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贤的妻 最才的女”

钱钟书杨绛在牛津。（资料图）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钟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钟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

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钟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钟书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938年在回国的轮船上。（资料图）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从此，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在上海沦陷期间，他们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有时一别妻女就是很长时间。有一次，钱钟书刚回到妻女身边，女儿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把行李放在自己妈妈床边，就提醒道，“这是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在那边。”说着用小手指着奶奶的床的方向。钱钟书尴尬道：“怎么？到底是你认识你妈妈早还是我认识早？”女儿毫不迟疑地道：“当然是我早，我一生出来就认识我妈妈，你是后来才认识的。”钱钟书回家的任务是带女儿玩，而杨绛则包揽了一切杂活。

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如果说专家们总是把人生的主要时间花在专业上，那么杨绛的专业应该是守望家园的园丁，而且无怨无悔。

杨绛开始初露写作才华是在清华，1934年，出国留学前夕，为了赶时间，老师朱自清同意杨绛用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代替大考，结果这篇小说被朱先生投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杨绛第一篇创作并公开发表的小说，还被林徽因编入《大公报丛刊小说选》。在上海“孤岛”时期，为了分担家庭的经济重负，杨绛一方面辞退保姆，甘当“灶下婢”，另一方面给阔小姐做家庭教师，还做了一段时期上海振华女校的校长，这时期杨绛也开始致力于创作，通过写作剧本来补贴家用。

中戏重排杨绛四幕喜剧《称心如意》剧组。（资料图）

1942年冬，陈麟瑞、李健吾两位戏剧专家在聚餐时建议杨绛写写剧本。杨绛写出了《称心如意》，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一炮打响。1943至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一时盛况空前，以至于1946年2月《围城》在郑振铎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后，人们问：“钱钟书是谁？”有人答：“杨绛的丈夫。”《称心如意》得到剧作家李健吾高度评价，被誉为世纪著名剧作家丁西林之后中国现代文学中喜剧的第二个里程碑。1945年，夏衍看了杨绛的剧作，顿觉耳目一新，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绛！”

1949年5月，钱钟书夫妇入职清华大学，按清华的旧规，夫妻不能同时在本校任正教授，杨绛只能做兼职教授。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8年，47岁的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语，翻译西班牙的不朽名著《堂吉诃德》。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在20世纪50年代，著名美学家、翻译家朱光潜在回答学生提问时说，中国的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杨绛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钱钟书夫妇摄于1962年（资料图）

1994年，在杨绛的力促下，钱钟书编定了自己的《槐聚诗存》，杨绛把全书抄完后，钱钟书拉起妻子的手说：“你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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