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斋宫正在举办“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与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弘治、正德瓷器对比展”，本意是将景德镇出土的御窑瓷器落选品，与故宫收藏的正品进行对比展示，为观众提供一个了解欣赏明代标准器的机会。

但这个展览其实还有一个“看点”，那就是为什么会在明代正德年间，出现那么多带有阿拉伯、波斯文饰的器物？

故宫瓷器算起来有35万多件，平常我们在故宫陶瓷馆看到的不过一星半点，这次展览中，既有我们在陶瓷馆的旧相识，也有从未见过的故宫珍藏。从这些出自御窑的瓷器中，能够看到弘治、正德两朝皇帝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特别是明武宗正德皇帝的宗教趣味。

1、朱厚照其人

有人说，明代16位皇帝个个性格鲜明，有着让史学家和文学家同时热爱的素材，明代各朝也因皇帝的鲜明个性而有不同的气象。

正德皇帝是什么个性？总体而言，是毁大于誉。明武宗朱厚照接位于“弘治中兴”之后，是明朝第九个皇上孝宗朱佑樘的儿子，相对于朱佑樘治理下出现的短暂而辉煌的“治世”，正德皇帝向来被称为“败家儿”。朱厚照（1506—1521），14岁登基，31岁身亡，一生之中“玩”字贯穿始终。他喜欢动物，热爱表演，经常四处旅游，迷恋军旅生涯，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在位16年，是明代近300年历史中最能闹腾的一位皇帝。

我觉得，身为皇帝，朱厚照不应被打低分。史料记载，朱厚照处事刚毅果断，弹指挥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乱，应州大败小王子，既可征战沙场，披坚持锐；又可乘马巡边，顶风冒雪，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伎，个性有时激烈，有时平和，浑不似一代帝王。

难得的是，他还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学藏传佛教，习佛家经典，通佛学，会梵文，喜好宗教灵异，怪力乱神，终日与来自西域、回族、蒙古、乌斯藏（西藏）、朝鲜的法师、番僧相伴。这些爱好，对御窑的影响极大。朱厚照对各种宗教都有研究，尤其推崇伊斯兰教。

“一教玄玄诸教迷，其中奥妙少人知，佛是人修人是佛，不尊真主却尊谁？”朱厚照亲自写了许多赞美伊斯兰教的诗，辑成《御制尊真主事诗》。“尊奉真主”的朱厚照甚至给自己起了一个阿拉伯文名字，叫作妙吉敖兰（mejid-Allah），意思是“安拉的荣耀”。

说起明朝皇室与伊斯兰教的渊源，要追溯到开国皇帝朱元璋，民间流传着“十回保一朱”和“十大回回保明朝”的故事。学界的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本身就是回族。

正德年间，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哈塔伊曾经游历中国，回国后他于1516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作为礼物献给土耳其素丹赛利姆一世。这本《中国纪行》，是继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后，又一本全面介绍中国的文献。

这本书中，记录了明朝皇帝到清真寺礼拜的情形，讲到了中国皇帝在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4座清真寺；朱厚照曾梦见先知穆罕默德,信仰了伊斯兰教。书中写道，“景泰皇帝对于伊斯兰教很友好，还有一些皇帝‘秘密信仰伊斯兰教’。”有人推测，这个“秘密信徒”正是正德皇帝。

正德皇帝是否“秘密信徒”不好说，我感到，明武宗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暧昧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都不允许信徒同时皈依两种教派，而当时的教派领袖无一不想拉拢正德皇帝，这使他游走于两大教派之间，时而虔诚时而叛逆，中间甚至有一段时间对道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一些学者认为以武宗的性格，对宗教的热衷，甚至可能只是他身为叛逆青年游戏人生的一种方式。

