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蹭课地图”为什么会走红？(图)

本报记者 张小叶

　　10月底，一张特殊的地图在网络上引起了轰动。

　　这份地图以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为背景，共推荐了25门公共课，其中9门被标注在地图上。这些课涵盖了各个领域，从文史经典到哲学思辨，从科技文明到生命关怀，从艺术创作到审美体验……既有开了10多年的“老牌”课程，也有之前名不见经传的“小众”课程，每一门课都注有详尽的推荐理由，因而被称为“复旦蹭课地图”。争相转载此图的网友纷纷表示：“也想去复旦蹭一蹭课，重温一下校园时光。”

　　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复旦欢迎所有人来蹭课，并决心为教育资源的进一步公开做努力。“蹭课地图”的走红，正说明了社会对这种努力的需求。

　　真正价值在于课程本身

　　一门门课程，构成了实现大学价值的最基本单位。归根结底，智慧高于知识，正如课堂高于课本。

　　电子版“复旦蹭课地图”在微博上发布后的第二天，地图的制作者、《复旦研究生》报主编、复旦大学研二学生朱燕妮就从转载量和评论数上预感到了它会“火”。只是她没有想到，仅仅几天，这份地图就从学校流传了出去，走红程度甚于校内——不仅被各大媒体争相转载，连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拥有246万粉丝的“上海发布”也推荐了这份地图，鼓励大家“按图索骥去蹭课”。

　　接受记者采访时，“蹭课地图”已发布一周，依然余热悠长。朱燕妮称，自己已经接了无数个相关的电话——有来自媒体的采访，有来自同学的好课推荐，还有已经工作的本科同班同学，向她咨询“社会人士也能来蹭课吗？”

　　“蹭课地图”走红的原因是什么？在朱燕妮和她的研究生报同仁看来，这份制作精良的地图的真正价值，还是那些课程本身。归根结底，智慧高于知识，正如课堂高于课本。这一门门的课程，构成了实现大学价值的最基本单位。鼓励学生自由蹭课，就是鼓励他们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取知识。学生在教室间穿梭“赶场”，追逐适合自己的知识，这样的场景，成了“人文精神”的具象化体现。

　　“我们总说复旦有深厚的人文精神，你很难用一两句话去解释人文精神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于大学的每个角落。”朱燕妮说，“这是我们作为复旦老生，希望告知新生的第一件事，因为它关乎大学的本质。”

　　18年前，上海学者王晓明、陈思和、张汝伦、朱学勤等人就发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持续了两年，在全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浪潮中，这场“不合时宜”的讨论，虽然没有取得非常深刻的学术成果，但其展现的精神生态和人文关怀问题，在之后越来越体现出了价值。

　　如今，年轻的高校学生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将人文精神的火种传递下去。复旦大学新闻中心主任方明告诉记者：“在复旦，一门好课可能有超过500个听众，其中六成是旁听生，能够容纳数百人的大报告厅里坐得满满当当，过道上也站满了人。我们很欣慰有这样的现象，它是大学学术氛围的体现。”

　　正如选题的最初构想者、《复旦研究生》报的社长梁嘉颖所述：“一流的大学生，最好能在专业学习之外，有意识地拓展自己的视野。这与学校提倡的通识教育理念一脉相承。”

　　在同一期《复旦研究生》报的另一个版面上，3位教授从自身学科角度出发，阐述了这种“打通专业”的意义。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教授陈家华认为，一个拥有反思能力的学者，应该兼具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当一个科学工作者拥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时，他就具有了健全的内在品质，并能够站在一个高的立足点去看问题。”

　　“不功利”的蹭课者

　　蹭课是真正的出于兴趣、自愿，出于对知识和学术的热情，并体现出大学的基本特质——“知识殿堂”，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寻求真理的地方。

　　朱燕妮本科就读于上海另一所985高校。她坦言，在考研进入复旦大学之前从未蹭过一节课，但刚进研一，就有同学推荐她去蹭一门名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政治课：“授课老师叫陈果，可火了。我们都组队去听过她讲课。”

　　多少是冲着“人文精神”的名头而选择复旦大学的朱燕妮，在陈果老师的课上有了醍醐灌顶的感觉：“陈果老师说，孤独是一种圆融的高贵。那段时间，我总是挣扎于自己的处世方式，羡慕那些交际广的朋友，怀疑自己太过孤僻。听到这句话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明白这种处世方式并无不妥，于是就能够坦然前行。”

