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到来的新年贺岁档的白炽化竞争当中，一部以“打工诗人”为主题的纪录片电影《我的诗篇》似乎已经可以预见它被淹没的命运。无论是“打工者”“诗歌”，还是“纪录片”，这些关键词在商业化的电影市场里，都代表了冷门和边缘。尽管《我的诗篇》的片方在发行方面竭尽全力，在全国200多座城市以众筹的方式放映了1000场，并最终在1月13日走进院线和普通观众见面，但0.1%的排片率，寥寥的话题度，仍然表明市场不可逆的现状。

　　这不是《我的诗篇》团队第一次对于获取更大关注度的努力。2015年5月23日，同名的工人诗歌朗诵会在天津大剧院的小剧场上演，还是那些打工者诗人们，爆破工陈年喜、炼钢厂工人田力、铁路工人魏国松、农闲时的锅炉工白庆国……彼时，剧场里空荡荡只坐了三分之一的观众，其中大部分是媒体记者。

　　细读这些诗歌，惊艳感十足。其中展现出来的机器世界的坚硬、冰冷、轰鸣，幽闭空间里的苦闷酸楚，流水线上的重复、单调、枯燥，以及个人的渺小、面目模糊，都充满着诗意。比如已故诗人许立志的那首《流水线上的兵马俑》，“……这些不分昼夜的打工者/穿戴好/静电衣/静电帽/静电鞋/静电手套/静电环/整装待发/静候军令/只一响铃功夫/悉数回到秦朝”，几乎可以引起当代都市每个普通工作者的共鸣。

　　诗虽好，但围绕这些诗篇所做的宣传努力却总是难见成效。在由影片《我的诗篇》所引发的讨论当中，有的关注当代诗歌的创作与审美现状，有的聚焦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有的议论艺术电影的发展路径，话题的游移，使得本就稀缺的注意力被再度稀释。

　　在与电影配套的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中，有着这样的介绍：工人诗歌具有为劳动者立言的意义、历史证词的价值、启蒙的意义和文学价值。当一首首“我的诗篇”汇总成编，整体既构成一部以工人视角书写的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的社会史诗，同时亦可视为中国工人的生活史诗与精神史诗。

　　实际上，这一系列宏大叙事的词语，恐怕既不是“诗歌”可以承载的，甚至也不是“工人”可以承载的。诗歌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在它被整体打包拿来作为现象讨论之前，它首先是作者与自己命运际会和对话的方式。它也不会因为“打工者”身份的加持，拔高升华或者异化。在人们对《我的诗篇》进行陌生化审美，啧啧称奇、试图换来更大关注度的同时，它离那些在繁重劳作间隙仍然保有一点诗意的打工诗人们的内心，反而越来越远了。

　　或许《我的诗篇》这类电影以及《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这种诗集，本就不该在贺岁档这般热闹喧嚣的市场中去寻找安身之所。这些普通人心中的话语，叩打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心灵，但对诗的由衷应和却并非人人可及。傅雷说：“只有真正纯洁的心灵才能保证艺术的纯洁。”希望在所有的热闹之后，更多的人有时间和心情去读诗。（曹华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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