2、正德的青花

青花瓷的出现是中国瓷器生产传统的重大转变, 白地蓝花和釉下彩装饰技术与中国瓷器传统的单色调及刻画装饰差别很大。虽然元青花瓷已经能够批量生产, 但明代才将青花瓷确定为宫廷用瓷, 并指定景德镇御窑厂专门烧造。明青花瓷的造型、种类和纹饰一开始就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 带有阿拉伯文或波斯文装饰的“ 回回瓷器” ,从洪武到正德时期不断出现, 应该有精神或宗教层面的推动因素。

正德朝是明代景德镇御窑瓷器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点。这个转折，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青花瓷器，已成正德朝御窑瓷器中的大宗产品，所用青料有所改变。二是在器型上，逐渐摆脱了成化、弘治朝御窑瓷器胎体轻薄、造型较少、装饰疏朗等特点，而变得器物胎体趋于厚重、造型逐渐增多、装饰偏向繁缛等。

我们知道，宋代以来的丝绸之路上，商人从伊斯兰地区的心脏地带，将钴蓝色料运到中国，这就是著名的“苏麻离青”。元代末期的工匠开始用它绘饰瓷器，这让中国境内与国际市场，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变革。元末明初，中国与西南亚纹饰传统开始发生前所未有的接触，中式的流动空间与西南亚的几何式布局由此相遇、彼此学习。青花瓷艺术在明代完全发展成熟，也在同一时期成为出口贸易瓷的大宗，在海外开疆拓土，影响深远，重塑了从菲律宾到葡萄牙原本的制陶传统。

新瓷器风格的创造与成功，表明了中国与西亚长距离的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时代，人类已知的“寰宇”结合成一个世界性的体系。这是世界设计史也是文化史上惊天大事件，许多专家都有阐述“瓷器在造型和纹饰上, 受到西亚地区文化的影响”，其中明永宣青花以其异域风格的造型、浓重明艳的呈色、超凡脱俗的纹饰，被后人赞誉为“发旷古之未有，开一代之奇葩”。中国陶匠为伊斯兰客户制作青花瓷，西南亚陶匠仿制中国的青花瓷。两大文化传统万里相逢，彼此激荡，到了正德年间水乳交融。中国文化传统与西亚文化传统交融下日益圆熟的工匠技艺，足以承载朱厚照们的伊斯兰情结。

正德御窑青花瓷器在造型上，比成化、弘治朝御窑青花瓷器丰富得多，因社会需求烧造的书房、客厅用器和寺庙供用的瓷器明显增多。有烛台、笔架、插屏，也有绣墩、渣斗、叠盒，一改成化弘治御窑瓷器的小巧俊秀，大件器物开始增多，瓷器上的图案以龙、缠枝花卉、阿拉伯文、波斯文为主。正德朝御窑瓷器上独有的文化符号，成为学者热衷讨论的学术课题。

3 安拉的荣耀

上面我们说到，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装饰中出现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书写。

其实，以这两种文字做装饰，在瓷器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字数极少。明代瓷器以阿拉伯文、波斯文为饰始见于永乐青花, 以后宣德天顺成化正德历朝均有此类传世品。但直到正德时期，才将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安拉和贵圣穆罕默德的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

这反应了当时伊斯兰教的社会影响, 当然也与明武宗朱厚照尊崇“清真”习俗有关。伊斯兰教徒绝对禁食猪肉, 武宗竟以颁令禁止养猪, 见于文献记载的诸如: 九月, 上次保定( 河北省清苑县) 禁民间养猪, 著为令(明书·武宗本纪) 上巡幸所至, 禁民间畜猪, 远近屠杀殆尽, 田家有产者, 悉投诸水。” ( 《明实录武宗实录》)

这类青花瓷器造型不同于明永宣时期仿伊斯兰造型瓷器，具有典型的中原器物风格。瓷器上大多书写“大明正德年制”官窑年款，属官窑器物。而永宣时期御器厂生产的饰有伊斯兰纹样的器物，虽为官窑生产，但器物上均无本朝年款。

不容错过的红彩书阿拉伯文瓷盘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正德时期饰有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瓷器有20余件。其中以红彩书写阿拉伯文的瓷盘仅此一件，已知流散到国外的有相类似的一件。这样的绝品，这次展览中大家可不要错过了。

