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岁秦怡深情回忆

　　我这样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

　　1938年夏，我只身逃离家庭。当时16岁的我幼稚简单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不做亡国奴，去前线抗日。

　　当时的电影创作与戏剧演出构成了大后方文艺领域的一道风景。两者平行而又交叉，许多文化人既是电影创作的主力又是戏剧运动的中坚力量。抗战初期，戏剧活动集中于上海和武汉，武汉失陷后各方文化界人士涌向了重庆。我一路跟着大家走，从上海到了武汉，又从武汉转到了重庆。在重庆，我接触到中国电影制片厂的两位导演——应云卫和史东山，以及更多的文艺家，他们是我从事艺术的启蒙老师。

　　史东山早在1932年与蔡楚生等合作拍摄了《共赴国难》。1938年他拍摄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战后推出的第一部表现抗战题材的电影，和后来的《好丈夫》《胜利进行曲》《还我故乡》等影片被称为“抗战四部曲”。抗战胜利后，他受周恩来委托，在上海和阳翰笙、蔡楚生、郑君里等组织联华影艺社，成为抗战后进步电影的新阵地。他编导的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被誉为“为战后中国电影艺术奠下了基石”。应云卫早在1930年8月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他导演的《八百壮士》上映后轰动武汉，成为场面宏大、悲壮激烈的抗战电影的代表。1940年，他赶赴内蒙古草原外景地，导演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蒙汉团结抗日的影片《塞上风云》。两位导演的言传身教至今令我难忘。

　　在重庆，国民党政府对电影拍摄控制得很严。1942年初香港沦陷后，原先从香港进来的电影器材供应出现断档，大后方的电影活动几乎陷于停顿，戏剧便成为我们电影人的战场。

　　在日军飞机整日轰炸的情况下，应云卫、陈白尘曾带领我们十几个青年，住在南岸黄角桠一间破木板房里。我们既是编、导、演，又是炊事员、采购员，还要兼管化妆、服装、道具。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于1941年11月底在重庆演出。

　　有一年过年时，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同桌的几人中有一位是周恩来同志。吃饭时，周恩来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在做实习演员，有时还在合唱团里唱歌，就在那里混混。”他就问：“你唱什么歌？”我还很理直气壮：“当然是抗战歌曲了。”他就说：“你做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你想想看，千千万万的人都在你们这个歌声鼓舞下，走上了前线，浴血奋战取得了胜利。”这件事情教育我，即使一个最普通的角色，在抗战中也有自己的价值。

　　在党和许多同志的支持下，我们演出了一部又一部戏：陈白尘编剧的《大地回春》《愁城记》、老舍编剧的《面子问题》、阳翰笙编剧的《天国春秋》、郭沫若编剧的《棠棣之花》《屈原》、石凌鹤编剧的《战斗的女性》，还有外国的《茶花女》《钦差大臣》等等。就这样，我从一个不想当演员的人，爱上了这个事业， 成为文艺抗战的一员。

　　（本报记者任姗姗采访整理）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15年08月28日 2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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