　　蹭课的风行，也源于复旦大学深厚的自由土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德峰在回顾自己的大学生涯时说：“1978年到1982年，我在复旦读本科时，所有的课都是定好的。但只要没课，我们就到各个院系去听课，中文、历史、物理、哲学……我都旁听过，虽然题目不会做，但我因此接触到了这些学科的精神。现在想来，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意识。”

　　20多年后，正是这些具有“通识教育意识”的教授的努力，推动了复旦大学课程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则如复旦大学教授方家驹所说：“为学生提供更多自由的空间，让学生活跃起来。”

　　“从上世纪90年代末起，复旦开始了课程改革。这10多年里，我们所做的，就是给学生提供尽可能丰富和优质的教学资源。比如要求每个教授都能给本科生开课，把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教授给学生。”方明说。

　　改革至今仍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可选课程越来越多，学校还开设了面向校内学生的第二专业和针对校外学生的跨校辅修项目。同时，随着“没有围墙的大学”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来自社会的旁听生出现在大学校园里。

　　“这样的改革，我们是很难看到回报的。因为我们没法像判断科研成果那样，用指标去衡量人才的质量，然后判断这一种培养模式优于那一种。但我们不会放弃探索和改革，因为这是一个学校的立校之本。”方明说。

　　在四年的大学生涯里，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刘彤的每个周六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半起床，带上课本，赶7点的班车，从松江大学城出发，坐一个小时车去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上课。

　　这种听课的形式被称为“跨校辅修”，完成40个学分的课程且考核通过后，可以获得复旦颁发的辅修证。辅修政策刚颁布时，报名者如云，因为“都想去听听复旦的课是怎样的”，最后学院只能通过选拔的方式，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跨校辅修。

　　然而，还不到半个学期，听课人数就减少了一半。4年后，像刘彤一样顺利拿到辅修证的只有寥寥数十人，放弃的原因五花八门，“有的人是偷懒了，大冬天想窝在寝室里睡觉。更多人则觉得没什么用。他们认为，毕竟就是一张辅修证，都不知道求职的时候别人认不认，有这个时间还不如去考几个证，CPA（注册会计师证）肯定比它有用。”

　　但刘彤却自有坚持的理由。这可能是因为一个老师，因为她发的课堂资料上总有许多“温馨提示”，罗列了讲课的重点。有一回她还说，有些同学渐渐地就不来上课了，她觉得很遗憾。也可能是因为一个来自海洋大学的同学，他非常珍惜跨校辅修的机会，每节课都踊跃提问，笔记满满当当，最后还因为成绩优异获得了奖学金。

　　结业时，这位同学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他说：“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些课的用处，但我依然从未动摇。因为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多年以后，书本里的一段话，老师的一句点拨，会成为我灵感的来源。正因为我从一开始就不想功利地面对这段经历，它才能成为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而“不功利”，也恰是蹭课者们的心声，“上课是一种本分，蹭课是一种境界”，蹭课是真正的出于兴趣、自愿，出于对知识和学术的热情，并体现出大学的基本特质——“知识殿堂”，一个学术共同体，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自由选课制度，体现了大学鼓励学生自行选择成才方式的态度，“我们相信选择本身是有意义的。”

　　相比“蹭课地图”在校外引起的轰动，在校学生的反应相对平静。“对我们来说，‘蹭课地图’并不是一件新鲜事。”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大四学生许冰清说，“学校每年开放几千门课供学生自由选择，大家自然会有自己的偏好和比较。每个学期，这类的课程推荐都会以各种形式出现。”

　　早在进大学之前，许冰清就开始了蹭课生涯。高三时，她带着学长学姐推荐的一张课表来到复旦校园：“当时跑去听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老师年轻、有激情，跟高中的政治课完全不是一回事。”

　　然而，她对大学校园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主义，却在进大学以后变得复杂起来：“原来对课程的选择并不仅仅意味着你想学什么，还意味着你能拿到怎样的成绩，而成绩又与大学之后的人生息息相关。”

　　更让当时大一的许冰清目瞪口呆的是，校园里还有一群“功利主义者”，大大方方地承认自己“就是在钻课程政策的空子”。

　　“同学们，我所要教导大家的选课方法，其实是一种投机的思路和对未知事物的判断能力。不错，选课就是一种投机思想——你选得上好课，就必然有别人选不上好课。你轻轻松松地拿A，就必然会有人累得半死还拿C和D。竞争有时候就是这样残酷，世界也因此变得精彩。”