这个磁盘十分素净。盘内以三周双线圆圈简单装饰, 第二层圈内四个以阿拉伯文书写的字句, 释为：“清高尊大的真主说”, 盘心所书三行阿拉伯文是《古兰经》第十七章二十九节下半段的经语, 释为“你不要把手完全伸开, 以免你变成悔恨的受责备者”。

“不要把手完全伸开”的另一释义为“不要铺张” 。盘的外壁同样以双线圆圈为饰, 盘壁的四段阿拉伯文书写的字句连续起来释意为:“清高尊大的真主说, 谁做了尘埃大的好事,( 或者) 谁做了尘埃大的坏事, 他(真主)都会看到, 这就是行好的人的报答”。这是劝人行好事, 宜扬“善有善报”。

值得一看的阿拉伯文烛台：

这件烛台是正德御窑的创新器形，既美观又实用。烛台由4部分组成：最上端为蜡烛插口，外壁绘如意云头纹；其下为烛台细长支柱，中部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再下为承托圆盘，也绘如意云头纹；最下端为喇叭形台座，也绘圆形开光，开光内书写阿拉伯文，开光上下分别绘勾莲花枝纹及菱形纹。青花纹饰体现传统文化的对称。这件烛台上的阿拉伯文与传统纹饰，表现阿拉伯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融。这是正德皇帝的喜好在御窑瓷器上的体现。

“精美工艺在信仰中生辉”

这是明正德青花圆盖盒，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盒外饰有8个圆形开光，内书阿拉伯文字，汉译为“实属美品，它的精美工艺在信仰中生辉”。器底书“大明正德年制”。 明正德瓷器上的阿拉伯、波斯文字多被书写在菱形或正方形或者圆形开光体构图内部，以使所书写的伊斯兰教教义醒目突出。

4、鲜明的伊斯兰元素

明朝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繁荣时期，也是回族在我国最终形成的时期。明政府对伊斯兰文化的积极态度，郑和下西洋与伊斯兰世界的广泛联系，使得双方文化交流和融合达到了空前盛况。从这个角度看，明瓷中伊斯兰因素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自唐至明数百年间中国与伊斯兰世界文化交流的结晶。

英国著名古陶瓷学者哈里·加纳(Harry Garner)指出:“中国陶瓷史表明, 在特定时期里处于支配地位的宗教能对瓷器生产施加影响。”有专家研究，明瓷仿伊斯兰金属器、陶器、玻璃器等至少有18种特别的典型器，而在图案审美中的借鉴也很突出。青花瓷代表了明代瓷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白地蓝花的装饰效果寓意纯洁、高尚、凝重, 非常适合穆斯林的审美需求。

西南亚的图案取向强调对称，数学化结构空间，直线纹样，以及一丝不苟精细地丰富美化装饰面。从展出的正德瓷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伊斯兰装饰元素，方形、菱形、重叠交错的圆形。西南亚艺术喜欢使用植物元素，因为《古兰经》中有极突出的乐园意象，绿意葱茏，花园喷泉花卉图案在伊斯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艺术本来鲜见纯粹几何设计，讲究气韵流动的中国古代美学，遵从素色背景的审美趣味，但在拥抱青花之后，这一时期的中国瓷器，有了很大变化。

还记得2017年国庆，在陕西周原的考古探访边，北京大学考古系孙庆伟教授讲述了苏秉琦先生“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理论，让我印象深刻。我想不仅在考古学中，历史学科又何尝不需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这样我们看到的才不是孤立的、没有生气的、僵硬的物件，而是带着那个时代温度和气氛的“生命”。

正德朝御窑瓷器自问世以来，已经过大约500年风雨的洗礼。从这些阿拉伯波斯纹饰中，从这些造型俊秀、蕴藏深厚、装饰文雅的瓷中佳品中，愿各位能“透物见人”，看到朱厚照们隐藏在历史暗处的生命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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