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五六月份，中國傳媒大學各學院都會啟動一項工作——制定下一年級研究生基本文獻目錄。目錄經各培養單位制定審核后，成為下一屆研究生的“必讀書單”。與此同時，圖書館根據新目錄更新教參資源平台、補充館藏。

這項每年春夏之交的工作，2020年開啟，至今已持續六年。

今年2月，《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正式開始實施，其中明確“高等學校應當將閱讀作為重要的教育教學方式”。中國傳媒大學堅持六年的閱讀制度實踐，為觀察大學生閱讀推廣提供了一個樣本——從“搞活動”走向“建制度”。

“讀什麼”，有了“硬杠杠”

高校閱讀推廣的難點，從來不是“學生不讀書”這個籠統判斷，而是兩個更具體的問題：讀什麼？怎麼保証他讀了？

過去十年，高校的閱讀推廣主要集中在“活動型”服務上——讀書月、書評大賽、借閱排行。這些活動能營造氛圍，但很難形成穩定的閱讀行為。學生缺的不是意願，而是一條清晰的、可執行的閱讀路徑。

中國傳媒大學從源頭入手，解決“讀什麼”的問題。2020年，學校在研究生教育綜合改革中建立了基本文獻閱讀制度，組織各學科專家編撰基本文獻目錄。從2026年最新要求看，這套制度已相當精細：區分學術博士、學術碩士、專業博士、專業碩士四個層級，對文獻類型（基礎文獻/專業文獻、精讀/泛讀）、文獻性質（著作類/論文類/案例作品）做了明確分類。目錄由各培養單位的文獻遴選專家委員會制定——“讀什麼”有了制度層面的權威認定。

閱讀有了“硬約束”

有了書目，還得解決“怎麼保証讀了”的問題。

中國傳媒大學的做法是，將基本文獻考試設置為研究生進入學位論文階段前的必經環節——通過后方可進行選題報告。考試實行筆試和面試“雙通過”制，三次均未通過者終止培養。

閱讀的價值當然不依賴考試而存在。考試的意義不在於“逼迫”，而在於傳遞一個明確信號：閱讀是研究生培養的剛性要求，而非可有可無的“軟倡導”。當閱讀被納入培養方案、有了制度保障，它就從柔性倡導變成了有約束力的教育行為。

平台讓“方便讀”成為可能

書目解決“讀什麼”，考試解決“怎麼保証讀”，但還有一個基礎問題需要解決：怎麼讓學生方便地讀到？

中國傳媒大學的“教參資源平台”正是為此而建。這個平台由圖書館主導建設，與傳統的電子書庫有本質區別——它不是“等著讀者來找”，而是與教學直接綁定。平台對接研究生基本文獻目錄，學生登錄后，系統根據其專業代碼自動關聯所在學科的文獻數據。該讀什麼書、讀到什麼進度、哪些是精讀文獻、哪些是泛讀文獻，一目了然。平台提供電子全文在線閱讀，支持閱讀進度記錄、全文檢索、書簽與筆記標注。平台目前已完成數字化加工、編目、上傳8000余種教材、教參文獻。

從“到館借閱”到“隨時可及”，這不僅是技術升級，更是服務邏輯的轉變。在數字原生代學生眼中，資源“有沒有”固然重要，“好不好找”“能不能在線完成”同樣關鍵。平台的存在，讓“書單上有的，線上能找到”成為常態，消除了距離和時間的障礙。

圖書館的獨特角色

在這個體系中，圖書館的角色頗為特殊。

制度是學校定的，書目是學院定的，考試是研究生院管的。圖書館不做這些事。圖書館做的，是建設一個與教學深度綁定的數字平台，把那些被指定的文獻變成學生“隨時可及”的資源﹔是在每年暑假根據新目錄更新平台數據、補充館藏﹔是在考試前為學生提供文獻保障服務。

這或許正是“十五五”期間高校圖書館的一個可行方向：不一定要成為閱讀推廣的“活動策劃者”，但可以成為閱讀制度的“服務支撐者”。前者靠創意和熱情，后者靠資源建設能力和技術平台。當學校把閱讀納入了制度軌道，圖書館的職責就是讓這條軌道上的資源“不斷供”——書目更新，平台就更新﹔考試臨近，保障就跟上。

六年前剛開始做這件事時，有人以為又是一陣風。現在看來，它扎下根了。

《教育發展“十五五”規劃》提出“深入實施青少年學生讀書行動”，《全民閱讀促進條例》明確“高等學校應當將閱讀作為重要的教育教學方式”。兩份重要文件指向同一個方向：閱讀不能再停留在“倡導”層面，需要走進制度、走進課程、走進培養方案。

這份堅持六年的書單，以及圍繞它構建的一整套制度體系——書目編制、文獻考試、平台支撐——或許正是大學生閱讀推廣從“倡導”走向“制度”的一個具體注腳。（陳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