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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岁的光芒---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2015年01月09日10:36    来源:解放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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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在央视《小崔说事》节目中侃侃而谈。

  周有光在央视《小崔说事》节目中侃侃而谈。

  注:本文转自2008年02月29日《解放日报》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

  50年来,汉语拼音为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进信息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回望汉语拼音50年,今天103岁的周有光,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吸引着许多媒体的关注。

  充满追述、总结还有畅想的关注,既使人们重温了5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来龙去脉,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位103岁老人的生命光芒。

  “26个字母搞了3年”

  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进入《解放周末》的专访视野,源自崔永元的推荐。

  周有光曾是《小崔说事》的嘉宾,那期节目名为《一生有光》。

  崔永元:周先生您给我们谈谈,这个汉语拼音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

  周有光:汉语拼音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因为汉字怎么读音它本身很难表示出来,我做了一个统计,三个汉字当中至少有一个字是不能表音的。我小的时候读书,一个字不认识就要问老师,查字典不行。

  崔永元:师傅带徒弟。

  周有光:因为字典上用反切方法来注音,要认两个字来注一个字,小孩子用不了,所以只好找老师,老师不在我就没有办法了。清朝时就提出来,要制订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可清朝没做成功。到了民国元年,就开会,开会以后制订了注音字母。注音字母是把古代的汉字简化了,作为符号来注音。这是中国三千年来第一套国家法定的字母。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呢就发现有问题,外国人要来学中文,你拿中国字来注中国字,外国人学起来就困难。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要研究制订一套新的东西,就是拼音字母。拼音字母的好处是,中国能用,到外国也能够用,全世界都是用这个标准,变成国际文化的桥梁了。

  崔永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吧。周先生,现在大家都叫您文字语言学家,其实您是可以成为金融学家的,您以前学的是金融,后悔吗?

  周有光:这个事情是有点偶然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是经济学的教授。可是业余呢,我一直对文字有兴趣。1955年,中央开了一个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去参加,我去了。会议开完了,我要赶紧回去,因为我要上课,我还接了别的事情。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下来,在新成立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工作,做语言文字的工作。我说不行,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领导讲什么呢,领导说现在这个工作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我就不好讲了。

  崔永元:就是没有内行,那个时候。

  周有光:这样子我就改行了,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崔永元:您愿意吗?

  周有光:我很满意。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就服从这样一个原则。需要我,那就很好。因为经济学教授上海多得很,字母学这一行的确是很少人,所以我就改行了。我就这样一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来了之后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开,我就规规矩矩自己学语言学和文字学。

  崔永元:据我了解,当时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各种方案有1400多个,最后确定了这个。那么这1400多个方案肯定是千奇百怪,都有什么样的?

  周有光:群众非常热心,听到我们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下子来了1800余封信,当中有800多个方案,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要研究许多不同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要给人家一个答案,要使人家满意。所以《汉语拼音方案》搞了3年才成功。

  人家笑我们,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搞了3年。当然普通人不了解,这个字母学是一门专门的东西,很复杂的。可是我们很高兴,花了3年工夫,能制订出来一个。这个方案提出要经过好多个关,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国务院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正式公布,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标准。

  “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

  年过百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央视屏幕上,神采奕奕,将往事清晰地呈现给观众。

  让人不由觉得,往事不老,老人不老。

  本报记者上个星期赴京拜见周有光老先生,是在北京一幢非常朴素的老式公房里。老先生刚用好晚餐,在他的小书房里安静地阅读。“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他说得自豪,笑得纯净,一扫岁月沧桑和命运起伏。

  周有光老先生戴上助听器,记者高声地提问,有时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老先生拿起放大镜,边看边念。不加停顿,回答就很顺畅地出来了。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您作为主要制订者,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方式吗?”

  “我出版了一本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里面收了我50篇文章。”周老先生一边说,一边弯腰从书桌旁拿出这本新出炉的书。“津梁,在这里是文化沟通中桥梁的意思,因为这是面对国内国外使用的一套注音方案。”

  这真正是一种津梁。一方面,汉语拼音为我国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海外学习汉语人数已达4000多万,汉语拼音成为海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方式。对于汉语拼音在今天有着如此生命力,周老先生是既高兴又意外,他说:“现在生活中到处有拼音,手机短信,电脑打字,我们的奥运会也要求用拼音拼写人名、地名……这么多用途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位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1906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读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出于爱好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精通多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不久,周有光改行语言学,调至北京。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过程中,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责编:王鹤瑾、许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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