　　这段话出自一篇在复旦学生中流传很广的网络日志《选课学导论》，作者是2008级保险系的茅人及。从大二起，他开始在自己的个人主页上连载一系列日志，“指导”新生们通过选择评分宽松、内容轻松的课程拿到高绩点。这一举动引起了许多争议——在许多学生看来，选择一些学术价值不高、对完善自己少有帮助的课程来获得高分，似乎太过功利。

　　如今，茅人及以全专业第三的绩点，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成功申请到这里来的中国学生，几乎每个都是成绩极好的‘学霸’。我深知自己资质有限，倘若当年错选了一门课，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茅人及告诉记者，他并不后悔这样度过大学四年，尽管自己承认“上了许多‘水’课，也逃过不感兴趣的课”。

　　“有很多同学来批评我啊，说我怎么能把大学读得那么功利。我很能理解这样的声音，但也不会放弃我的观点，这就是大学的多样性的体现。”茅人及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这个“功利”的学生的想法，却与复旦课程改革的推进者、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的观点不谋而合：“改革就是要打破制度上的弊病。学校不能做一个保姆，为学生安排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把精力放在给同学提供更多的机会上，让他们自己选择。因为我相信选择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这个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大学要给每个学生提供均等的机会，鼓励他们自行选择成才方式。”方明说。

　　正如有现实主义者，就有理想主义者，在校园的其它角落，也活跃着另一种人。对他们而言，课堂的价值除了传播知识之外，并没有那么多现实的附加。茅人及曾去听过一个蹭课者的讲座：“那年我们学校来了一个外校的旁听生，蹭了许多专业的课，听课时热情饱满。后来才知道，他是个‘职业游学者’。有个老师专门请他去谈谈自己，我还逃了自己的专业课跑去听了他的讲座。”

　　这类旁听生几乎成了复旦校园的常客。许多文史哲专业的学生，都记得一对总是提前半小时来旁听的父子，父亲庄亚伦推着儿子庄索远的轮椅进教室，先将书包放好，然后去搀扶儿子。庄索远扶着父亲的手臂，贴着桌边一拐一拐地挪到座位上，坐定后，拿出一本印有复旦校徽的笔记本，端端正正地放在课桌上。从2006年开始，时年21岁的庄索远就成了复旦大学的长期旁听生。

　　庄索远是个早产儿，无法离开轮椅生活。没去参加高考的他，为了“不使自己最好的年华白白虚耗”，萌生了到复旦旁听的念头。

　　庄索远清晰地记得，他蹭的第一门课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那是2006年9月4日的早晨，他和父亲提前40分钟就打车到了学校。当时，惴惴不安的父子俩最害怕的是进不了校门。此前，庄亚伦还曾通过同事辗转找到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傅德华老师，希望能够帮忙打一声招呼，以免“被挡在校门口”。

　　这样的担忧在走进校园后一扫而空——他们没有被挡在门外，樊树志教授进教室后看到了父子俩，上前打了个招呼。8点上课铃响，他们的旁听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对于许多老师而言，旁听生也给他们带来了惊喜。2008年，一个闲来喜欢翻看《红楼梦》的女孩史怡婷，在打听到复旦有一门名为《红楼梦与人生》的课程后，每周的那一天，都会从单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到复旦听课。每堂课上，她都是讨论最积极的，想法也常常让授课老师罗书华感到“惊叹”。

　　“我甚至很羡慕她，因为她那么小的年纪就对《红楼梦》那么熟悉，对内涵把握那么深刻。我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比她还差得远呢。”罗书华曾对学生说，“来上课的学生都是真正对《红楼梦》感兴趣的，正式学生和旁听生没什么区别。”

　　这段旁听经历也改变了史怡婷的人生轨迹，那时，已经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在银行工作了5年多的她，毅然辞职，并考取了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

　　像庄索远、史怡婷这样的旁听生，在许多一流高校并不少见，其中不乏生活落魄，贫无立锥之地，却满怀学术热情，数十年如一日的旁听者。在北大，“旁听出大师”的案例比比皆是，他们的存在，成了高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近年来，旁听生群体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认为，这涉及到大学教育资源应不应该对外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但方明觉得，包容旁听生，与大学提倡的人文精神一脉相承：“有人要学习，我们总是欢迎的。许多国外的高校都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对社会开放，这种分享的态度是很重要的。知识的传播不应该有排他性。”

(来源: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