串聯起主人公從人類學家到共產主義戰士再到新中國教育工作者的成長軌跡。一百分鐘的演出豐富多樣、自然流動，層次分明又渾然統一。

再次，空間蒙太奇。舞台被劃分為五個功能區：演唱區、樂隊區、主持人串聯區、大屏影像區、紗幕投影區。五個區域交互疊加，制造出舞台的縱深感與豐富性，同時也形成交響應答的空間敘事結構。大量珍貴的歷史影像穿插其間，與演員們的現場表演彼此呼應、相互映射﹔影音多媒體等現代視覺元素充分融入，通過燈光與音效切換實現時空跳轉。中國電影樂團的加入，增強了音樂伴奏的表現力，為音詩畫現場營造出恢弘磅礡的氣勢，將風格殊異的曲藝說唱托舉、烘托起來，極大地拓展和強化了現場的視聽張力。

這一切，都改變了大家對傳統曲藝演出的慣常印象。《伊莎白》首演后，有觀眾說“通過這部作品重新認識了曲藝”。也有人說“看到了曲藝未來的無限潛能”。更有人說，“通過這樣一位國際友人的事跡，真正地將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熔鑄為同一個故事”。這正是我們希望看到的——用曲藝這一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讓更多人了解伊莎白這位國際主義者“用一生愛中國”的故事，以曲藝的自主創新禮贊和平與友誼，讓全人類的共同價值直抵人心。

作為人類學者，伊莎白切身經歷了一場人類史上偉大的社會變革，中國革命的經驗、中華民族的解放以及無數中國人命運的改變，使她意識到——人類學的對象除了人類，更有人民。伊莎白始終熱愛著中國的田野、中國的民間文化。她的次子柯馬凱在觀看了首演之后說：“用曲藝這種最接地氣的藝術形式講述我母親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個最恰當的選擇”。在謝幕舞台上，他情不自禁地重復了母親晚年的一句話——“感謝我的父母把我生在中國。”（作者系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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